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纳热带雨林里的生活方式

保罗·休伯纳作 王川 许小梅 方雅君 阿斯汗译 王诺校

使用大砍刀的关键是控制好刀身的角度。以错误的弧线挥刀，或者刀刃接触的部位错误，你将会空费力气，而且可能伤到自己。我认识到这些是因为我曾去过委内瑞拉做森林保护工作，但那项工作却以我参与砍伐和焚烧森林来开垦农田而结束。这不是我原本期望的工作，但是，还是想把这事做得恰当。

我并非一到那里就开始砍伐热带森林的。一个原因是，那个地区的森林所剩无几，很难找到了。我的行程是从委巴边境附近的一个城镇开始的。圣埃伦娜【圣埃伦娜：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的玻利瓦尔州境内，金刚石矿产丰富，现仍保存少量的热带雨林】的两万八千居民中绝大多数似乎都在经营钻石商店、探险旅游公司和开无牌照的出租车。就在这里我遇见了曼弗雷德，他却组织了一个提升可持续性和为当地儿童提供学习班的小型非营利性机构。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几周，和孩子们交谈，种植蔬菜，拖运石头。

一天下午，在水果摊贩正准备收摊午休的时候，曼弗雷德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了我。

“我从店里把车弄回来了，”他说，“我正要去城镇外看看我的产业，为何你不一起去呢？”

曼弗雷德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自然随性，常常开口大笑。他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都带着他本族的德语腔。他有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会使你感觉和他说话时，你有时候必须要重复一遍才行。但是说起他建立的机构，他却谦虚起来了。

我们开车出了城，转到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上时，他谈到了要尽可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年限是如何的重要。修理是很昂贵的，但是买辆新车的费用又叫人无法承担，尤其是那种体面的、可以在雨季穿越坑洼、肿胀路面的四轮驱动汽车。

“人们买旧车的时候，”他说话间，正好路面上有一条被流水冲出的小沟，车子开过时，他从座椅上微微弹了起来，“他们不管是哪年出产的。他们只关心发动机是否运转。这就是汽车没有失去价值的原因——甚至像这辆开了二十年的‘陆地巡洋舰’，还值得使用和修理。”

在他这么说的时候，车内原本已经相当高的温度开始骤然升高，变得难以忍受，迫使他看了看仪表盘。

“我有这种感觉，”他说着，把手放在空调口上，“风扇停了。”

火热的阳光下没有一丝风，车子不能再开下去了。于是他停了车，在座位下面翻找起来，直到拿出一根两端都剥了皮的电线。他将电线的一端连到转向柱下面一个打开的保险丝盒里，把另一端插入电动窗控旁边一个暴露在外的接口。一扇车窗嘎吱嘎吱地降下来了。出于礼貌，我问他是否我这边的窗户也应该照他那样去做，他摇了摇头。

“只有这一边能降下来。”

当地人有时把格兰萨瓦纳称为“第二非洲”。对于这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偶尔被点缀其间的水洼分断的草地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名字。不过，这个地方也不会被认为是第一非洲，因为这儿有特普伊山脉【特普伊山脉：位于南美洲北部海岸委内瑞拉境内】：巨大的平顶山脉由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构成，它们像巨大的石桌，虽然远在天际，却总是赫然在目。其中最大的奥扬特普伊山，占据了七百平方公里，它造就了世界上落差最大的丘伦梅鲁瀑布【丘伦梅鲁瀑布（Parecupa meru）：帕蒙语，意为最深的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圭亚那高原的丘伦河上】，说英语的人把它叫做安赫尔瀑布。外来的人非常欣赏特普伊山脉、山上的瀑布，还有萨瓦纳零星四散的热带森林——林子里生气勃勃，到处是巨嘴鸟、阿拉瓜托猴子和闪着荧光的蝴蝶。正是这些景观激发了阿瑟·柯南·道尔【阿瑟·柯南·道尔：世界著名小说家，堪称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因成功地塑造了侦探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成为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做的那番冥思。但是就算在道尔的时代这里有过恐龙，现在也不会再有了。

