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红学也就是《红楼梦》的研究形成了多个派别，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考证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通过科学考证方法来确定《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客观事实。胡适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的开山之作。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通过考证小说情节和人物来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的重要著作解读。

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侧重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对《红楼梦》进行评点。

题咏派：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着眼于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寄以羡慕或感慨之情。

评论派：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开端，运用哲学、美学思想系统地评论《红楼梦》。

当然还有其他的派别，这些不同派别的红学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红楼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和分析，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里简单介绍一种一般大众不熟悉的学派，那就是社会派红学与新社会派红学。

社会派红学与新社会派红学的定义：凡立足于从《红楼梦》的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上阐释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的理论，都应归之于红学的社会派范畴。社会派红学有新旧之分，这里以1949年为分水岭，诞生在此后的属于新社会派，以前的属于旧社会派。旧社会派的代表清代评点家王希廉的《红楼梦回评》里，就曾道出了《红楼梦》具有的社会内涵的广阔性，他评道：‘葫芦庙’有两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书虽是小说而包括万象，离合悲欢，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此一义也……。旧社会派的另外一个代表景梅九在他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石头记真谛》中对《红楼梦》的社会性进行解读的，他在书中写道：

著者曹一士及重订者曹雪芹，生于清初乾隆之际，目睹满人倾轧猜忌之情形，以及富贵功名之虚伪，且在黄黎洲《明夷待访录》出世之后，痛知居隅之奇酷，颇有去君思想，故于本书字里行间，时露平民色彩。若生于近今，当成一锐进主者。其他的作品如季新1915年发表于《小说海》上的《红楼梦新评》，佩之1920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红楼梦新评》，陈独秀载于1921年亚东图书馆初版《红楼梦》卷首的《红楼梦新叙》等等。

这里重点介绍《红楼梦新评》首开将《红楼梦》的社会内涵提升至对我国皇权专制制度、家庭组织及道德伦理等等的批判的层面上，如前引所述：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同一年佩之发表的《红楼梦新评》则特别强调《红楼梦》的社会批判性：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是批评社会四个大字。我们把《红楼梦》当做言情小说、掌故小说、哲学小说、政治小说看，却把他描写的社会情形，一概忘记了，这却断断不可。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吾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

陈独秀先生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深远，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点。

公元1910年代，他高举“赛先生”大旗，大力提倡科学精神，主张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研究。公元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读过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他说：“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家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红楼梦》）善写人情也。”陈独秀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都曾对《红楼梦》有一番研究。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借新版《红楼梦》推广白话文，由此开启了“新红学”研究的考证路径，并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积极的影响。陈独秀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新叙》中，提出了对中西小说区别的看法，认为中国小说历来重视故事叙述，而西方近代小说则更注重描写人情。

陈独秀的红学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陈独秀在《<红楼梦>新叙》中说：“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陈独秀的前半句话，针对的是胡适的自传说，后半句话是对他的委婉提醒。陈独秀认定了《红楼梦》为人情小说，这是对人性极大的肯定，也是为女性权利进行的呐喊。他主张，应该专注于《红楼梦》中善写人情的部分，而不是善述故事的部分。他说：“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所以，专写谈情的《红楼梦》被人视为“晦淫”，是反叛封建礼教的邪书。他还发现了作者反叛专制礼教的文学创作思想，并赋予《红楼梦》在当下社会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

注:本文参考部分专业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