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季，文强被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服刑。那时候，其他的罪犯都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盼着能早点出去。可文强这家伙，就是一根筋，死活都不肯承认自己有错。
文强心里清楚，自己犯的事儿大，过往经历也错综复杂，还是个军统里头的重要人物，感觉这辈子怕是都没法离开这铜墙铁壁的牢房了。因此，他干脆拒绝写那份认罪的材料。
那会儿，他跟监狱的管事人员讲了这样一席话：
我表哥是毛泽东，朱德呢，他是我上司，周恩来不光教过我，还是引领我入党的那个人，林彪跟我是同学关系。身边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大人物，可我最后却站到了国民党那边。说起来，是他们没把我引导好，要说写悔过书，那也该是他们来写，我才不写呢。
文强这家伙真是顽固不化，还想把自个儿的错往别人身上推。他改造不积极，根本没想着要改，就这样在牢里白白浪费了26年时光。
文强的经历吧，说起来真是挺不一样的。他原本在共产党里是个高级领导，可没想到后来却变成了国民党中将。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他又被俘虏了，成了一名战犯。
1907年那会儿，文强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有钱人家里呱呱坠地。到了他15岁那年，凭借着出色的成绩，他考上了长沙挺有名的明德中学，还是全校第一名呢。进了这所学校，他碰到了像何叔衡、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文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5年那会儿，满怀壮志的文强跑到广州去参军，靠着自己的本事，在考试中拿了第4名，成功进了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学习班。文强常提起，说周恩来是他的授业恩师，林彪则是他的同窗好友，这些都是他在黄埔军校那段日子的事儿。
文强有幸直接听过周恩来的指导，心里对周恩来充满了深厚的敬意。正是因为受到周恩来的感召，文强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文强跟着北伐军一路打到了湖南和湖北，还参与了武昌那场大战。后来呢，北伐军总司令部又让他跟着朱德跑到四川去了。他讲朱德是他的头儿，这话一点不假。
文强原本是个共产党员，有着挺“铁”的后台，可咋就跑到国民党阵营，还当上了特务呢？这事儿，得从他一次不小心被抓讲起。
1931年那年的秋天，文强遭到叛徒的背叛，在重庆的中山公园里头被抓了起来。大概过了45天左右，地下党的同志们巧妙策划，最终把文强给救了出来。
文强从牢里溜出来后，跟上面的头头因为点误会杠上了，他一生气，干脆离开了四川，琢磨着去找周恩来。可倒霉的是，周恩来那会儿已经跑到苏区去了。没办法，文强只好带着老婆，灰溜溜地回了湖南老家，躲起来过日子了。
1934年那会儿，文强碰上了国民党军统里的一个特务，叫廖宗泽。廖宗泽牵了线，让文强和军统的头头戴笠搭上了关系。文强之后的大半辈子，起起伏伏，全都是因为那次意外的相遇给闹的。
说起来，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他比文强晚入学，算是文强的学弟。经过戴笠的一番劝说，文强决定加入军统组织，随后就被安排做了中校指导员，并且也加入了国民党。
结果如下：于是，这位过去在共产党里参与过事务、还担任过一定级别官职的人，跟共产党翻了脸，在另外一条路上越跑越偏。
戴笠非常看重文强，有了戴笠的支持，文强的职位也是一路攀升。
1945年那年的春季，文强把华北和东北差不多有一百万的汉奸队伍给争取过来了。因为他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提拔为了中将，那时候他才38岁，成了国民党军队里头最年轻的中将。
在东北那会儿，文强碰上了杜聿明。杜聿明对文强挺有好感，但没想到这份好感后来却给文强惹了麻烦，间接导致他在淮海战役时被抓住。
1946年3月16号那天，戴笠飞机失事死了。文强没了大树靠，在军统里待不下去了。到了1948年8月，文强琢磨着跟湖南省主席程潜是同乡，就想法子调到了湖南绥靖公署，当上了第一处的中将处长还有办公厅主任，这样总算是离开了军统。
文强在长沙工作刚满一个月，就收到了来自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头头杜聿明的信，信里直接点了他，让他赶紧去徐州当副参谋长。那时候，解放军跟打了鸡血似的，攻势猛得很，徐州那边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文强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一趟去徐州，八成是凶多吉少，所以他压根儿不想去。
可军令如山，文强终究被老蒋拽进了内战的漩涡。在告别长沙前夕，程潜摆了桌酒给文强送行，端着酒杯对他说：“文兄，你这一走，可得有当俘虏的心理准备。”谁承想这话竟成了真，文强最后真就被抓了。
1948年11月6号那天，淮海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咱们的解放军开始朝着徐州猛攻。