曼弗雷德继续开车，不久我们看到有两三股烟云在远方升起。这片热带草原似乎总在着火，也许只有在雨季高峰时例外。草长得很高，火迅速从中蔓延过去，有时还向树林里延伸。我惊讶地注意到，就在我们车外的草丛里有一些幽灵似的火苗。于是我们下车用靴子踩，用一把把的土将火弄灭。曼弗雷德一边努力防止靴底被烧熔，一边强调说这种火并非大自然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一支香烟，阳光下的一片玻璃，或者垃圾里的余烬，都可能让草地着火，进而对这个地区的一片片森林构成威胁。树不比草易燃，它们表明这里的热带森林依然有迹可循。这里的森林曾经覆盖了格兰萨瓦纳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可是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砍伐和人为火灾之后，现在已经缩小为一小块一小块的茂密丛林，他们像孤岛一样被大片的条状草地隔离开来，似乎显示不出太大的再生趋势了。

回到车上，曼弗雷德又把手探到通风口上，确认一下是否还有问题。

“你知道，在这里小汽车着火也很常见。这些车很旧了，人们会修理部件，替换部件，也许会装上一个警报器，或装上其他的东西，把警报器取下来时却把电线落下了——真是糟透了，这样，不久后车就会被生锈电线卷得一团糟，有的不知道干嘛用的，有的哪也没连接着。在火辣的太阳下你只需要一个火星子，或许一阵风，它就会着火。我准备马上把这辆车送去再修理一次，因为我注意到一些电线在发烫。”

“现在，”他接着说，“我已经和我的朋友说过了，他说欢迎你到奇瑞卡恩（Chirikayen)村暂住。我觉得这很好。帕蒙人很友好，他们了解这个地方。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农场。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能自给自足了，我们可以向帕蒙人学到很多东西。”

“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种植自己的食物吗？”我问。

“哦，”他说，“我并没有希望通过我的机构来改变世界，如果你是那样想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世界是自行运转的。我试着做点事来看看会有什么作用，看看我们能给予怎样的帮助，但是我并不假装去提供所有的答案。你会看到，帕蒙人也有难题。但是怎么把你弄到那个村庄去无论如何都是个大麻烦，因为它完全不在大道上。但是我想，他们能在周五集市散了后带你去的。只是要记住，在你去奇瑞卡恩的途中你会经过军方的检查站的。你最好对卫兵说你是帕蒙人的客人。你不是工人。我们不用带有‘工’字的词，因为工作意味着为报酬干活。他们怀疑那些为了钱而来的人——采矿者，这些人破坏了河流和特普伊山，带走了黄金和金刚石，而在法律上这些人现在还属于帕蒙人。”

“你不觉得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是志愿者吗？”我问道。

“呃，不行，”曼弗雷德皱着眉说，“志愿活动在这里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概念。表格上都没有这个可选框，你知道的。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就是逐渐引进志愿活动这个概念，但这需要时间。现在，你只能作为一个客人。”

委内瑞拉人会告诉你，他们的每个城镇，不管多小，都会有一个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功勋卓越的革命者，他被授予了“解放者”（el libertador）的光荣称号。美洲有很多城市以“玻利瓦尔”为名字来纪念他】广场：一个围绕着“解放者”雕塑建起来的小型广场，雕塑上的玻利瓦尔通常骑在马上，呈战斗姿势。西蒙·玻利瓦尔是这里的神话人物。除了广场，他的名字还用来命名这个国家的一个州，一个主要城市，以及无数的建筑和街道，甚至国家货币单位。我现在等车的这个玻利瓦尔广场是圣埃伦娜的中心。而我要去的那个乡村则没有玻利瓦尔广场。

一小群来自奇瑞卡恩的男人和女人答应把我带到那个乡村，他们到镇上的星期五市场来卖食物和工艺品。因此我背着背包坐在一棵树下，我身后雕塑上的玻利瓦尔一脚迈出，长剑在手，蓄势待击。我一直等到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准备走了。我爬上了他们弄来的卡车，在后面找了个位置，我为敞开的车斗两边有护栏而略感安心。车上载有八九个人，大家都挤在一起，有的站着，有的无精打采地坐在包和箱子中间，那些包和箱子装着没卖出的商品以及从商店里买的杂货和鸡蛋。当开出了那个广场，开上城外的主干道，卡车就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但至少这些护栏还意味着有某些牢固的东西可以紧紧抓住。

我们在离巴西边境仅有一两英里远的地方出了出口，然后向西行驶。我们的车沿着阿比斯莫（El Abismo）山的山顶行驶。一路上悬崖嶙峋，绵延数英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边界，北边是委内瑞拉的格兰萨瓦纳【格兰萨瓦纳（Gran Sabana）：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的高原，这里由于地壳运动使得古老的岩层上升形成了森林高原】，南边是亚马逊盆地和巴西。连绵起伏的巴西山群在云遮雾绕下若隐若现，山上覆盖着厚厚的雨林，只能看见一层密密实实的树顶。从这个高度甚至无法发现那些蜿蜒流过森林的河流。雨林在阿比斯莫的底部戛然而止，而悬崖这边的高地相比之下则风景大不一样，这里炎热干燥，尘土飞扬。

