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北大历任校长名单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许景澄。北大是作为“独立人格”立于早期中国教育史上的，而他们的第二任校长许景澄（任期1898-1900年），算得上是为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也是唯一一位北大校长。

对于他的死，时人评价为：许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谏而致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谁为为之，以至于此？

许景澄为何而死？直接原因是直言敢谏。

话说庚子（1900年）之前，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矛盾的积累，加上慈禧的小心思，默许并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大清上下仇外排外的声浪达到了顶峰。

在军机大臣刚毅、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进言下，慈禧深以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遂决议允许拳民进京，借助他们来“扶清灭洋”。此举也致京畿教堂、教民安全受到威胁，列强边表示抗议，边谋划出兵代为剿平。

5月20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和问题。时任吏部左侍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兼管理事务（即管学大臣）的许景澄力陈“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但是在会议上，刚毅、载漪等主战派占据上风，刚毅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大得慈禧欢心。

有朝廷支持，团民得以在京畿暴走，沿途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23日，更得慈禧授意，与清军一同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与此同时，公使团会议也决定以保护使馆名义调兵入北京。

许景澄大为震惊，他与太常寺卿袁昶联名，连上《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弥巨患疏》《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和《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严办疏》三疏，指出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的做法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取。这样会激怒列强，“以一国敌各国，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

能有这般认识，许景澄的国际视野在群臣中可称翘楚。因他曾出使欧洲，又出任过驻比利时公使。也曾驻留俄国，与俄政府为帕米尔问题进行过长期交涉。

早年的许景澄怀揣外交救国的理想，也曾做出过实绩。中日甲午战后，许景澄利用列强矛盾从中斡旋，使得俄、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即著名的“三国还辽”。 长期从事外交的经历，让许景澄对世界有着更清醒的了解，并强烈地意识到，大清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必须要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如何与各国友好相处，而非盲目的排外。

“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许景澄恳求慈禧不要在狂热派的怂恿下做出如此极端行为，但遭太后怒斥。

盲目排外，置国际法于不顾，是为疯狂。许景澄清楚此举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亦深知事件起因为何，为此继续奔走呼号，为外国使馆提供保护，令使馆人员生命得到保障。同时驱散作乱拳民，诛纵匪祸首，以此来退洋兵。否则，国家将走向浩劫。

其他大臣并不是没人清楚后果，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极少。晚年慈禧刚愎自用，但凡敢于违逆其意志的臣僚，不管亲疏远近都不会有好下场。出于保命的心理，满朝文武纵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向当权者示警。

沉浮宦海多年的许景澄自然很清楚这一点。慈禧恨列强是出于私心，她恨列强批评她软禁光绪，并且不愿支持她另立新帝。故此刚毅、载漪等人的意见才能入她法眼。以大义对抗太后的私心，许景澄已知必死无疑，他对身边人言道：“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他深深为国家前途担忧，“数日之内，鬓发尽白”。

果不出许景澄所料，慈禧既决心开战，便容不得别的声音。主战派更是将许景澄与袁昶等主和派斥为“卖国贼”，慈禧亦愿杀鸡儆猴，彻底解除掣肘，随即发布懿旨：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行正法，以昭炯戒。”

七月初四，许景澄与袁昶同时被杀于北京。在他们被押赴刑场路上，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团民和无知的民众。他们大都欢呼雀跃，为卖国贼被处死而欢呼，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大祸。

许景澄倒是坦然，他早已料到今日之结局。之前就把京师大学堂存在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银子经费的折子交给同僚，再三叮嘱保存，以防洋人日后赖账。除此以外，他对家人留下“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的遗言，便安然赴刑。

许、袁二人被处斩后，无人敢去收尸，还是兵部尚书徐用仪出面才得以收葬。未曾想，仅仅两周之后，与许景澄、袁昶持相同政见的徐用仪、立山、联元也被斩于菜市口。此五人，即是后人所称 “庚子被祸五大臣”。

五大臣既死，战事也如他们所料愈加糜烂。仅过月余，京城大部已被联军占领。慈禧不得不带着亲贵仓皇逃离，留下李鸿章全权负责与列强议和。

可是时至今日的议和，与许景澄在世时建议的议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辛丑条约》就是在这般情况下达成。

许景澄学生陆徵祥曾如此回忆老师：

许先生教我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之责，从旁观察欧洲那些最出色官员的言行举止，为自己制订生活和行动的方案。告诉我注意观察，保持沉默，当时机来临，再行变革。

显而易见，晚清已遁入全面的黑暗，时机并未来临。落后不一定挨打，愚昧自大才会挨打。面对愚昧的当权者，许景澄大可如他人一样选择沉默。但是他选择犯颜直谏，以生命打破这沉默。

许景澄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只有两年，他也许没有来得及为这所后来更名为北大的国家最高学府做出更多具体贡献。但他的求真精神与独立人格，却与北大精神不谋而合。

正如曾在北大授课的陈寅恪所言：“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

许景澄死后19年，时任北大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对于北大精神进行了经典解释：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传弟子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身份在北大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北大之精神》，进一步阐述了北大精神：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至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若无自由之思想，也就不存在独立之人格。许景澄正是坚持思想与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位北大人和唯一的北大校长。

可悲又可叹的是，庚子之后，按《辛丑条约》第二款，列出为被诛杀的五大臣平反，以及将十余名当初的主战大臣列为首祸，他们遭到了慈禧严惩。

徐桐、刚毅已死，褫职、夺恤典；英年、赵舒翘、载勋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流放新疆。

正如北大改名后的首任校长严复为许景澄所作之挽联：“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3日，清廷为许景澄等五人平反，官复原职。同年，许景澄灵柩护送南下，沿途出现万众瞻仰的局面。到江苏上海时，“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往助执绋，祭奠成市，哀輓盈途，所谓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者。”

只是，就在不久之前，许景澄还是以卖国贼的形象定格于时人眼中。岂不见当初同僚众口一词斥他为“贼子”，更不用说他行刑时的万人空巷，观者无不以挤到前排，能买到个人血馒头为荣。

区别只是一张纸，朝廷说他是忠臣就是忠臣，朝廷说他是奸臣就是奸臣，民众习惯了以太后懿旨为风向标，到底是缺少判断力的。可尴尬的是，战前杀主和派，战后杀主战派，许景澄之后再无许景澄。大清再也没有直言敢谏之臣子，无可避免地以自由落体之速度滑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