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民主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只有当国家与社会形成适当的博弈，民主才能真正保障自由。

“自由”看似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是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权、选择权、发展权的关键概念。政府的运作方式是否能够保障自由、保障社会公正、给予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都是值得普通人关心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曾在他们合著的书中指出，自由其实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走进去，走进去不容易，就算进去了，也有很大的可能振荡出来。而美国就是能够长期呆在“自由的窄廊”中的少数国家之一。

但是如今特朗普二次执政发布的一系列政策，引起人们种种不安和焦虑。这种情形下，人们也不禁产生疑问:美国会跌出这条窄廊吗？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曾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讨论了国家繁荣和衰败的根源。他们把社会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掠夺性（extractive）两种，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本书出版之后，他们又合著了《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他们认为，实际上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互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化。自由的存续，不仅依赖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平衡，还需要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产生一种“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

什么是“红皇后效应”呢？这是用了Lewis Carroll的作品《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的一个情节来设喻。

书中的小女孩爱丽丝和她遇到的红心皇后赛跑时发现，不管怎么拼命跑，她们周围的山林树木似乎都没有改变过位置，她们似乎也没有超越过任何东西。在红心皇后叫停比赛的时候，爱丽丝就提出了疑问，怎么跑了半天好像还在原来那棵树下？红心皇后却说：“你拚命快跑，就是为了留在原地。”所以“红皇后效应”指的就是你为了维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须不断地向前跑；就像国家和社会都跑得很快，目的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平衡。

国家必须很有能力，才能控制暴力、执行法律、提供公共服务。但国家权力需要制约，而且单靠宪法和法律是不够的，毕竟“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就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控制和约束。社会在对抗国家机器的权力扩张时，也不需要彻底抑制国家机器，而是可以采用别的方法，提高自己约束国家机器的能力。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等，正是善用红皇后效应，提高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处于“自由的窄廊”中的国家通常具有强大的国家机构，同时也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来制衡政府的权力。

美国近几十年来尽管面临党派极化、右翼民粹主义等挑战，但仍然具备强大的制度框架和公民社会力量，如独立的司法体系、新闻自由、活跃的选民等，理应能对抗政府的滥权。但特朗普2.0政府上台短短时间已然为世人展现了一幅不断挣脱束缚的国家巨灵利维坦的形象，也基本与《自由的窄廊》中所警示的国家权力集中趋势高度吻合。

他致力于强化总统的行政权力，削弱官僚体系和制衡机制。例如上任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赦免所有因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而被定罪或起诉的人。这引起了广泛争议，被认为是对总统赦免权的滥用，不仅削弱了司法系统的作用，也可能鼓励未来的政治暴力，使美国陷入更深的政治对立。

美国“传统基金会”提出的“Project 2025”计划的核心就是使行政权力极大集中，削弱制衡机制，模糊民主与威权的界限，这个计划的许多支持者也已经变成了政府内阁成员。此外，特朗普非常善于利用文化战争加剧社会撕裂，推动MAGA 2.0 运动的扩张，使得美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极端分裂。他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也是倾向富人的，尽管他声称要“保护普通美国人”。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正与科技寡头深度绑定，赋予他们更多政策影响力。

《自由的窄廊》一书中这样写：“人民无法从经济变化中受惠，觉得菁英取得上风，对制度失去信任；各党各派间日趋多极化、日趋倾向零和博弈；制度无法解决和调停冲突；经济危机进一步扰乱制度，剥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强人宣称代表人民对抗精英，要求放松制度束缚，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段话可以用来形容很多国家和他们的领导者，如今，也可以是美国和特朗普。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民主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只有当国家与社会形成适当的博弈，民主才能真正保障自由。虽然美国的国会、媒体、司法系统，以及部分温和派共和党人仍在试图对抗特朗普的极端政策。然而，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社会割裂的加深，以及右翼民粹的全球化趋势，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倒退风险。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得以全面实施，美国也有可能会跌出自由的窄廊，走向一个由科技寡头与右翼强人政治主导的体制。

4月5日，在全美范围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这场名为“Hands off”的抗议运动策划者的目标是在1200个地点举行集会，遍布50个州，民众通过集会和游行表达对特朗普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这正是《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所指的社会动员的力量，这种社会动员包括非制度化和制度化两种表现形式。“Hands off”抗议是非制度化的力量。而4月1日威斯康星州选民选出一名民主党法官担任州最高法院法官，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了一位马斯克花费重金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就是社会动员通过选举表现为制度化的力量。

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州内在选区划分、投票权与堕胎等重大议题上的裁决，也可能影响未来美国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这一变化有望为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提供有利条件。

在国家力量增强的同时，社会力量也要增强，正是红皇后效应的核心要求。美国是否会跌出自由的窄廊，或许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