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孟知祥属于开拓性人物，身边有很多与他出生入死的武将，对他们多优待纵容。孟昶继位很年轻，这些人仰仗叔父辈身份，加上孟家本来以笼络为主，在后主刚继位的一段时间就显得十分放纵，大造房宅，夺人良田，挖人坟墓，李仁罕、张业的表现尤其骄横。
李仁罕是资历很深的武将，最早从后梁投奔后唐，跟随魏王李继岌入蜀，是先锋大将，确实有很大功勋，后被孟知祥拉拢授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岌班师途中，由于康延孝举兵生事，李继岌命任圜领军讨伐。孟知祥当时已经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也让李仁罕带兵讨伐帮助李继岌、任圜，李仁罕再次表现出色，声名大噪。明宗李嗣源继位后加任西川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从彭州刺史调任崇州刺史，堪称孟知祥身边第一号人物。
孟知祥的画像
孟知祥决定在西川扩充军力时，李仁罕、张业和赵廷隐是军中最大的实力派。当时还传出谣言，认为李仁罕与张业会对孟知祥不利，后来查出是军校都延昌、王行本所为，孟知祥果断处置。之后吞并东川董璋、阻击后唐石敬瑭等大战，全是仰仗李仁罕为主，当然也有张业、赵廷隐的联手出力。但像唐军康文通听闻李仁罕围困夏鲁奇就率军归顺，这种先声夺人的威势，确实足以证明李仁罕的风头数一数二。所以，李仁罕与赵廷隐两大猛将一度为东川节度使争得不大愉快，孟知祥为了平息调和，同时也为提升自己威望就自领东川节度使。
孟知祥身边一共有李仁罕、赵季良、赵廷隐、张业、李肇五大得力干将，本来分任五镇节度使。后蜀建立以后，赵季良被提升任命为宰相，负责处理朝中日常事务，地方节帅中就另外提升了侯弘实。虽然孟知祥对他们有所防范，但又必须倚重他们。孟知祥身故后，赵季良、王处回在成都作为主要心腹，选择拥戴孟昶，也在遗诏中提出希望几个实力派能够共事，一起列入辅佐大臣，希望可以共同效力后主。赵季良先让王处回去见李仁罕，观察其态度，据说却遭遇李仁罕全副武装相见。
李仁罕自恃后蜀大业功勋第一，要求总判六军，还亲自到学士院探听是否已在起草诏书。孟昶很不情愿地加授为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即禁军最高统帅），同时任命赵廷隐为六军诸卫副使，以为制衡。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纷纷上言李仁罕有异志。笔者推测这一情形可能是王处回授意众人出面造势（以诸人职务看多是宫廷内的各种杂务官员），然后王处回、赵廷隐趁机劝说孟昶除掉李仁罕。孟昶就与赵季良、赵廷隐等合谋，招李仁罕入朝准备进一步宣命，预设武士一举逮捕处死，年六十二岁。随后杀其子李继宏及亲信宋会从数人，下诏公开其罪名。
事有凑巧，不久昭武军节度使李肇（今四川广元一带）从地方上来朝，原本持杖入见称有病在身，听孟昶说李仁罕的死讯，马上放下拐杖拜倒在地。孟昶顺势以他有病为由劝说退休，安排去邛州（今成都附近的邛崃一带）养老，永不启用。然后到后蜀广政九年（946），赵季良去世，唯有一个张业开始张扬跋扈。
赵季良此人前面也多有提及，堪称文武双全，极有智略，极得任圜、孟知祥等人赏识。本来任圜回洛阳以后，有意安排赵季良为户部尚书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让他携官告到成都册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为侍中，同时负责将二百万缗犒军余钱及两川赋税输送至洛阳。孟知祥冒着风险强留他在身边，对李嗣源的任命展开拉锯，赵季良在关键时刻代表孟知祥拉拢了东川董璋为盟友，为孟知祥后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奠定最为基础的头功。
