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制体系中，从一品的提督与从一品的总督相遇时，是否存在回避之制？再者，若提督改任文职，其品秩又将经历何种变动？
【先来说文武回避】
自历史各朝建立初期过后，多数政权皆奉行“重文轻武”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即便如清朝，凭借军事武力、骑射技艺奠定统治根基，却依然难以摆脱此固有理念的影响。
在历史官场格局中，文官地位相较于武官更为尊崇，此乃广为人知之事实。然而，对于诸多具体而微的细节性问题，却鲜有人深入探究。例如，开篇所提及的提督仪仗在遭遇总督仪仗时，是否需行回避之礼这一关键事项，便亟待深入研讨。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等级秩序森严，官员回避制度严格。依制，品秩较低之官员，遇品秩较高者，理应回避；即便是京中一品大员，若逢王、贝勒等，亦须遵循此制。此乃封建国家体制中，以卑避尊、以贱避贵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乾隆朝之前，于官员体制中，凡品级相同者，无论文官武官，亦不论具体职务为何，均无需遵循回避之制。以官阶达从一品之提督为例，当其与总督于行路途中正面遭遇时，依据彼时国家所颁行的典章制度，总督并无权力要求提督执行回避之举。
在既定制度框架下，总督与提督在权力分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依据相关典章惯例，总督拥有对提督进行节制与考核的职权。自顺治朝以降，提督虽官居从一品，但其实际地位与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已难以被视作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某种程度上，已然沦为督抚体系的附属部分。基于这一权力格局，当从一品的提督与总督相遇时，通常会主动采取回避举措。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下，若提督执意与总督产生相悖意见并非全无可能。然而，此类情形通常仅会在提督与总督关系不睦的特殊背景下出现。事实上，提督公然与总督形成对抗的现象，在当时实属鲜见，绝不能将其作为普遍的常规状态予以看待。
自乾隆中期以降，制度领域产生变革，朝廷颁行“同官回避”之制。需明确，此“同官”专指文武品级等同之官员，而同级文官并不涵括于该制度范畴之内。
乾隆做出打破既定惯例的决策，实乃基于彼时具体形势的考量。乾隆统治时期，大清国力臻于极盛，文官阶层的地位获致进一步稳固。在此情形下，乾隆察觉，于同一品级中，武官与文官地位的差距极为显著。有鉴于此，他判定在礼仪制度层面有必要推行变革举措。
自此后，同品级的文武官员间，在礼仪规范上出现了显著分野。依据定制，提督于总督面前，总兵官在巡抚面前，皆需遵循回避之礼。然而，关于提督与巡抚相见时的礼仪问题，或存疑问：提督面对巡抚，是否亦需回避？实则不然，盖因提督在品级上较巡抚高出一级，已超脱既定回避规则范畴。
“同官回避”制度颁行后，武官群体的尊严与体面遭受严重冲击，特别是中级武官阶层，对此制度的抵触情绪尤为显著。
究其缘由，原理明晰。提督在地位上逊于总督，原因在于后者掌控着前者的仕途命脉。而副将、参将等高级武官，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权力交叉与关联。在各自既定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彼此皆无法对对方实施指挥调度。
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王朝财政困窘，国库银两匮乏。在此背景下，朝廷颁行一项新举措：武官可通过捐输银两，获取“免回避”特权。凭借此特权，武官在面对同品级文官时，无需遵循传统的回避制度。
【再来说文武改职】
在清代，文官与武官之间的相互转换并非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文官大多凭借科举入仕，而武官则多源于行伍出身。受固有思维定式的影响，这两类基于不同路径形成的身份，实现转换颇具难度。
应当明确，文武改职与文武兼职二者概念泾渭分明。以傅恒、和珅为例，傅恒以大学士之职兼领侍卫内大臣，和珅以大学士之位兼任九门提督，此皆为文武兼职之典型事例，在历史上颇为常见。然而，需注意的是，尽管他们身兼武职，但其身份本质上依旧归属于文官序列，所享受的待遇亦为正一品大学士之标准。
在重文轻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于诸多待遇层面，处于同品级的武官相较文官，存在显著差距。就品级体系而论，在乾隆朝之前，文官的品级制度呈现为九品十八级的完备架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官的品级设置仅为七品十三级，且最低品级为正七品，并不设立从七品及以下的官职。
就官员所受降级处分的规则而言，文官与武官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文官，其降级遵循 “正从” 之制，具体来说，若正二品文官遭降一级处分，其品阶将降至从二品。与之不同的是，武官降级采用 “品” 的计数方式，即武官一旦受降一级处分，其品阶会在原基础上径直降低两级。
乾隆帝洞察到彼时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遂于乾隆二十一年起，实施举措，将武职品级的降级处分标准与文官进行统一规范。由此可见，在清代统治体系中，最高统治者对于武职的重视程度，从这一历史现象中清晰可辨，相较于文官体系，武职并未获同等程度的重视。
从荣誉等级维度考量，文官的地位相较于武官更具优势。以朝珠佩戴规制为例，朝廷明文规定，五品及以上文官方可佩戴朝珠，而武官需达到四品及以上才有此资格。再以荫子制度来说，文官四品及以上官员享有荫子特权，武官却需三品及以上才有此待遇。这一在荣誉体系方面文官高于武官的既定规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稳固，未曾更改。
由于在当时的体制下，文官所获待遇相较于武官极为优渥，致使文官群体即便品级较低，亦不会对高品级武官之职产生倾慕。事实上，从职位吸引力而言，哪怕仅是正七品的知县之位，其对文官的吸引力，亦远甚于正四品的都司之职。
然而，文武官职转换的情形亦非绝无仅有。例如，朱衣客由道员转任总兵之职；刘清从盐运使改任总兵；杨遇春自提督擢升为总督；刘铭传则从提督改任巡抚。此皆为文武改职之实例。
文武改职通常发生于特定情形之下。其一，涉改职人员须兼具文韬武略；其二，所处局势呈现特殊性。在文职改武职时，一般会在级别上实现一级乃至数级的擢升。反之，武官改文官，多局限于提督这一特定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