不久就到了检查站，司机停下车，三四个士兵从一个小军事办公处冒了出来，突击步枪和全身迷彩服使得他们汗流浃背。他们今天对满卡车的帕蒙人没有兴趣，即使里面的人有一张陌生的白人面孔。他们挥手示意让我们通过，没有检查我的护照。

由满是尘土的主干道转弯进入更小的一条路后，司机在毛拉克把我们卸下。这是一个有几百人的帕蒙村庄。我们在渐渐降下的夜幕中等待，直到一辆有喷漆痕迹的破旧旅行车出现在我们面前。这辆车的司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帕蒙人。他帮我们把箱子、包裹和我的背包或是塞在车后部，或是放到车顶。我们都爬了进去，前排座位坐四个人；后排的座位上坐了三个帕蒙人，两个婴儿，加上我；还有四个人挤在车后部，行李将后面这几个人遮得都看不见了。坏掉的弹簧从破裂的坐垫中冒出来，这使我们前两排的人并不比后面的人状况好多少。不过由于车窗没有玻璃，夜风大量灌进来。司机在几次尝试后终于发动起呼哧作响的引擎，引擎剧烈地颤动起来，使得与车顶垂直的后视镜前后晃动。他带着我们做了简短的祷告，然后就出发了。当我们在座椅上颠簸前行时，妈妈们在给她们的孩子喂奶，其他人则昏昏欲睡。

开到奇瑞卡恩又花了一个小时，中途还停下来过，我们不得不下车，在黑暗中步行上山——它的陡坡导致这辆满负荷的车子排放的尾气里竟然蹦出了火花。这番景象在我看来，宛如新的星群在夜空中闪烁。卸下了乘客重负后，这辆车扑哧扑哧地爬到了山顶。我们又爬上了车，开始了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程——穿过一段蜿蜒在密林中的道路，通过两三座圆木小桥，我们来到了这个村子坐落的草原上。

在这里，汽车的前灯沿着小径照出了一群小木屋。我们卸下东西，一个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身影的女人，友好地说着西班牙语，把我领到了一个空屋子里。我把吊床系在低矮的梁木上，然后开始睡觉。在轻轻摇荡的吊床上，我觉得是这个漆黑的世界在前后摇晃。

我跟随一个女人穿过环绕村庄的那片炙热的草地，一个叽叽咕咕的小男孩骑在我的肩膀上。

“谢谢你扛着他。”她微笑着说。穆里尔是个中年妇女，有一张友善的、饱经风霜的脸，穿着蓝衬衣，紫色裤子，她的黑头发扎在后面。我肯定她平常说的是帕蒙语，但却为我换成了西班牙语。我的西班牙语不比帕蒙语好多少，但是我很感谢她的心意。

“不客气。”我说，此时我已经大汗淋漓，正在不停地看地上有没有蛇，而那个男孩则在玩我的眉毛。

我们来到森林边的一座小木屋，那屋顶是用棕榈茅叶做的。屋里有一个被金属圆盘盖住的火坑，一个连着燃油马达的大木槽，两三百条的一堆木薯。她在木薯【木薯（yuca），是灌木状多年生作物。茎直立，木质，高2—5m，原产于美洲热带，后在全世界热带地区广为栽培。其块根可食，可磨木薯粉、做面包、提供木薯淀粉和浆洗用淀粉乃至酒精饮料】堆前坐下，我也坐下了。

“拿着。”她说话间，递给我一把大刀。我们开始给木薯削皮。

木薯根很像马铃薯，但有着一层带毛的椰子一般的外壳，非常硬，很难剖开。在这里，人们管木薯叫“卡萨瓦”，它用食物能量来回报辛勤的耕作，是地球上最好的植物之一，也是帕蒙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但它也有剧毒。

“哎！”穆里尔说着，起身去拍那只已经溜进屋子里的狗。那只狗耷拉下耳朵，退了出去。“我们不能让它在这里叼到生木薯或是舔到任何掉在地板上的东西，”穆里尔说道，接着又笑了，“削完了一定要洗手。”地上放着一小盆水。

