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止堂藏有一块东汉永元十年的字砖，砖文六行共四十四字，湿刻，侧面模印“永元十年”（九八），此砖长为三十三厘米，宽为十六厘米，厚为四点三厘米。据当地农民说，此砖在浙江余姚县余姚镇群立村发现。记得当年得此砖时喜出望外，感慨不已曾作诗一首：抱甓梦回重入汉，孝忠丹心千年赞。顷不相见动天地，梦醒却闻姚江叹。
砖文正面
贱子昭义叩头言
尹师治前顷不
相见大妈父母夫人
砖文反面
永元十年四月复得
为之此右诸值钱千
佰千昭义可书
贱子为谦称自己。汉书《游侠传·楼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
昭义为人名。
尹师：或为尹喜之尊称，函谷关令，老子经函谷关时，索要道德经者，道教尊为“无上真人”。
大妈：汉时为祖母。
砖文大意：贱子昭义在尹师治前叩头说，顷刻不见祖母、父亲、母亲和夫人。永元十年二月又复得为之，此右方诸物值钱千佰千，昭义可书。
“复得为之”可能是重新见到了祖母父母妻子的遗骸，并为她们切筑墓室下葬。如是，此砖当为追念之碑。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要弄清楚早期行书的真相，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实上，迄今学术界和书法界对于行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最早产生在什么时期，莫衷一是，无有定论。然而，永元十年昭义砖的发现，无疑为揭开这个千古谜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证。
1
昭义砖证实了行书产生于隶书的史实
首先，隶书被解体。昭义砖粗看其书体以为是隶书，但仔细看一下，出现的隶书其实已被解体，呈现了行书的元素和行书笔画特征。如隶书遗迹保留最多的“前”字，其横画一笔而就，完全没有了一波三折。即便此砖笔画是湿刻，也找不到任何“蚕头燕尾”的隶书痕迹。
其次，折笔处理由断折变为直接折。通常标准隶书是断折，写完横画提笔重新逆锋入笔写竖画。如“贱”之贝，“昭”之日，“头”之页，“顷”之页，“相”之目，“见”之目。
第三，钩画处理变为方锐。把隶书的平缓变得方锐如“见”。
此外，还有行书特征的斜画紧结如“千”以及笔画间的连笔如“义”“昭”“可”，突显了行书书写如“行云流水”般笔画流畅，书写快捷的特色。
当然，最令人澎湃的是，从典型的行书“不”字开始，整个一行“相见大妈父母夫人”出现了行书。细读砖文，由“顷不”始，作者昭义情感跌宕，书写速度加快，奇迹出现，书写完全进入行云流水，上下呼应，左顾右盼，笔断意连，字小而密，比前一行多了二了字，且字与字之间有折搭，体现了行书行云流畅，情感自然渲泄的线条之美。从中得以让我们窥见行书自然诞生，水到渠成之玄妙。如果说前二行作者昭义内心深沉，书写时还保留了隶书遗迹，那么当他进入“顷不相见”情志戚惨时，其书写速度的加快马上演变成隶书向行书的转变，一改隶书笔意转向行书笔画。这很好地证明了行书是从隶书中演化出来的史实。
孙过庭在《书谱》中言“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王羲之所以成为历代宗仰的大师，就在于会古通今，感情深切，笔调吻合。如果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情致淋漓，神思飘逸，而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稿》是倾诉哀思，直抒胸臆，那么汉代的昭义砖则为“顷不相见”而作，情真意切，情感一旦发动即现于笔画，可谓情深调合。从孙过庭行书审美以不“失其情”而言，昭义砖无疑是中国早期行书的第一妙品。
此外，作为一块普通人写的普通墓志砖，从中也可以看出行书是在民间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来的。
2
昭义砖是中国最早行书之见证
由于此砖反面砖文字迹残损，笔者重点考论此砖正文。下面逐字分析：
隶书遗迹，但有行书元素。左边“贝”部直接向下折，没有了隶书的断折，“贝”的最下面的笔画连笔，呈现了行书的流畅性，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致。
隶书遗迹，但有行书元素。粗略看基本保留了隶书的遗迹，但仔细分析，其横画左低右高，特别是收笔下按，去掉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呈现了“斜画紧结”的特征。
典型行书。与后世唐寅所书行书一致。
隶书遗迹，但有行书元素。其连笔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有异曲同工之妙。
典型行书。与陆柬之行书一致。一般行书“叩”字的右半部是硬耳朵（俗称），但在古代常用软耳朵。
典型行书。与王羲之行书一致。
典型行书。与欧阳询行书一致。
行书特征。虽结体保留了隶书遗痕，但左边耳部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致，且右部直接向下折，行书用笔。
行书特征。
隶书遗迹。这是此砖中保留隶书成份最多的字，但细看其横画全无“蚕头燕尾”之痕迹。
行书特征。页部直接向下折，呈现行书用笔，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致。
典型行书。这是此砖中最典型的行书体，与王羲之行书一致。
典型行书。与王献之基本一致。
行书特征。竖弯钩呈现了行书特征，与陆柬之字一致。
行书特征。右边一捺回锋向下，与下一个“妈”字产生笔断意连之感。
行书特征。“女”部首直接下折，呈现行书用笔。
行书特征。其连笔呈现行书用笔。
行书特征。直接下折，如王羲之字。
典型行书。与《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致，且横画回锋向下与下一字“人”相呼应。
行书特征。与王羲之行书一致。
由上分析可知，此砖正面共二十二个字，行书共有十七个（典型行书加行书特征）占百分十，“昭”“叩”“头”“言”“尹”“师”“治”“顷”“不”“相”“见”“大”“妈”“父”“母”“夫”“人”。
保留隶书遗迹但仍有行书元素的字有四个，“贱”“子”“义”“前”。特别醒目的是“昭”和“不”与今之行书完全无异，是典型行书。
行书从隶书中逐渐演变，其产生的过程是渐进的，我们可能从东汉永元十年前的简牍、帛书、或其他出土资料中，会零星看到一些行书的元素，或是数个符合行书结体用笔的字的出现，但是，像昭义砖这样百分之八十以上呈现行书特征的，迄今尚未发现。因此，可以说昭义砖是中国最早行书的见证物。
唐张怀瓘《书断》说：“（德升）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三国时，魏国的钟繇，胡昭两人因学刘德升的行书笔法而著名。刘德升，生活在汉末桓帝、灵帝时期，他比此砖作者昭义晚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由于唐张怀瓘的记载，后世都称刘德升为“行书鼻祖”，但很遗憾刘德升并没有留下任何行书遗迹。当然，此砖从另一个侧面也能佐证刘德升确实有可能在大量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特别是广泛吸纳了民间行书，集行书之大成于一身，独步当时，无愧于“行书鼻祖”的称号。如果说刘德升是“行书鼻祖”，那么昭义便是有明确署名的中国行书先行者，也是留下最早行书真迹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