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唐山大地震震级的理解，完全来自于7月28日晚六点四十五分的余震。
那年，我十岁。
对于一个十岁孩子来说，已经足够懂事，对大地震的记忆，已足够深刻。
之所以对7月28日凌晨那场地震印象不深，主要是因为当时我还在睡梦中，而那场余震发生时，我却在我们村里一棵最高的柳树上。
地震那天早晨，大人们都懵了，他们在忙着扒人，根本顾不上已从废墟里钻出来的孩子。
我来到村东头那棵柳树下，猴子一样爬上去，手搭凉棚向远处张望：南面的范庄，东边的霍庄，还有北面的尚德大队，房子都平了，比庄稼高的就剩下树了，然后，把这个消息有点兴奋的告诉每一个经过的路人。
上午，从唐山方向传来消息——陡河水库大坝垮了，紧接着，从南边的涧河过来的人说：海啸马上就到。
三梆子他爸说：“赶紧给老人和不会水的孩子扎木伐吧。”
没人理他，还有很多人埋在废墟里，废墟外的人除了救人，就是在找吃喝。
我倒是一点不怕，因为我既会爬树，又会游水。我甚至在内心里暗暗盼着赶快水漫金山，我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我怕大人们打我。
下午，我两次爬上柳树四处张望，没看到大水，却看到灰朦朦的天空上一下劲往下漏雨，比毛毛雨稍大一点的那种。
临近七点，我又到树上张望，仍心有不甘。
正在无聊之时，我感觉大树突然摇晃起来，绿油油的庄稼地里也掀起绿浪，地面上的人纷纷抱紧树干，一切都随着大地抖动起来。
在那一刻，所有的树木都像一把把巨大的扫帚，猫下腰，疯狂清扫着地面，我在树冠当中，好像在一来一回荡着秋千……
我肯定是被余震甩下来的，不知是在柳树贴近地面的最低点，还是它站直时的最高点，总之，我一下子飞了出去，趴在一片空地上。
背着地的一刹那，我没有感觉到坚硬，相反，那时的大在竟像冬天的棉被一样柔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次余震的震级是7.1级，而这个数字明显小于那场主震的7.8级。
直到成年时，我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震级每升高0.1，地震强度会呈指数级上升……
三梆子说，当时，他正在他家屋后的水塘边，看那些时不时蹿出水面的泥鳅。
余震发生时，水面像一个端不稳的大铁盆，里面的水像喝醉了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水打湿了他的脚面，泥鳅、蛤蟆闹得更欢了，它们大概也想逃命。
大地震中，母亲的大脚趾被窗台上的玻璃划开，流了很多血。
父亲去找和爷爷奶奶同住的我的几个姐姐，大姐差点被倒在火炕上的山墙压着，幸运的是，在墙躺下来之前，她已抽身跑出。
爷爷去开屋门时，房门因门框变形，被卡得死死的，爷爷和两个姐姐是从窗户跳出来的。
奶奶和隔壁三梆子他奶说：“我家一个没事，是老天保佑，人啊，平时还是要积德……”
话还没说完，我母亲就拽我奶。
我当时不明白，母亲为啥要拽我奶，直到上了初中，才慢慢明白老人家是在自夸，而这种自夸在全家被砸死三口的三梆子她奶面前，是相当不合适的。
我家住在村东头，村里时不时有哭嚎声传来。大队部旁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喇叭也被震下来，因为停电，喇叭也哑了，但广播还在继续，只是改成扯着嗓子吼了。
民兵连长张奎安拿着个纸板喇叭，呼喊赤脚医生玉美的名字，然后是她需要尽快赶过去救治的社员名单，名单太长了，玉美明显顾不过来。
7月29日，天又渐渐亮起来。
爷爷和父亲不顾危险，冲进还有两面墙站立的老屋里，打算扒些粮食出来，街道上却响起一阵高喊：“那是谁，现在还敢进屋，活腻歪啦？”
大队干部在巡视，他们经常这样，不一定是看到危险才提示，而是他们在想像，想像中谁有危险动作，就把它们喊出来，这样更管用，比直接说不让干什么什么管用多了。
十岁的我，已经有了难过的感觉。和小伙伴一起交流信息，彼此诉说被砸死的同学名字。据说，很少有被房屋倒塌砸中去世的，大多数都是在砖石瓦块中窒息而死。
有一家姐仨儿，两个是我同学，震波来时，父亲在外地上班，娘四个都被捂在倒塌的废墟中，地震后，娘几个还说过话:
“妈，这是咋回事？”
“咋回事？这叫地动，天塌地陷。”
因为扒救不及时，只有当妈的一个人“钻”了出来。