后来与董璋的关系破裂，孟知祥其实有所犹豫，又是赵季良帮忙做好北面对唐军的防备，然后谋划建议集中力量先对付董璋，孟知祥依照行事，放心留赵季良为成都留守，带领几大将解决董璋一家，就此顺利打开孟知祥占有巴蜀的局面。随后东川节度使一职引起李仁罕、赵廷隐的争执，又是赵季良劝说孟知祥自己出任，巧妙化解内部分歧。
后蜀明德元年（934），西川有各种祥瑞出现，赵季良率文武百官劝进。孟知祥道：“孤德薄不足辱天命，终老蜀王，于愿足矣。”赵季良采用当年诸葛亮劝刘备进大位的相似说辞：“将士大夫尽节效忠于殿下，都是希望能攀鳞附翼。大王不登帝位，有负军民推戴之心。”孟知祥遂于成都进位建立后蜀。赵季良顺利被拜为宰相，担任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兼领武泰军节度使（武泰军节度使辖区在今重庆湖北贵州交界一带，包括黔州、涪州、播州、夷州、施州、珍州、思州等地）。
影视剧中的孟知祥形象
孟知祥身故，赵季良以拥戴孟昶之功加拜司徒，仍然担任辅佐重臣，帮助孟昶度过继位之初的一番危机后，广政三年（940），身为太保兼门下侍郞、同平章事的赵季良上疏请求与同列宰相的张业、毋昭裔分判三司，孟昶就命赵季良判户部司、毋昭裔判盐铁司、张业判度支司。原本赵季良为人一等睿智，也是想避免太出风头，主动分割职权，结果无形中却助长张业的欲望。
赵季良最后是安享几年平静生活，病故之时六十四岁，也算是善终。他的儿子赵元振在孟知祥登位之后就出任比较重要的都知殿直，但其他事迹不多，应该也是非常低调。赵季良另有一个从弟赵季札担任客省使，属于负责接待往来使者的清闲职务。后来在广政十八年（955）后周攻后蜀之战时想要建立功勋，自请出任雄武军监军使（雄武军是前蜀王建占据巴蜀后从李唐过去山南道中划分出来的，辖金州、巴州、阆州、渠州等地），结果因惧怕周军入境，还没到前线就慌张逃回，被孟昶处死。
与赵季良同任宰相的张业原本是后蜀阵营中功勋最大的李仁罕外甥，其实本名张知业，因避讳孟知祥才改成张业。张业和舅父李仁罕一样骁勇善战，且善于治军，据说纪律一向严明，很得士卒信赖。在跟随孟知祥入蜀过程中立下不少功绩，能够位列当时的五大功臣之一，按说绝非浪得虚名。在战功之外，张业另有一大特殊功绩是向孟知祥提出保甲制度，对较快稳定巴蜀地区有显著效果。在五大功臣领受节镇时，张业出任宁江军节度使（今重庆奉节一带）。
孟知祥建立后蜀，大封文武官员后，任命张业为右匡圣步军都指挥使，与李仁罕、赵廷隐、侯弘实分掌禁军，仍领宁江军节度使。在后唐经历李嗣源上位一番风波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武定军本来是唐末新设，辖有洋州、阶州、扶州、果州、壁州等陕南、川北等地，主要辖区实际都是王建入蜀以后形成）归附后蜀。孟知祥命张业率一万军队屯兵大漫关接应张虔钊、孙汉韶入蜀，足以显示孟知祥对张业的器重。
孟昶继位后，李仁罕被设计除掉，张业仍掌有禁军，还加太尉职衔。为避免他生事，赵季良宁愿任他同为丞相，显然是给足待遇作为安抚。到广政三年（940）兼任判度支，另外改武信军节度使，又加拜司空。结果反而促使张业自恃功绩和地位已经无人可及，变得非常跋扈，其子张继昭官至尚书左仆射。
据说他们在家里设置监牢，利用职务对蜀中百姓横征暴敛（判度支主要是掌管财赋）。导火线就是出在张继昭身上，据说他喜爱剑术，在巴蜀四处寻访武功高强的剑士。左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密告孟昶，称张业父子在招揽奇人异士，大有不轨迹象。到广政十一年（948），孟昶就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设计将张业逮捕处死，当时张业五十七岁。
孟昶此时年近三十，做事已经非常成熟，同时借张业一事还敲打另外的重臣如王处回、赵廷隐都相继去职，父辈故将旧臣的威胁基本都没有了，后蜀得以安心发展。像赵廷隐此人从来就很低调，只是生活比较豪奢，这一点反而让人感到放心，所以赵廷隐一直是受到孟昶敬重的老臣。
赵廷隐号称秦州天水赵氏（考古出土的墓志铭所记，好比流传宋朝赵氏也出自天水一样，一般是对家世渊源的吹嘘。今天研究者以赵廷隐最开始投效后梁宣武军，推断他实际可能生于汴梁开封一带），自幼勇猛，效力朱温的时候，赵廷隐在军中已有一些功劳，可多遭猜忌和排挤，不被重视。