短短不到三十天，蒋介石的两大精锐部队，黄百韬和黄维的队伍，就已经被打得全军覆没。守在徐州城的杜聿明兵团，心里头慌得跟啥似的。他们的参谋长舒适存，一脸丧气地说：“这下全砸了，情况比咱们想的还要糟糕，没救了。”
文强心里头那叫一个苦，本来在长沙当处长，日子滋润得很，风吹雨打都不用管，枪声炮响也听不见。结果老蒋和杜聿明硬是把他拽到了徐州，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往火堆里跳。他心里头明镜似的，国民党这条大船眼看就要翻，自己怕是要跟着一起“泡汤”了。
人生真是充满变数，你想啊，要是文强那时候没离开程潜，继续当他的处长，说不定后来就成了起义的将领，那和战犯的结局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1949年新年头一天，老蒋在南京那边放话出来，说是想求和了。杜聿明一看报纸，心里头那个急啊，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为了能让手下兄弟们稳得住，他把文强他们几个召集到一块儿，开口劝慰道：
但说到底，这只是杜聿明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到了1月6号下午，华东野战军全面进攻的炮火轰鸣，彻底击碎了杜聿明心里最后那点念想。
参谋长舒适存跑到南京去找帮手，直接就走了，留下文强被临时顶上了“代理参谋长”的位置。虽然担上了这个重任，但文强心里头并不觉得是个喜事儿。他心里头清楚，眼下的处境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月9号夜里，杜聿明发出了突围的命令，还告诉文强要带一部分人先冲出去，之后再集合队伍。但文强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的时候，杜聿明已经没了踪影。
文强心里乱得跟麻团似的，杜聿明的心腹李剑虹开导他说：“长官，都到这份上了，赶紧琢磨个逃跑的办法吧！”文强瞅见李剑虹手里攥着几张纸，凑近一瞧，纸上明晃晃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通行证。”
文强心里猛地一颤，暗自琢磨：我文某人怎能是那种怕死之辈？就算战死沙场，也绝不低头认输，被人骂一辈子。他觉得这简直是对自己的极大羞辱，杀心瞬间涌上心头。
但仔细琢磨琢磨，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嘛！要不然他早溜之大吉了，哪还会在战火纷飞里拼命找我？文强好奇地问：“这些东西你是从哪搞到的？”李剑虹无奈地笑了笑：“长官，要是您不乐意，那我就先撤了。”话音未落，他便混进了乱哄哄的士兵堆里，没了踪影。
过了半夜，文强数了数身边的人，发现就剩参谋长、几个卫士，加起来也就十来号人了。有人出声提议：“参谋长，咱现在突围出去太难了，硬拼的话，肯定得被乱枪打死，要不咱先找个小河沟躲躲，等天亮再看看怎么办吧。”
文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因为目前也没别的招了。有人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山洞，文强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山洞里面又冷又湿，他只能缩成一团，冻得直打颤。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他才半梦半醒地眯了一会儿。
天色慢慢亮了起来，累得不行的文强打算爬出洞口，去吸口外面的清气，顺便找找逃跑的办法。可他刚探出头，就听见有人大喊：“站住，放下枪，饶你不死！”
几个守卫听到命令迅速趴到地上，打算反击，但文强马上做了个动作，阻止了他们的动作。他心里明白，一旦枪声响起来，他们全都没命了。结果，文强就成了解放军手里的俘虏。
1949年4月20号那天，解放军上百万大军浩浩荡荡过了长江，把南京给解放了。文强一听这事儿，高兴得写了一首诗来纪念：“心疼江南那片地，花儿都凋零了。大江之上，百万大军勇往直前。再看那国府门前，石狮子孤零零的，晚上月亮都不亮堂了。”
这首诗没多久就被贴到了墙报上。战俘们瞅见后，全都惊讶不已。以前的同事庞镜塘善意地对文强说：
哥们，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在那解放军庆祝胜利的公告板上，咱们要么就不动手，要写就得好好夸夸他们，你弄那些表达痛惜、同情的诗句算怎么回事呢？
王耀武也来凑热闹，劝文强把原先那首诗撕了重写。周围人都跟着附和，文强这下真觉得事儿闹大了。可他心里一盘算，话已出口就像水泼出去，诗都贴出去了再撕下来，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干脆还是按兵不动，以静制动的好。
结果，那首被视为“反叛”的诗在公告板上晾了足足一个多礼拜。文强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但到最后啥事也没发生。文强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对共产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
一踏进北京功德林监狱的大门，管理方为了方便管理，就给每位犯人都分配了个号码。文强拿到的牌子上写着“甲27号”。他心里咯噔一下，立马琢磨起来：“这‘甲’字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代表甲级战犯？难道说，这是要枪毙的节奏？”