三梆子还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7月27日下午，他“欺负”了同桌秀梅，被老师一顿狠骂，因马上快放学了，老师说先放他回家，等第二天一早，由老师带着，再给秀梅道歉，但秀梅被砸死了。
我和三梆子说：“要不，你给秀艳赔礼吧，反正她们是亲姐俩。”
三梆子回复了我一个字：“滚。”
第二天，秀艳竟然也被砸死了。
那天快中午的时，飞来一架飞机，蜻蜓一样在天空中盘旋，发出嗡嗡的响声。
有很多小孩冲过去，朝着飞机又喊又跳。
不一会，飞机投了几个网兜一样的东西下来。
三梆子说，那是降落伞。我问他，降落伞是干啥用的？三梆子说，降落伞下面拴着木头箱子，把东西绑在下面，就摔不坏了。
后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救灾物资，几十号人一齐朝降落伞下冲过去。
大家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那箱子里肯定有好吃的东西。
大人、小孩儿一起向那些箱子疯跑。很快，大人们超过了小孩儿，小孩们又朝远一点的箱子飞奔。
离降落伞越来越近，孩子们像苍蝇一样围过去。不久，人群里传出一声惨叫，但人们还是没有停止动作，围成一团，抢着东西。
大伯从人群里冲出来，手里拎着两个袋子，里面装满烙饼。
大伯递给我一袋大饼，让我拿回家吃。
平时，吃惯了棒子面饽饽，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大饼。我扯开袋子，上去就是大口。
是不放油的那种发面饼，我闻到了浓浓的面香。嗓子眼被面团卡住，一瞬间憋出了眼泪。
我咬牙瞪眼，拼命把嘴里的发面饼咽下去。
后来，人群中钻进去几个大人，又很快抬出一个人，是秀艳，满脸苍白，被两个大人抬走了。
我也挤进去，抢到了一个绿色小铁桶，打开一看，是满桶的饼干。
傍晚，有解放军开着卡车过来，秀艳被送到医疗队，抢救了一夜，还是没救过来。
由各生产队长负责，每队支起一口大锅，烙“集体饼”。大队的一头老黄牛被砸死在饲养棚，每人分到一小份牛肉，但没有多少佐料，不好吃，尽管那是我第一次吃牛肉。
地震第二天，我奶奶就开始念叨起市里亲戚来，谁谁咋样了，也不知是死是活。
念叨多了，父亲就骑上他那辆“国防”自行车，带着足够的干粮上路了，我家几户亲戚在市里，加在一起，有二十人。
傍晚，父亲返回家中，表情显得沉重。他和我奶奶说，二十人，死了一半，市里的情况更严重，到处都是死尸，还有尸臭。
父亲说：“我在那里再待着，肯定被熏晕过去。”
奶奶一阵叹息，又念叨起好人好报的事来。
九月初，村小学恢复上课。
平房都塌了，我们自带小马扎和板凳，在露天听讲。
原来，一个班二十多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老师也不掌握底数，就站在那里点名，没人答“到”，就说明这个人死了。
那时，大家都很麻木，说谁谁死了，就和问吃没吃饭一样平常。
我同桌小勇说，他爸本来一点事没有，早早带着他们全家跑了出来，就是因为想起屋里还有一台缝纫机，才又跑回去的。
那是一台新买的缝纫机。结婚时，小勇他爸没钱给她妈买缝纫机，小勇他爸整整攒了10年的钱，才买回来一台新的。
他爸跑到屋里，刚刚抱起缝纫机，就来了一场余震，他爸被埋在了屋里。
当时，我们还上劳动课。
我们到棉田里拾棉花，垄沟里，时不时有一个个小沙包露出来，大家暂时忘了纪律，放下棉兜，把小沙包推平，里面还能看到水的痕迹。
要不是老师看着，我肯定会把那翻浆的地方再挖个洞，看看沙子究竟是怎么翻出来的。
带我们劳动的是我们村的妇女队长，她不是我们老师，只管我们劳动课。
原来，她总给我们讲故事，比如刘家峡水电站和大庆油田工人们的劳动故事，都是她从书上学来的，讲的时候，她一脸激动。
那堂劳动课，她只是带大家劳动，整节课也没说几句话。她的孩子上六年级，在大震中砸死了，埋在河埝旁。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露天教室，那天下午三点，一个天大的消息在课堂上炸响：毛主席逝世了。
我们不知道啥是逝世，老师就哭着给我们解释。
校北面不远的地方，农田里劳作的女社员坐在地上，哇哇的哭，那声音，超过一个多月以来所有人悼念死去亲人的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