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主席。但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便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便是人们尊称他为“毛主席”的由来。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担任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届主席职务的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核心区域在于中央苏区，这实质上就是革命的中心基地。它涵盖了赣南、闽西两大红军根据地，以及广东北部的几个县区，总面积广阔，达到了8.4万平方公里，居住着超过450万的民众。谈及中央苏区的创建，毛泽东主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7年9月，毛泽东发起并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结束后，他前往井冈山，在那里组织起一支队伍，创建了红军第四军。随后，他们继续向赣南推进，共同占领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失败后，赣南和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了连接，合并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红色区域。

此外，当时国内已存在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但这些根据地均实行自治管理，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领导机构。因此，中央决定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将国家首都定在江西瑞金。

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着手筹划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关事宜。进入2月，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一位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即毛泽东。选定人选后，相关名单随即提交至共产国际以待审核批准。

然而，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非显赫，仅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其前尚有众多领导。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并未受到广泛欢迎，反而时常遭遇排挤。

1931年11月1日，在赣南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毛泽东受到了批评。他主张不应刻板地遵循书本知识，这一观点却导致他被人指责为“只关注眼前的小事”，甚至被扣上了更大的帽子，说他“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的原则”，认为他的方法是“农民传统的老办法”。

土地改革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策略，其核心是“多者贡献部分，少者获得补助，肥沃土地分配给贫瘠地区”。然而，这一提议却导致被错误地标记为“倾向富农”的路线。这一结果，使得地主和富农与我们的红色政权产生了隔阂。

谈及军事策略，毛泽东对游击战术尤为赞赏，通过这一策略，我们成功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方面却给游击战术贴上了“游击主义”的标签，认为其不够有效，并且未给予阵地战与城市巷战足够的重视。

总之，王明与博古等人，总是设法削弱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以减小他的影响力。

举例来说，在党内事务中，1931年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与会者选举产生了9名政治局委员，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未位列其中。他仅被选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一员。

举例来说，1931年11月期间，在军队内部存在一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此时，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朱德，而他的副手则是王稼祥与彭德怀。至于毛泽东，那时他只是委员会十五名成员中的一员，并未掌握军事指挥的实权。

然而，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毛主席以实际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众人都能清楚看到的。从红军队伍的初步建立到不断壮大，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巩固，每一步都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与汗水，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些成就与毛主席的付出和努力息息相关。

因此，即便王明内心对毛主席有所不满，他也必须权衡毛主席所拥有的崇高声望。

王明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一定认知。他们心中盘算，若推选毛主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却赋予虚职，此举既能给予毛主席合适的地位，又使支持他的同志难以提出异议。同时，他们认为这样做风险可控，可谓权衡利弊的考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虽名义上显赫，但实则毛主席在当时的话语影响力颇为有限。无论是在党内体系还是军事领域，他并未拥有广泛的话语主导权。

显然，毛泽东主席历来对那些职位称号并不热衷。既然不让我主管党和军队的具体事务，那我就专心致志地把政府的工作做好，这样反而能让我更直接地掌握民众的真实状况，切实地为他们谋福利。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土地改革方面，成果显著，为后续党的土地改革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