在后唐大将李嗣源消灭猛将王彦章的战斗中，赵廷隐被俘虏。庄宗李存勖独具慧眼，释放了赵廷隐，收为部将。同光三年（925），赵廷隐参与灭王氏前蜀之战，追随魏王李继岌出任先锋军监押。赵廷隐带领将士军纪严明，严禁滥杀抢掠，唐军最终顺利占据蜀地，赵廷隐因功进拜西川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
李继岌班师离开以后，赵廷隐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右厢都指挥使张业、牙内指挥使武漳、骁锐指挥使李延厚等众多大将一起留守蜀地，归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统领。前蜀虽被消灭，但巴蜀之地还有一些地方人心不稳，赵廷隐与李仁罕、张业等分统兵马将各地悉数平定，成为孟知祥非常倚重的心腹大将之一。
孟昶的画像
孟知祥拥有蜀地意图自立时，后唐明宗李嗣源一度遣军讨伐，赵廷隐在剑门大破石敬瑭，为稳住利州（今四川广元一带）等前沿州县，确保后来的地盘立下大功。当时还准备趁胜利进军兴元、秦州等地，被孟知祥阻拦，以封利州等地节度使为嘉奖。赵廷隐认为同僚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立大功，又将利州节镇昭武军留后让给李肇。随后孟知祥建立后蜀，赵廷隐成为与张业、赵季良、李仁罕、李肇等功绩最突出的五大勋臣之一。
后主孟昶继位数年间，李仁罕、张业等先后被除掉，赵季良病故，最后仅有赵廷隐受尊崇信赖。之前广政四年（941），鉴于将帅遥领节度使的弊端，孟昶已经和后晋一样，陆续改以文官出任。赵廷隐原本任卫圣马步都指挥使兼武德军节度使（即原来的东川节度使）兼中书令，当即去掉节度使衔，另外加检校爵。
张业被除掉后，赵廷隐就主动退休。因铲除张业而立下大功的匡圣指挥使安思谦打算接替赵廷隐，又打算效法孙汉韶对付张业一样故技重施，已经派兵包围赵府。幸亏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此时入朝，听闻赵廷隐出事，在孟昶面前力保赵廷隐无罪。
笔者认为孟昶绝没有要害赵廷隐之意，仅仅希望借此事来震慑他们一家。安思谦同是孟知祥带来入蜀的河东旧部，可能是当地较为普遍的昭武安氏出身。在孟知祥占据蜀地后为宫廷内的茶酒库使，可能与拥有李氏母亲做支持的孟昶很早就有交情。
从发生的一些事迹来看，足以证明安思谦应该要算是后主的心腹之一，对付李仁罕时有大功，后来再除张业更得孟昶赏识，所以他才心领神会地打算进一步对付赵廷隐。这一件事虽然被阻止，也并没有使安思谦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他顺利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成为一方节帅。
不久，后周大军进攻川北蜀口，安思谦救援不利，蜀军败绩。即便如此，安思谦回到成都也没有受到处置，还是出任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领保宁军节度使，可见他在孟昶心目中的地位。可安思谦恰恰因此过于骄横，最终孟昶还是对他不满，将其诛杀。
而赵廷隐退下来后，还是受到孟昶敬重，封为太傅，赐爵宋王，每有大事也经常到其府中请教。后来又进位太师、领中书令。但没过两年就病故，年六十六岁，葬成都附近。2011年4月，赵廷隐墓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通过墓志铭发掘确定，墓葬有大型伎乐陶俑，能组成完整的宫廷乐队，为西南地区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陪葬俑，赵廷隐墓是仅次前蜀王建墓永陵、后蜀孟知祥墓和陵后，四川地区五代十国陵墓的第三大发现。