不久，穆里尔的丈夫和他们家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也到了，他们见到我都不觉得惊讶。穆里尔的丈夫推着一辆独轮手推车走了，孩子们则留下来帮忙。我刚给一个木薯根削完皮，他们每人就已经削了三个。

晌午时分，年纪最大的男孩子叫我到外面去，把我领到一棵高高的棕榈树下，然后用手向上直指着长在一串青色木瓜中的两个黄色大木瓜，所有的木瓜都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接住了。”他说，咧嘴笑着。

他抓了一根长棍，爬到树上约八英尺高的位置，然后去捅那些成熟的木瓜。它们哗啦一声落下，我笨手笨脚地没接住，但却减缓了它们落地的速度，没让它们摔坏。

回到小屋里，一家人正在准备午餐：煮鱼和米饭，还配有木薯面饼【原文是西班牙语casabe，或称casabe de yucca：“木薯面饼”，是一种木薯制成的薄饼】。我们削的那堆木薯不久也将变成那种薄薄的、粗糙的、带有颗粒的烘饼。

几个小时后，所有的木薯根都剥好了皮，被放进了水槽准备送往燃油粉碎机，然而粉碎机却拒不启动。我的主人对那台机器不再抱希望，她开始用手在一块带短钉的板子上粉碎木薯。我也这样做着，她大笑了起来。

“拍照，拍照！”她一边说，一边在她自己眼前比划着相机，然后装样子对准了我。没人看见过我口袋里的小相机。我从未用过它，因为用像素来记录我的主人们总有些不尊重。拿出相机会让我从一位客人变成一个游客，让我的新朋友变成拿去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东西。她知道我肯定有一个相机，所以我把相机递给她。她把相机给了她女儿，让她为我们俩照了相。

终于，燃油马达启动了，木薯进了机器，出来时成了一个黏糊糊的面团。剥皮和粉碎工作进行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小屋去完成后一半工序。木薯面团被塞进长编织管，悬挂在门外的一棵树上，并用一个撬杠拉紧，挤压出有毒液体。等那些管子被拿回来收进屋里时，木薯就成了干燥的粉末，再用一个方形的编织筛子筛过。圆形的金属盘下点起了火，把筛好的木薯粉摊在盘子上煎，粉末变硬，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薄饼，就这样翻面再煎，然后再拿到外面的阳光下晒干。

“木薯面饼里没有其他原料了吗？”我问道，“没有水，没有盐？”

“没有，只有木薯，”穆里尔说，“做薄饼要付出很多劳动，对吗？回到家时我总是很疲惫。像在今天这样的制饼日子，我就没有时间吃一顿正常的午饭。”

“下次赶集时你会卖一些薄饼吗？”

“不会，做这样一批饼要花我们八天时间。如果我们想卖的话，还要做得更多。”

早晨，阳光直射在一栋木框土夯带有铁皮屋顶的房子上。屋子里只够安排一个大房间或是两三个很小的房间。我快走到门口时，维克托里诺微笑着出现了。他是一个矮个子中年男人，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一件T恤。他用西班牙语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欢迎，”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和我一起去。”

维克托里诺领着我朝村边走去，还问了我家乡加拿大的一些事儿。

“是的，温哥华很大，”我说，“就像加拉加斯一样。”

“啊，是呀，”他说，“你在那儿有家、有孩子吗？”

“没呢，没有孩子。你有几个孩子呢？”

“六个。再过几天就要有第七个了。”

“那可需要好多木薯面饼。”

维克托里诺大笑，然后继续保持沉默，他的两只手臂下晃着两把砍刀。我们走过一座短木桥，桥下有条小溪流淌着。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一边洗衣服，一边玩耍。维克托里诺向一位迎面走来的男子点头问好。那个男人带着各种工具，一个巨大的碗捆在他的背上。

“丹尼尔是要去矿里淘金。”维克托里诺说。

稍后，我也会去矿上看看，去见一些在泥沟里干活的男人。那些矿沟是射水器切割山体开出来的。和丹尼尔一样，那些男人们也要带着采矿工具在灼热的阳光下爬两小时山，有时一周要赤脚干六天活。

到了桥对面，维克托里诺和我经过最后两座房子，然后离开路面，沿着小路上山，穿过东一块西一块的热草，朝着一堵长墙似的树木走去。

过了几分钟，我们到了树那儿，立即身处热带森林之中。面前的道路变成了穿过茂密树叶的一条狭窄小径。身边的一切骤然起了变化：现在，空气更沉重浓稠，气味浓郁而潮湿。虽然我们周围的高大树木为我们挡住了阳光，闷热潮湿的天气还是让我出汗。一群绿如翡翠的蝴蝶在林下灌木丛里绕进绕出，各种各样的鸟儿在彼此呼唤，他们藏在我们头顶上的树冠里，你无法看见。

