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夏素以礼仪之邦闻名，重礼乐、重教化、重规矩，纵使放到王朝更替这样的大事上面也是一样得有规矩，讲究一个“合法性”，满足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得国正”。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史演义》中提出“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这一论断引发了广泛讨论，至今未休。
汉高帝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王朝，为何能被孟老称为“最正”？其背后既有对“吊民伐罪”之传统的继承，也包含了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深刻思考。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和伦理基础两个维度解析汉、明两朝得国之“正”的独特性，并对比其它王朝的合法性困境，将古代“合法性”问题展开说一说。
明太祖朱元璋
一、“得国正”的核心标准：布衣起事与为民除暴1. 出身微贱，无前朝荫庇
孟老提的第一个标准是“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汉高帝刘邦虽说曾任秦朝的亭长，但其家族传至其父手里已然属于编户农民，而且亭长也算不上“官”，充其量只是不入流的“吏”。他能建立汉朝主要凭借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和时代际遇，而非世族背景或前朝权位。正所谓“君既起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可以说他一手打破了持续千年的世侯世卿之旧格局。
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开局一个碗”的极端案例，父母早亡、出家为僧、化缘求生，其崛起完全脱离体制框架，正所谓“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相较之下，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和宋太祖赵匡胤均为前朝权贵，皆依托既有权力网络上位，有点儿“吃老板的饭，砸老板的锅”的意思，确实不满足这第一条标准。
汉高帝刘邦
2. 为民除暴，非预谋篡位
孟老提的第二个标准是“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汉高帝刘邦聚众起兵的根源在于秦朝末年的“天下苦秦久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其最初的目标仅为带着兄弟们在乱世中寻得一线生机，顺带响应天下熙攘的反秦之势，绝没有想到自己要去谋夺皇帝宝座。
明太祖朱元璋加入红巾军时仅是因为自己生活无依，恰好幼时小伙伴汤和来邀，便投军求生，自成为义军大帅，扫灭江南群雄后，才有了一统天喜啊的格局。他俩的这种“被动逐鹿”与曹丕、司马炎等权臣“预窥神器”形成鲜明对比，曹丕之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炎之父司马昭又是路人皆知，其权力更迭的本质是集团内部分解。
朱元璋加入了以反元为宗旨的红巾军
二、汉明两朝得国之“正”的伦理实践1、汉朝：终结贵族格局，开启布衣时代
汉高帝刘邦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成功，更是zheng治模式的革命，他比秦朝更为彻底地打破了夏商周三朝以来的“世卿世禄制”，以白马之盟的温和手段确立“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上层建筑格局，将统治基础从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贵族阶层转向军功阶层，其中多为底层平民或小地主、小官僚出身，比如屠狗之辈樊哙和贩缯之徒灌婴等。
这种变革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换作前代，谁能想到一个骑奴能够跃为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从最初的约法三章到开放秦朝皇家园林给百姓耕种、再到以身作则、注重节俭、轻徭薄赋，并将秦朝的乡级“三老”制拔高至县级，这一桩桩、一件件，汇总到一起就是“与民休息”，由此将王朝合法性与改善民生直接挂钩。奠定了汉朝盛世的基础。
完成阶层跨越的樊哙
2、明朝：驱逐异族统治，重构华夏正统
明太祖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同样不只是单纯的武功，在“华夷之辨”的大环境下，这称得上是华夏文明的复兴。他在北伐诏书在提到自古只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激励汉家儿郎“雪中国之耻”，满满的都是血性和他对华夏正统的宣示，可谓气势磅礴。回顾前代，有以华夏同化夷狄者，没有像朱元璋这样在神州沉沦于夷狄之际而驱逐夷狄的。