然后我又琢磨，这事不太可能吧。杜聿明可是被定为特级战犯，就算我给他当过代参谋长，顶多也就够得上乙级，甲级战犯哪轮得到我啊！
直到有一天，文强被调到了乙字胡同去参加学习小组，这才注意到每条胡同的门口上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甲、乙、丙、丁这些字。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只是给胡同分的类。想通了这一点，他忍不住在心里嘲笑自己，真是自己吓唬自己，没事找事。
文强起初对改造这事儿特别抵触，但朝鲜战争一打完，他的想法就慢慢变了。他琢磨过味儿来了：要想离开功德林这地儿，就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然啊，这辈子可能就得一直关在这高墙里头了。
1959年12月4号那天，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名单出炉了。文强心里头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得淡定点看待这事儿，要是能出去那当然是最好了；要是没被选上，也不能就此灰心丧气，觉得改造没指望了。
名单念完了，文强的名字并没出现在上面。听说主要人物杜聿明都被特赦了，他这个算是次要的却没被放过，文强心里多少有点窝火，还嚷嚷着自己“曾经帮过杜聿明”。
在徐州撤退的路上，我军有七个武工队员不幸落网。杜聿明大手一挥，直接下令“当场处决”。但文强心里盘算着得给自己留个余地，于是背着杜聿明，悄悄地把那七个人给放走了。
后来，杜聿明被扣上了战犯的帽子，其中一条罪名是指控他杀害了七名武工队员。文强见状，连忙站出来为他澄清，直接跟审查组的人讲：“那七个人其实是我给放走的，他们全都活着呢！”
调查小组一番搜寻后，真的找到了那七个人的踪迹。杜聿明在被释放后，满怀感激地对文强讲：“多亏了你这个副参谋长，要不我这条命可就没了，哪还能被特赦啊。”
文强呢，跟杜聿明不一样，他没被特赦，就一直盼着、等着，结果这一盼一等，就是整整26年。后来，总共有6批战犯被放了出来，但每次公布的名单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
文强心里清楚为啥自己没得到特赦，他在自己的回忆里写道：
监狱的头头找我聊天，让我写份认错的东西。我跟他说，啥都能写，就是这个认错书，我写不来。我一直都是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没做过啥亏心事，既没动过共产党一根汗毛，也没拆过共产党的台……我良心上过得去，这认错书，我就是不写！
文强因为性格太倔吃了大亏，黄维也是个一样倔的人。在被抓住的国民党高层领导里面，就他俩死活不写认错信，结果就被关得时间最长。
到了1975年3月19号那天，第七次大赦来了，文强和黄维这才得以重获自由。放出来后，文强直接回了上海，跟家里人见上了面。他看见老岳母都快90岁了，赶紧恭恭敬敬地弯了三次腰行礼。跟家里人待了一阵子，文强又回到北京，干起了文史专员的活儿。
文强到了晚年，心里一直挂念着祖国统一这件大事，他四处奔走，忙活着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就是他写了很多回忆文章，不光在国内发表，还传到了国外，就是想让海峡两岸的老朋友、老熟人，能想起过去的情谊。第二，他还参与了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工作，一心一意想为祖国和平统一出一份力。
1985年的某一天，文强去拜访了一个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以前也是文史专员，还是个国民党军长。在他家里，文强无意间看到了一张从大洋彼岸美国寄过来的合照，于是他便拿起照片，仔细地瞧了起来。
照片里头挤着一两百号人，最前头那位女士，身着红色的旗袍，特别抓眼球。文强一眼瞟见红袍女士，猛地一喊：“哎，这不看着像我那学生蒋志云嘛！”旁边朋友一听，连忙确认，说就是蒋志云没错。
文强再次仔细端详那张照片，又辨别出了四十多个面孔，其中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同学。
有人跟文强提议，让他写个申请报告，去国外见见老朋友。文强一听觉得有理，到家后就马上给蒋志云写了封信。没想到，还没到半个月，他就收到了蒋志云的回信，信里热情邀请他去美国访问。
文强抓住时机，立马起草了一份想去美国探望朋友的申请，交给了邓颖超。邓颖超特别赞同，二话不说就帮文强把出国的事情给安排妥当了。
文强跑到美国去看望老朋友，一口气走了十个州，见到了好多久违的面孔，其中就有蒋士云。一瞅见以前教过的学生，文强心里头那个乐啊。没想到蒋士云跟他说了个事儿：在台湾那儿，给他存了100万美金呢，这是他在大陆蹲大牢那会儿，台湾方面给他发的“薪水”。
蒋士云把这个消息告诉文强，就是想跟文强拉近关系。
文强直接跟蒋志云讲：“我在大陆挣的钱，已经够花了。如果我收下那笔钱，别人会说我这个人能被钱打动，那可就太对不起咱祖宗了，也对不起文天祥的名声，这钱我肯定不能拿！”
文强这人，性格倔强，也很有骨气，他没给老祖宗文天祥丢脸。2001年10月2号那天，文强在北京因为生病走了，享年94岁，他这一辈子，过得真是跌宕起伏，充满了故事。
终点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