我们沿着小径继续走了几分钟，我正惊讶于景色变化得如此突然时——从灌木丛生的草原变成葱翠的热带雨林——我们走到了一块林中空地。很显然，那片空地是最近人为开垦的。一块边长约八十英尺、大致呈正方形的空地在我们面前展开。每一条边都在被清理干净的地面与茂密而未被打扰的森林之间的分界处，显得格外分明。空地上满是烧得焦黑的树桩和树枝的余烬，有一些仍然冒着烟。

我在圣埃伦娜时，关于帕蒙人的农业技术，就听到过几种不同的说法。曼弗雷德的说法是，大约三百年前帕蒙人为了逃避殖民者，从加勒比海地区来到了委内瑞拉，在格兰萨瓦纳当时还是大面积的森林中，开始了一种带点游牧味道的生活方式。他们清理出森林的一部分，在这块地上种一两年农作物，然后再清理出另一块空地并搬过去。就这样，他们最终勾勒出一个巨大的环，最后又回到曾经清理和耕作过的地方。此时两代人的时光已经过去，这个地方又一次变得丛林密布、土壤肥沃。但是，几十年前，委内瑞拉政府开始为帕蒙人建造房屋，减弱他们的流动性。帕蒙农民依旧使用同样的砍伐和焚烧方法来清理用于种庄稼的土地。不过，他们却大致上是围绕自己的固定住所向外围清理森林。

曼弗雷德相信，这些小规模的刀耕火种或多或少是可持续的，但是，和木材工业、矿业、畜牧业以及其他那些由殖民者带来的土地使用方式混杂在一起，让雨林遭受了破坏，而且现在仍在遭到破坏。更糟糕的是，格兰萨瓦纳相对来说属于高原，这里的森林无法像在地势较低的盆地里那样容易再生。

“刀耕火种的方式很可能对生态系统没什么好处，”曼弗雷德告诉我，“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帕蒙人是否真的重复利用土地，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其他行得通的路子来种植食物，否则他们只能着手为全部土地购买肥料。当然，这又会成为另一个大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些家庭农场主很可能是替罪羊——巨大的伐木业才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

在圣埃伦娜，我从一个人那里听到了不同的说法。这个人写了一系列关于格兰萨瓦纳历史和特色的书。当我跟着他来到他经营的旅游公司的小办公室时，我问他三个世纪以前格兰萨瓦纳被森林覆盖是不是真的。

“一半是的。”他说。

“那么大片森林是怎么被破坏的呢？”我问道。

“火灾。印第安人用火。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用火：庄稼，交流，防蛇——你知道的，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十个左右的印第安人被蛇咬伤，相比之下，被咬伤的游客一年差不多只有一个。印第安人在夜间赶路，赤脚行走，会被蛇咬伤。他们做什么事儿都要点火。”

西蒙·玻利瓦尔

还有一次，我问过汉斯——我在圣埃伦纳认识的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个木匠——谁应该对格兰萨瓦纳森林面积的减少承担责任。“殖民者，印第安人，我们，”他说着，指了指自己，“我们所有人对待格兰萨瓦纳都很差劲。还有干旱：那里一度干旱十年，接着一九六九年又烧起一场大火。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给了我们援助。现在，森林面积还在缩小，动物也少得可怜。不过，格兰萨瓦纳还是很美的。”

维克托里诺领着我走进森林更深处，闷燃的林中空地——这里不久就会种满木薯或是别的作物——在我们身后看不见了。最终我们来到一个只剩了框架、棚顶是茅草做的小木棚。木棚位于一块森林旁边。这块空地一定是几个月以前清理出来的，现在已经杂乱地长出木薯丛，各式各样的茎、藤和草木。维克托里诺坐在木棚底下一个固定在地面的圆木上，开始用一个金属小工具磨起砍刀来。

“你在这儿清理土地，怎么才能控制住火呢？”我问，“剩下的树林不会被烧着吗？”

“不会的，”维克托里诺说，“火只会烧掉我们砍下来的东西，而不会蔓延到森林中。”

