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斗士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荣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里，他以笔为剑，传播真理，主持正义；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势中，他不畏强权，创办报刊，唤醒民众；在长期耕耘的新闻出版实践领域，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刊思想和刻苦忘我的敬业精神。“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郑振铎在《忆韬奋先生》里说：“他异常的天真，几乎不大知道世界有欺诈、奸变的事。因此，他不时地吃了很大的亏。然而他决不从权达变，以变更他的主张和见解。他是有所执持着的。他为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斗争着，一直到死。他像巨人似的，屹立如山，执着火炬，为人民的先导。他最反对腐败与贪污；他对一切不合理的事，均决不容情地攻击着，即因之招致了种种的祸害，他也不顾。”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润，笔名谷僧、韬奋，取“韬光养晦”和“奋斗”之意，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省永安县沙塘村，祖籍江西省余江县，新闻记者、出版家。其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查氏，系浙江海宁查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和大学校长，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或领导，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福建到北京：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之路邹韬奋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变革和动荡，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和启发。他从小就显示出了超群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的求学之路也充满了坎坷和奋斗。
宣统元年（1909年）春，14岁的邹韬奋考入福州工业学校，开始了他的正规教育。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科学和文化，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宣统元年（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
邹恩润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团体，并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民国二年（1913年）秋，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系，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和老师，并开始了他的新闻写作和出版活动。民国五年（1916年）夏，他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担任编辑之一。民国六年（1917年）春，他与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并积极宣传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民国七年（1918年）夏，他与胡适等人成立了中国文化服务社，并担任社长。民国八年（1919年）春，他参与了五・四运动，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一文，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改造的主张。从北京到美国：一位教育家的探索和创新民国十年（1921年）夏，邹韬奋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新闻写作和出版活动，并与胡适等人创办了《晨钟》杂志，并担任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他应邀赴美国访问，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深入研究了美国教育制度和思想，并与约翰・杜威等著名教育家交流。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他获得博士学位，并返回中国。回国后，他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
从武汉到永安：一位爱国者的奋斗和牺牲邹韬奋的一生是一生的奉献和牺牲，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在周恩来、胡愈之、张仲实等人的启发和帮助下，邹韬奋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改由邹韬奋担负责任编辑，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了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报刊宗旨。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
邹恩润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晨钟》上发表了《救亡宣言》一文，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日救亡的意志形成严重对立。在这种形势下，邹韬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有了根本变化。他看出，靠国民党的反动政府既不能解决个人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整个民族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系统地了解苏联、研究苏联、宣传苏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如果说，对蒋介石政府幻想的破灭，迫使邹韬奋不得不另找中国的出路，那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巩固和发展使他从实践上看到了希望，明白了中国要得救只有这条路可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编辑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坚持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尤其是替受苦的民众发出了“对于社会的呼吁”。他感言：“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这种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生活》周刊的发行量随之屡创新高。
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邹韬奋在张仲实的帮助下，自觉地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以及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作贡献。反动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企图通过拉拢、利诱、迫害等迫使其屈服就范。但是，邹韬奋坚持进行斗争。加之胡愈之、张仲实等人的帮助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同仁的共同奋斗，也由于许多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生活书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
不到一年时间，生活书店就由抗战前的一个总店、两个分店，扩充为55处分支店、遍及14省，规模超过商务印书馆，还陆续出版杂志8种、书籍近千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版动员人民抗战的通俗读物达500余万册。
邹恩润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韬奋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的威望最高。我们党专门在国统区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都比不上他”。邹韬奋则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关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同年8月他离开美国毅然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救亡图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指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12月，他又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资料显示，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邹韬奋就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亲切地解释：“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邹韬奋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决定，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
邹恩润
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周恩来进一步表示，邹韬奋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典范，“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
邹韬奋认为，“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做得尽量地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为着这个职务起见，不肯让你走开，或至少觉得你的走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贯彻这种精神的实践者。每项成绩所得，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劳动。他虽然更换过不少工作岗位，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空白。
邹韬奋在政治上是言行一致、严肃不苟的，在言论中明确表达光明磊落的进步立场。他主编《生活》周刊后，“不知敷衍，不知迁就”，不留情面地暴露社会黑暗面，真正做到了“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一方面，他先后撰写《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平民住宅与阔人洋房》《人力车夫所受的剥削》等，对国民党高级官吏奢侈糜烂的生活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对穷苦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遭遇，他又表示深切的同情。
面对威胁、利诱、收买，邹韬奋斩钉截铁地回答：“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肯屈。”他多次撰文怒斥流言蜚语，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还是要干”。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使《生活》周刊保持独立“报格”的重要支柱。由于《生活》周刊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敢于维护民众利益，因而深得读者青睐，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一举突破10万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入侵。驻扎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19路军将士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抗击日军。当时，《生活》周刊的印刷和发行遇到很大困难。但邹韬奋没有忘记职守，克服重重困难把刊物送到广大读者手里，使大家得以及时了解有关战争的重要消息，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1月29日，《生活》周刊更是一天出了两次《紧急号外》。
随着大量19路军伤兵从前线撤退，邹韬奋决定开办一所伤兵医院，救护这些为国受伤的英勇战士。他把抗日救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认为“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领武汉大学师生迁往长沙，并在那里继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武汉失守后，他又带领武汉大学迁往昆明，并在那里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共同抗战。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将武汉大学迁往重庆，并在那里坚持教育工作。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他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因病去世，享年49岁。他的死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哀悼和敬仰。毛泽东为他作了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