赵廷隐此人的经历颇为传奇，笔者其实早就有文章介绍。据说当年入蜀初期，他一度出任汉州刺史（今广汉市一带，后唐长兴元年到长兴三年，930-933），蜀地流传有一位密宗大师柳本尊到处传播夸张的修炼，什么受冻、断指、割耳等等，能够磨练意志，最后修成正果。赵廷隐原本和今天我们普遍的看法一样，指柳本尊的所作所为属于无稽之谈，就差人去找他，吓唬他既然崇信佛法，牺牲自己是为了救人，现在刺史有病，需要用他的眼睛做药引，意图逼柳本尊知难而退。
柳本尊却毫无畏惧，立刻就持戒刀剜掉一目，让使者带回去交给赵廷隐，反令赵廷隐心悦诚服。请来柳本尊顺利在汉州地方建立道场，这个故事的细节当然不可信，但赵廷隐后来信佛确是事实。柳本尊也真有此人，十炼修行的故事为四川安岳石窟和重庆大足石窟最著名的石刻造像之一，堪称系列连环图一般的精美故事。
赵廷隐极为聪慧，已经深知作为武将过于招摇会被忌惮，本来一直都是唐宋的传统，所以赵廷隐刻意转为信佛避祸，包括在生活方面推崇奢靡堕落，像豢养大量伎乐，吃吃喝喝要算一种韬光养晦的方式，这一点也可见北宋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史料《北梦琐言》和《十国春秋》都记录有赵廷隐晚年府上大量伎乐艺人和开辟庭院种植花花草草的故事。像《北梦琐言》称赵府拥有巨大水池，当中有两座岛屿，四周全是杨柳和木芙蓉（后蜀是成都被称蓉城的直接出处），水中有莲花，汇聚乐人和友人垂钓享乐，还请人绘成图画敬献给后主孟昶，得到称赞。既表明一种推崇享受乐舞的修闲风俗，也是教后主宽心。为此，他的儿子赵崇祚就成为著名雅好文学、音乐的人物，所以专门编辑有著名的《花间词集》，里面大部分词作都适用在各种宴会上，演奏吟唱的娱乐之作。
当然，文学、乐舞方面的发展，肯定与在位的孟昶喜欢、提倡有莫大关系。随着孟昶坐稳龙椅，开始对内大兴文教，刊刻石经，开展科考，普及书院等等，原本唐末、前蜀，已经在蜀地聚集大量北方南下的著名文化精英。后蜀在这种风气之下，进一步改变巴蜀本地的民间教育，为后来宋朝蜀地人文繁荣起到很大的推动。孟昶还在朝堂上设置匦函，接受臣民投书来了解下情，整个后蜀局面开始朝安定繁荣发展，成为整个天下最富庶的一方，与南唐不相上下。
后蜀赵廷隐墓的伎乐俑
之前孟知祥在位很短，基本打下后蜀的疆域，与前蜀差别不大。《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记载：“是时，契丹灭晋，汉高祖起于太原，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孟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巴蜀的富庶和封闭却也使孟昶缺少父辈的开拓精神，后蜀虽然文教、经济各方面都很好，但基本上层就是吃喝玩乐，逐渐丧失进一步争雄天下的机会。
史书也留下一些迹象，比如晋汉交替之时的三镇不服一幕。《九国志》提到：“会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凤翔节度使侯益俱谋归蜀，遂以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应接经营。”《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说：“汉将赵思绾据永兴、王景崇据凤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何建出陇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应思绾。昶相毋昭裔切谏，以为不可，然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乃遣安思谦益兵以东。”
在赵匡赞、侯益联系后蜀归顺时，孟昶想过把握机会，可任命张虔钊之后，蜀军始终都没有实际行动，让人很是奇怪。只能推测后蜀内部许多人已经安于现状，或者提出类似北方情势不明、山川道路险绝、无法及时接应等等传统理由劝阻孟昶出兵。等到赵思绾、王景崇当真起兵的时候，后蜀才有行动，赵思绾本就是赵匡赞的属下，而王景崇原本是刘知远派去关中监视后蜀的眼线。
当孟昶终于下决心准备夺取关中时，宰相“毋昭裔切谏，以为不可”，北方局势变化的确莫测，当初王氏前蜀就因肆意北进，导致消耗过大，最终被唐军趁虚而入，显然这种声音在后蜀恐怕非常多，令孟昶不太容易决断。此次蜀军确实是无功而返，因为后汉快速平定了赵思绾、王景崇。