他带我走出木棚，来到那片木薯地里，然后跟我解释说，我们要除掉和木薯丛一起生长的小植物，眼下要除的是杂草。

在木薯叶子提供的巴掌大的阴凉下面，干活是很辛苦的，不过我还是在几个小时内清理出一块大小尚可的区域。我的动作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机械性的重复，但是当我挥刀砍掉一根木杆的时候，看到几英寸之外有一只纹丝不动的大个儿褐色蟾蜍，我吓了一跳，又重新集中起注意力来。

我跪下来仔细打量这只蟾蜍：它全身布满了极小的尖疙瘩，身体两侧各有一个布满这种疙瘩的隆起，从眼睛上方一直延伸到背部。抵达委内瑞拉之前，我知道作为一名志愿者和客人，我要主动尝试着去做任何碰巧需要我做的事情。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伫立在一片受到威胁的热带森林中，我却发现自己正在一路砍伐，参与了刀耕火种，迫使那些我从没见过的动物不得不逃命，不然就有死亡的危险。

也许我是在一种幻想中劳作，以为可持续地依靠土地去生活肯定不包括：给某些植物贴上杂草的标签，把这些植物除掉，让若干鸟类失去巢穴，让蟾蜍无处藏身。威廉·克罗农【威·克罗农（1954—），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代表作有《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1983）等】的话开始在我的脑际回响：将“荒野”定义为一个没有人类干涉的地方，这种概念只是那些以为食物都来自食杂店的人虚构出来的。

回到圣埃伦纳，一天早上，汉斯问我为什么决定来委内瑞拉。我解释说，在加拿大的媒体和国民意识中普遍缺乏对南美洲的认识，这让我很好奇，但此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对环境很感兴趣，而且我渴望为这个区域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做一点事儿。

“啊，”他说着点了点头，“你对人类有一种爱。这很好，这样的人不多。”

这样的评价让我很印象深刻。将环境主义和对人类的爱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我想这并不寻常。总之，环境主义者有一点似乎非常著名，他们更加重视树木、鲸鱼之类的生命，而不是人类。世界上的树木和鲸鱼之类的状况也许是终极的人文关怀，而且从我们体内的器官健康到我们的经济健康，所有的一切都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却是我们很难把握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看着这只仍旧一动不动的棕色蟾蜍时，体会不到欣赏和愉快的感觉——这种喜欢就因为它是蟾蜍而喜欢它，不需要其他理由。我转身走开了，给它留了一些空间去决定是否要寻找一块新的阴凉处来取代被我砍掉的这一块。

又过了一会儿，维克托里诺表示该走了，我们就开始穿过森林走回村子。我问他，今天我们俩干活的那块地用来种木薯的话能种多长时间。他告诉我一年还行，然后他会再开垦另一块土地。

“那么农田离村子太远了怎么办？”

“不会的，”他说，“林子会在两年内长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再次使用同一块土地。”他朝我们身边茂密葱翠的森林比划了一下：“这里曾经也是一片木薯地，现在长成了树林。”

我们回到了村子，维克托里诺家后面的芒果树下摆了个木头长凳，他邀请我坐下。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一堆盆盆罐罐，桌旁的地上还挖了一个生火的小坑。看起来维克托里诺家刚做完饭，尽管现在他们在屋子里边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维克托里诺拿来两个碗放在长凳上，又拿了些木薯饼和酱汁。我心里满是感激有东西吃，快吃完时，才知道这里的饭很多都是用木薯做的。烘饼是木薯做的，带颗粒感的辣味酱汁的主要原料是木薯，口感粗糙的佐料也是木薯，它使我们碗里稀稀的清汤变成开胃汤。维克托里诺递给我一杯又浓又甜的香蕉汁，这让我想起来香蕉和大蕉是村子里的另外两种主要作物。

维克托里诺把空碗放在一旁，然后舒了口气对我说，帕蒙人已经在奇里卡恩生活了五十年，总体来说过得很幸福。“干活，吃饭，睡觉，”他说，“我对此感到开心。我去大城市的话，睡不着觉。”继而他站起来问道：“那么，我们明天见？”

“那么，”我说，“非常感谢你。”【原文是西班牙文】

维克托里诺现在又从西班牙语转成了帕蒙语，对我作了答谢：“多谢你。”【原文是帕蒙语】

END

作者简介

保罗·休伯纳（Paul Huebener)是加拿大当代诗人、散文作家、学者，加拿大文学、环境与文化学会会刊《古斯》（Goose）主编。他曾用两年时间行走考察委内瑞拉和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