军事目标完成后，朱元璋开始逐步落实文化复兴，他令人编撰《大明集礼》，旨在尽快摒除元朝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恢复汉家礼仪文化，并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废除蒙古文化中的胡跪，恢复汉家的即顿首和稽首之礼；禁止使用胡语，制定《洪武正韵》；循唐制衣冠而制定大明冠服制度。用行政的力量推动文化的复兴，朱元璋成功革除了蒙元的阴影，重新建构了华夏正统。
朱元璋派徐达北伐
三、对比视域下的“不正”王朝：合法性危机之源1、权臣篡位：伦理背叛的先天缺陷
新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代魏、杨坚篡周、赵匡胤黄袍加身，均属权臣利用体制内地位谋夺皇权。此类王朝虽可通过“禅让”仪式粉饰合法性，但其权力来源始终带有“弑主”原罪。如司马昭当街弑君，赵匡胤欺后周孤儿寡母，均被后世视为道德污点。先天不足，那就后天来补。
王莽、司马炎和赵匡胤不都陷入了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吗？王莽为了彰显自己的天命所归，选择托古改制，搅得天下大乱；司马炎为巩固统治而分封家族成员，却因此引发了导致永嘉南渡的八王之乱，半壁江山落入胡骑之手。赵匡胤为了防范风险，将“重文抑武”搞成了极端，使得宋朝军事孱弱不堪。这些后天路数的扭曲，皆可追溯至权力来源的先天不足。
陈桥驿之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2、异族征服：文明冲突下的合法性争议
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以武力入主中原，其统治者始终面临“夷夏之辨”的质疑。拓跋鲜卑改革，积极推广汉家礼制，最终在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湮没于历史；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汴京，改国号为辽，旨在宣示合法，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就仓皇北撤，抱憾而终。完颜女真为削弱中原汉人的抵抗，一方面将汉人移民至东北辽东等地，视他们为奴隶，一方面推崇儒家文化。
同时，女真人还循五德之说将自身定义为承继宋之火德的土德（开始说金德，后改之），眼见同化现象愈发严重，其上层统治者又感危机，持续强制治下汉人接受女真礼俗，让汉人搞什么“薙发左衽”；蒙元同样如此，在推崇儒学的同时致力于将汉人边缘化。相比之下，汉、明两大王朝均以“华夏守护者”自居，其合法性建立在文明共同体认同之上。
南迁改革的北魏孝文帝
四、合法性标准的历史功能与局限1、积极功能：秩序稳定
关于王朝合法性，除了孟老提出的两条外，历史上还存有另外的标准考量，比如天命观（比如周武王以德配天）、血统论（比如李渊自称西凉太祖李暠后裔）、制度传承(比如王莽复周礼）。这些标准的本质是统治集团的话语建构，例如朱棣在靖难之变后修改史书，将自己塑造为朱元璋属意的接班人。
统治者通过这些抽象的概念，使民众自愿服从权力，便于稳定社会秩序，降低统治成本。不去讲合法性，但凡有点什么差错，都得给人上纲上线，弄个不好就成了被围殴的对象，比如袁术。讲合法性，除上述好处外，还能构建集体认同，比如元朝和四大汗国之争，元朝就通过讲合法性来凝聚汉地精英，清朝同样如此，以“大一统”来叙事整合多民族帝国。
存在合法性焦虑的朱棣
2、历史局限：内在矛盾
展开来看，合法性标准落到实处的时候往往就是依赖“成王败寇”的终极逻辑，陈胜明明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又不得不制造“鱼腹丹书”。黄巢、李自成失败后被斥为“流寇”，成功则可自诩“替天行道”。这种逻辑使合法性沦为对既成事实的事后解释，而非客观评判标准。
另外，那些宣称爱民如子、以民为水的王朝，多数时期仍维持压迫状态。李自成席卷中原时，百姓甚至高喊，“闯王来了不纳粮”，明显揭示了合法性叙事的脆弱性，而且当不同标准发生冲突时，合法性体系即陷入混乱，最终仍以实力定胜负，比如蒙古灭宋，符合武力征服，但违背华夷之辨。
受到欢迎的李自成
结语：正当性的双重维度与当代启示汉、明两朝得国之“正”，既体现为程序正义（非篡夺、非异族），更蕴含实质正义（解民倒悬、文明复兴）。这种双重正当性，使其成为华夏历史上罕见的兼具“ge命性”与“建设性”的王朝。
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历史命题的启示在于：国家的生命力不仅依赖武力或权谋，更需扎根于对文明价值的捍卫与对民本诉求的回应。正如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所言：“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或许这才是“得国正者”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参考文献：
《史记》
《中国通史》
《明史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