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传位于五弟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崇祯会成为亡国之君。

十七年之后，1644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五更左右，崇祯在太监王承恩陪伴下走上煤山，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就如遗诏所写，朱由检自去冠冕，身穿蓝色道袍，披头散发，自缢于一棵歪脖槐树之上。王承恩亦相对自缢。

崇祯后悔了吗？

从他遗诏中那句“皆诸臣误朕”来看，至死他也没有后悔。他努力了，他自认为尽力了，是百官误了他，而非自己的责任。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都能明白，真正问题不在百官，恰恰是朱由检本人负有最大的领导责任。

表面来看，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军事，背后原因是经济。但实际上，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在古代，政治问题就是当政者的问题。

崇祯有什么问题呢？最主要的是性格。关于朱由检的性格，有一句很好的评价：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此般精炼语言不仅向后人诠释崇祯个人之性格，更言明其主政时期之政治生态。性多疑、好刚、尚气看似都是个人性格因素，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性格中之因素势必会作用于其政治思路，进而影响其总体政策。

别看崇祯登基后的一系列组合拳看似开明，崇祯一朝的政治空气是很紧张，很敏感的。

比如说崇祯的“多疑”，他是铲除了魏忠贤，但随即又重用宦官，以厂卫广布眼线，四处监视人们的行为言论。

再如崇祯的“任察”，“任察”就是任意核查，率意审核，办事拍脑袋，不讲客观规律。因其任察，崇祯频繁调整官吏，十七年间他换了17名刑部尚书，50名内阁大学士，19任内阁首辅， 7名兵部尚书死于他手，都创下明代记录之最。

尚气则急遽失措，他听不进臣子之言，危机时刻又不切实际的盲目自信与自大，在决策政治之时常意气用事。

这或许与崇祯的青少年时期有关。信王殿下并不是被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帝王教育，也没有任何治国理政的经验。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也不怎么信任大臣们。由藩王入继大统，崇祯有中兴大明的急切愿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正所谓“德不配位”。

当一个德不配位，且性格不佳的皇帝坐上龙椅，后果是很严重的。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在崇祯手下干活，官员皆有朝不保夕之感。崇祯手下干得最长的首辅，一个是干了三年的周延儒，一个是干了四年的温体仁，就这俩人还被明人认为是误国辅臣的典型代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察到最后，以致无人愿报国也无人敢报国，最后大家都是故意报喜不报忧了，于是隐瞒欺诈这些事全来了。

这说明，上政失道以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弊端。上道不明，下道必不昌，这是必然的。

明末有句话，“传庭死，而明亡矣”。说的是孙传庭在汝州与李自成决战失败后，闯军已无人可挡，大明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再想一想，传庭不死，明就不会亡吗？

崇祯这个能力与性格，即使孙传庭牛到这次打垮了李自成，他下一手昏招也会把传庭坑死。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最后再也没人给他填坑了，一样得完蛋。

区别在于，什么时候完蛋。

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大明必亡没问题。怎么亡？不确定。

换一种说法，我们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正常人在哪一天死，怎么死，谁能知道？大明是个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的病人，癌症晚期也得说3-6个月，没有医生会说，病人明天就一定死了吧？

坏就坏在崇祯太多疑，太会搞事了。数数他折腾过的那些破事，简直就是个臭棋篓子，生生把一手活牌给打得稀烂。

崇祯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方向错了，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

这种局，你就说派谁来吧？

不是孙传庭不行，是换谁都不行。这中间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崇祯瞎指挥加速死亡，这就是政治问题。假使崇祯是个正常水平的皇帝，再难为无米之炊，明朝都不可能让李自成给灭掉。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崇祯很努力地工作了十七年，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亡国之君。

不可否认，朱由检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也是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皇帝。人们会记住他的勤俭、记住他的努力、记住他的气节，也不会忘记他的虚荣、急躁、刻薄寡恩、刚愎自用。

这就是人治的不确定性，崇祯在工作岗位上已经竭尽了全力，实在是能力不行，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