后蜀在晋汉交替之际，围绕争夺关中的战机变化，后蜀的优势是自保，可要进取天下的确颇为不利，君臣缺乏战略眼光，对大局的反应非常迟钝，最终后蜀就只有被动的命运。等到雄才大略的柴荣接替郭威，将周军进行一番整顿，原本后周也处在很不利的强敌包围之中，柴荣却挑选时机主动出击，将后周疆土几乎拓展一倍，这一转折的先机就是从后蜀夺取秦、成、阶、凤四州，打开了入蜀的通道。
之后，柴荣调转枪头去攻南唐，这一原因本来也是后蜀曾联络南唐夹攻后周，而后蜀居然又对大局不管不顾，再次陷入安逸局面。最后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后蜀已经很难再找到可以支持结盟的力量。《宋史》记：“乾德二年十一月，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副之，将步骑二万出归州道以伐蜀。”宋军在继承后周的基础上，选择两头进发，王全斌率部从关中南下，刘光义率部由归州逆江而上，宋军两路合击，最终会师成都。
《宋史·刘廷让传》记：“夔州有锁江为浮梁，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炮具......及师至，距锁江三十里，舍舟步进，先夺其桥，复牵舟而上，破州城，守将高彦俦自焚，悉如太祖计。遂进克万、施、开、忠四州，峡中郡县悉下。”《宋史·王全斌传》记：“自利州趋剑门，次益光。全斌会诸将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前，诸君宜各陈进取之策。’待卫军头向韬曰：‘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砦，对岸有渡，自此出剑关南二十里，至清强店，与大路合。可于此进兵，即剑门不足恃也。'……遂克剑州，杀蜀军万余人。”
后蜀君臣虽然大多怠惰，但地方守军也并不是完全放弃抵抗，也有十分英勇、不惧牺牲的将士，不过面对从周到宋已经更加强大的军力，蜀军东北两线都宣告失利，后主孟昶无奈之下还是及时选择投降了。
实际孟昶在位三十年，自孟昶除去一波老臣后，蜀军除了抵挡过后周一次进攻，各地就很少作战和练兵，经历过战事的将士原本已经很少，所以最后敢于同宋军作战的也很少。孟昶最后都对身边人说，“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这一句感叹着实值得深思。后来更衍生出后蜀的花蕊夫人有一首名诗批评蜀军的不抵抗，其中一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流传非常广泛。
宋太祖赵匡胤下令让孟昶一家搬去东京开封，孟昶对蜀地恋恋不舍自在情理之中，但另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堪称罕有，就是百姓对孟昶被迫离开非常同情和不舍，沿途聚集挥泪相送，从成都一路哭哭啼啼走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史料《嘉定府治》说孟昶行船走得很慢，在犍为县拖拉了一个来月，既流连蜀中山水，也抚慰蜀地百姓，据说还让花蕊夫人作《恋恋词》抒发对家乡父老的情谊，最后才依依不舍坐船离开。
有关前蜀后蜀的研究著作
按说对这种丢失江山的末代之主的常规记载，孟昶也有批评其贪图享乐，应该不被百姓认可才对，可史书所记却颇相反，孟昶在被押去汴京时蜀中“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据说当场晕死者就有数百人。
孟昶从广政十年左右自己掌握局面以后推行宽容的策略，也有近二十年。客观上看，孟昶对百姓确实很好，曾发布《劝农桑诏》，要求官员要以身作则，“出入阡陌，劳来三农”，兴水利，劝农桑，使得蜀中普遍富足，斗米三钱，甚至到了谷贱伤农的地步，史书称他“治蜀有恩”当所言不虚。
