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9月中下旬占领潮州、汕头。

起义军原希望在广东境内能把反动部队打垮，以广东为基地重整旗鼓。不料汤坑受挫后又遭三河坝惨败。部队到达饶平时，只剩下了2000多人。

此时，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

从外部环境看，敌人大军压境，共约4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从内部看，这支部队刚从各方面汇合起来，在遭到突然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他们已经与周恩来等领导的起义总部失去了联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是这里唯一的最高领导人。

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率领队伍一路急行军，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边走边打，进入赣南山区。

这支起义队伍是一支毫无疑问的孤军，所到之处皆是敌人，没有盟友，得不到支援，每走一步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危险。

他们只能凭着对革命的信念孤独地行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复杂，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严峻。

敌人的重兵追击似乎暂时失去了方向，但起义部队并没有脱离险境，因为他们行进的道路上，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反动民国、地主武装的袭击，甚至连那些栖居山林的土匪也趁机加以骚扰。

同时，寒冷、饥饿、疾病也在无情地摧残着战士的躯体和消蚀着他们的意志。有的人倒在路途中，有的人不辞而别了，有的人叛变了，还有人带着班、排、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

总之，这支队伍人数越来越少了，到达江西信丰一带时，只剩下区区七八百人。

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特别是高级军官的相继自行离队，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了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

10月底，起义军到达大庾时，部队战士一个个衣衫槛褛、面黄肌瘦，精神面貌也很不好。在大庾休整期间，朱德和陈毅商量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11月初，经过整编的军队转到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

毫无疑问，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经过组织上的初步整编和思想上的鼓舞激扬，面貌确实焕然一新了。

然而，它既可能是革命星火燎原的前奏，也可能是彻底失败前的回光返照。如何让第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这确实是摆在朱德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

很显然，当时仅凭着几百人的队伍再去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硬拼，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经过权衡，朱德果断提出，部队要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把游击战争的要点讲得很通俗明了：“我们要从过去跟敌人硬打硬，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

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朱德提出打游击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来说，这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中占据主导思想的武装斗争战略是发动城市暴动，从国民党武装手中夺取大城市，而不是让中共武装流落到山区去打游击。

所以说，朱德、陈毅带着队伍上山打游击，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得到党中央支持的。

但这支仅有800多人的部队作为南昌起义硕果仅存的火种，此已经被现实情况逼得别无他法，无路可走，只能先想办法活下来再说，除了上山打游击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可当这支队伍上山打了一个多月游击之后，朱德、陈毅却欣喜地发现：上山是有出路的！因为这种做法起码可以让部队在绝境中生存下来。

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期间，朱德、陈毅领导这支部队一边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一边在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从此队伍开始扩大，指战员们思想情绪也渐渐稳定。

此后，朱德、陈毅两位开国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上了另一座山——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在一起，中国革命正式开启了“星火燎原”的时代。

可以说，南昌起义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当时缺乏实践，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给合起来。

朱德、陈毅正是在起义失败以后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保留住了南昌起义的火种，领导这支起义军作出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历史抉择。

参考资料：《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黄河出版社）、《惊雷：南昌起义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