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民领袖。
由于毛泽东的伟大，再加上列宁曾说过一句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少人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毛主席智慧超群，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
如果这样看待毛泽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是一个很善于听取别人不同意见、很注重集思广益的人，这是他与总揽兵权、搞独裁专制的蒋介石的本质区别之一。
谦虚谨慎、集思广益、汲取集体智慧，对于正确战略预见和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毛泽东能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不同的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不同，所以尽管古代兵法对将帅提出了“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等要求。
但对于旧时代的军阀和国民党的将领来说，是不能真正做到的。因为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对下级官兵不信任，往往越俎代庖、束缚手脚，不能发挥广大官兵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军事上、政治上只信奉独裁专制主义。
正像白崇禧嘲笑蒋介石那样：“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无策，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
而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统帅，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做出关系全局的决策时，能够仔细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集体的智慧、在战争和作战指挥上，能够充分实行军事民主，相信和依靠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创造能力，发挥指战员的聪明才智战胜敌人。
毛泽东给下级将领的电报和指示，许多写有“请酌办”、“望见复”、“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
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过程中开始不打锦州而先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曾反复发电，一方面进行严肃批评、耐心教育，另一方面又要求“如有意见即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他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淮海战役时，毛泽东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尊重下级指挥员、虚怀若谷的品质。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能够根据下级的正确意见，修改原定的计划。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接受粟裕提出的华东野战军暂不渡长江南进，而在长托以北的中原黄淮地区组织大歼灭战，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主张。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确定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由粟裕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粟裕接电后考虑，从全局看，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在江南打大歼灭战，兵力是不够的，而且10万之众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上万里，敌人必会利用处于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
而我军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但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上敌人的4个主力军（师），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若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势必分散中原我军兵力。而如果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地多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广阔，敌人背的防守包袱很重；中原地势平坦，虽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中原北靠老解放区，我军可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
粟裕把以上看法和建议报告中央后，中央立即电令陈毅和粟裕一起到中央驻地当面汇报。
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意见并研究后，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方案，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作出华野3个纵队留在中原，在黄淮地区打大仗的决策。
后来淮海战役的胜利证明，粟裕的建议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和虚心听取前线指挥员意见的优秀品格，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传为美谈。
毛泽东的集思广益，还体现在他能坚持真理，耐心等待和不断说服教育，使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多数干部、群众接受。
对此，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报告中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他说：“当毛主席的意见没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十年内战期间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当打大城市，应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当时大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
“结果打大城市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说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我们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回江西。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坚持真理、尊重群众、集思广益的典范。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则有其历史原因，需要客观看待。
参考资料：《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与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