另外，孟昶对官吏要求则很高，要求清正廉洁， “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他亲自写有《官箴》以戒饬各地官员要爱民惜民，后来宋太宗赵光义就把孟昶的一些要求略加修改，作为宋朝对地方官吏的要求标准。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笔记》中也评价：“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位之君，为可称也。”
孟昶到汴京后，赵匡胤准备多达数百间的屋苑供给其家眷，后主被封为秦国公，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按说不失礼遇，也准备令他终老。但匪夷所思的是，四十七岁的孟昶到开封还不满一个月就忽然暴毙，留下令人猜想的悬案。由于宋初的悬案实在太多，以至于孟昶之死往往只让人感叹一下罢了。
历来都说，当时花蕊夫人才貌双全。原本宋太祖也是一代雄主，且对待臣下，包括臣服的君主都算豪迈宽厚，尤其他绝不算是贪慕女色的人，偏偏对孟昶和花蕊夫人留下少许把柄和瑕疵。
但花蕊夫人一说，毕竟有野史性质，包括她的身份历来也是一个谜，比如前蜀后主王衍身边也有花蕊夫人的说法。随后的南唐后主的小周后到宋宫也发生过被宋太宗赵光义强迫的事情，包括李煜也是众所周知的不得善终，所以，到底有无编排的痕迹，孰真孰假？宋初的悬疑事迹太多，真相就很难再清楚还原了。
不过，除去女色一段来自野史外，不论《宋史》还是《资治通鉴长编》另外都记载了孟昶母亲在其死后的言论。首先，她是一点眼泪没掉，然后绝食了。其次，他说了一番话，为孟昶的死蒙上无可置疑的悬念，“汝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再次，其母很快跟着追随孟昶而去，这一系列的古怪无疑也铺垫了孟昶的死实在颇不正常。
孟昶之死已经和诸多宋初悬案一样无法厘清本来面目了，但如果分析为什么他会死，还是多少有一些背景可以参考，自然就是蜀地在宋军入主后，引发了许多不该出现的矛盾。
首先，宋军是把蜀地财富物资基本竭泽而渔，源源不断输送去了汴京，成为后来宋宫有所谓“封桩库”的主要财力支撑之一。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专门记载了后蜀“宝装溺器”的故事：“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遂命人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说明孟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宝物，生活非常豪奢。
其次，王全斌等留在当地的宋军上下经常宴饮，进一步鱼肉百姓，当地父老对宋军的印象非常糟糕！后蜀的残余联合怨恨已久的百姓再举孟氏影响力继续对抗宋军，最后换来曹彬和刘光义一起入蜀方才平定。
蜀地并没有因此就归于平静，随后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时，今天都江堰一带的茶农王小波、李顺因茶税过重再起风波，即便因为张咏的入蜀把这一幕解决，但宋朝对蜀地的针对几乎贯彻始终。
前辈史学家吴天墀先生早就有论述：一、由于唐末以来四川地区的经济富庶，所以宋朝早期就产生了著名的交子；二、由于宋朝版图的缩小，因为四川独占盐茶两大资源，税赋一直是各地之最，终宋不变。最繁重的阶段正是前期太祖、太宗两朝，这是刻意为之（客观上军事行动频繁，需要大量财富支撑）。一切轨迹的原因，孟昶的死，可以说正与蜀地不平静的现状密切关联，或许害怕他真的被蜀地之人拿来当做什么舆论载体。
但换一个角度看，孟昶根本已经束手就擒，且是全家远在汴京。根本无力对蜀地的局面有丝毫实际支撑作用。再说赵匡胤是一代雄主，素来为人豪爽，根本不至于还会担心放在眼皮底下，囚徒一般的后主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孟昶之死的确显得非常意外和充满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