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魏国是被列强围攻而倒下，马陵之战是其中的关键一役。魏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借鉴与警示意义。

春秋大佬晋国被瓜分，代表着历史进入了战国。在战国初期，各大列强的机会从理论上而言是均等的，但为啥是继承1/3晋国、疆域狭小的魏国持续强大了半个世纪呢？原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

外因——主要竞争对手都有各自的问题。

三晋之中，原本实力最强的是带头瓜分智氏的赵氏，《史记》称它“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但堡垒往往从内部开始瓦解，赵襄子死后，赵国在数十年里进入了权力争夺的恶性循环：赵桓子驱逐赵献侯、自己当家；桓子死后，他的儿子被赵人所杀，献侯被接回；赵敬侯期间，公子朔勾结魏国造反，曾试图袭击邯郸；20多年后，又有公子绁与赵肃侯夺位事件......

至于东边的齐国，正处于田氏代姜的历史性巨变阶段，为了获得各诸侯的承认、消化内部问题，田氏对外战略收缩；也正是在魏文侯的帮助下，田和才获得了周安王的正式册封；

南边的楚悼王一度处于进取中原态势，多次进攻周、郑、韩，特别是在吴起前来后，推行变法的楚国强大到可以四面出击，“诸侯皆患楚之强”。然而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杀、变法被废，楚国就此刹车；

西边的秦国与赵国类似，长期处于内讧状态，曾发生过秦怀公被庶长晁等人逼迫自杀、秦惠公的儿子秦出子被庶长改杀害等宫廷政变，直到秦献公时期才有所起色。

在一众对手纷纷掉链子期间，那时的魏国则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获得了发展的黄金期。它的强盛，可以归结为两位贤主、三大改制。

两位贤主，指的是魏文侯魏斯、魏武侯魏击父子俩，相对于其他诸侯的庙堂纷乱，这两位却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国君，他们对内发展、对外扩张，奠定了魏国强大的根基；

三大改制，指的是魏国率先进行的变法，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打破世卿世禄制、奖励战功，李悝的《法经》开创时代之先河；经济上施行新税法，保护农民、鼓励生产；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兴盛的河西学派为其他诸侯设立了人才孵化模板，魏武卒也被公认为新式军队的典范。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战国初期的魏国实现了国富兵强，甚至能在对秦国进行强力压制的同时、抽出手来敲打齐、楚两强；即使在魏武侯死后，魏国也爆发了夺储之争，但魏惠王前期魏国继续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公元前356年，史称“鲁、卫、宋、郑之君，皆朝于魏”；甚至在桂陵之战落败后，魏惠王仍旧能“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

但所谓盛极必衰，当时的魏国已经危机尽显，其原因可以总结为“先天不足的地缘政治、后天失策的战略布局”。

魏国的最大短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原核心，被秦、楚、齐、赵包围（韩、燕可以看成打酱油的），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国。

对于四战之国的对外战略，《商君书·兵守》有段经典论述：

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兵，故曰国危。

简而言之，四战之国如果轻易扩张，就很容易冒着四面受敌的危险。而魏国就生动地佐证了这个道理。

魏文侯、武侯时期，魏国的主攻方向是西边的秦国，在夺取河西之地后设立西河郡，并由一代传奇军事家坐镇，对西线保持着强势高压。这是奠定魏国中原首强的战略性举动，也是秦国在战国的“至暗时期”。后来的秦孝公也愤慨地控诉：“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当时在崤山以东，魏国的战略大体是团结赵韩、压制齐楚。

如果魏国保持以西线为扩张重点，在山东打拉结合、保持均势，以它的强大国力，搞不好就没秦国什么事了。但随后魏国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首先，因魏武侯的猜疑，吴起投奔楚国，楚国国力大涨、扩张凶猛；同时励精图治的秦献公也竭力东出，期间与三晋互有胜负，魏国在西线已然出现隐患；

随后，魏武侯去世、魏国朝廷内讧；魏惠王经过艰苦的争斗即位后，不知是不是为了报复之前赵、韩趁火打劫的行径，无视西线的危机，反而把扩张重点放在了东方。

魏惠王本身也称得上雄才之主，经过几年的努力，魏国迅速走出了内讧的阴影、且进一步奠定了中原大佬的地位。

在公元前354年，魏国调集重兵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历时一年成功破城。一个万乘之国战胜另一个万乘之国，这是战国以来最为彪炳的战功，魏国高人一等的绝对实力彰显无遗。然而，这也让魏国成为了众矢之的，迎来了各个方向的打击。

魏军攻打邯郸的同年，秦军趁机在西线攻占少梁、斩首魏军七千；此后，楚将景舍、齐将田忌从南、东两线分别救援赵国。随后就是围魏救赵、魏军遭遇桂陵之败。

但即使如此，魏国的实力仍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打击，魏军仍旧占据着邯郸。直到公元前252年，“秦大良造卫鞅伐魏，诸侯围魏襄陵”，眼见各诸侯疯了似的继续加强围攻，魏惠王才吐出含在嘴里的肉，与赵国漳水结盟后撤出了邯郸。

这次挫折充分证明，列强决不允许再度出现一个整合的晋国，魏国一统三晋的战略难以奏效。但魏惠王并不为之所动，经过十年的调整，他再度出手。公元前341年，魏军轻松击败了赵、韩联军，形势一派大好；而齐国也故技重施、派孙膑击魏。

对于这种局面，魏国其实早有准备，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仓促回救”。得知齐国出兵，魏国这才亮出了底牌，他们调集主力，以太子申、庞涓为帅，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垮齐军，断绝赵、韩的念想。

可惜的是，孙膑棋高一着，马陵之役中，魏军遭受重大失利，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但这并不是结束。

下一年，魏国两面受敌：商鞅大败公子卬的魏军，兵临河西。为了躲避秦国的兵锋，魏国的都城从安邑迁至大梁；同时赵、齐联军强势进攻，魏军屡败。公元前338年，秦军在雁门再次大破魏军，魏将魏错被俘虏。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魏国丢城失地、主力尽失，彻底从中原头号强国的宝座上跌落。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徐州相王，魏国事实上承认了齐国在崤山以东的大佬地位。

自此之后，魏国就长期处于被秦国不断放血的痛苦中，直至走向灭亡。这一由盛转衰的过程充分警示后世两个道理：其一，国家战略无小事，切不可四面树敌；其二，人才是第一竞争力，若不是陆续错失吴起、孙膑，魏国何至于落得此等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