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方设法缴公粮
我们和晋绥分局同驻一个村里，总务处也就把我们当作分局的一个部门了。生活上享受同等待遇，义务劳动同样要出一分力量。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机关干部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大生产运动，而且每个人都有缴公粮的任务。哪个人缴多少，采取的是自报公议的办法。一开春就订下来了。其他部门，早两年就开荒种地，已经有了一些基础。除了种地，有的人还给合作社纺线，有的人起早贪黑磨豆腐。而我们是初来乍到的单位，找不到生产门路。开荒种地吧，附近的荒地都已经开垦了，再远处又去不了；纺线吧，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磨豆腐吧，没有那些设备。后来经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编印供农村扫盲用的《看图识字》课本。设计为三十二开本，木刻水印。每一面八幅画，八个字或单词，都是农民生活中的常用字，如马、牛、羊、鸡、狗、猪，镰、斧、刀、锹、鳜、锄，玉茭、高粱、谷子、小麦、莜麦、豆子等等。写字、画图都比较好办，难的是要刻成几十块木版。这事就落在了美术编辑赵力克同志头上了。
赵力克是天主教徒，同时又衷心拥护共产党，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枕头下垫的既有《圣经》，又有毛主席著作。大家开玩笑说："老赵把上帝和马克思都枕在头下了！"他年近五十，是编辑部年龄最大的老大哥。他不仅能画能刻，生活能力也很强。他一到北坡就找了几片瓦，泥了个能搬动的小火炉，常常用他的那个小铜锅给大家炒辣椒，热饭菜。有时那个小铜锅漏底了，他能用一截铜丝敲成铆钉补上。那时我们都有一点稿费，馋得不行了就买些鸡蛋回来，他会给每个人煎两个解馋，好吃极了。可惜稿费不多，不能经常有此享受。那时稿费是以小米计算，然后按时价折成农钞发给作者。每千字约二升小米，一条消息只有几合小米。本编辑部人员则是折半付给。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但比机关一般干部，生活就显得活泛一些。
那些时日，老赵整天忙于画图画，刻书版，别人插不上手，只有我能给他帮点忙，因为我在延安学过木刻。第一块书版刻好后，试着印了两张，无论字还是图，都很清晰。于是就组织大家开印。我们采用的是中国民间麻纸水印法。老赵在家乡看过民间艺人印年画，他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技术指导。墨水是用松烟、水胶配成的，刷子等用具是自制的，裁纸刀则是从印刷厂借来的。又用木箱和木板搭了个印刷台。两人一组，轮流作业。连周文同志也参加到我们行列里来了，因为他也有缴公粮的任务。老赵和我继续刻版，别的人就负责印刷、折页。看半天稿子，再干一阵轻体力活儿，大家觉得精神更好了。
全部印完后，全体参加装订。内文是麻纸，封面是白报纸，上边还印有套色木刻图案，看起来蛮像回事。然后就委托新华书店销售。正像我们预想的那样，销路很好，不久就全部卖出去了。一算账，除了购买纸张、梨木板等开支外，算赚了一笔钱，折合成小米，仍然不够全编辑部缴公粮的数字。本来书店说再有一些也不愁卖，可是木版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印必然质量下降。重新刻版吧，我们又不想再劳累这位老大哥了，此事只好作罢，可公粮数字完不成，谁心里都觉得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河边卵石滩里也开了几小块地，种了点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但数量少得可怜。靠它缴公粮，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正在这时，分局机关的几位同志搞起了一个纸烟作坊。他们都是晋南人，参加革命以前，在一家纸烟作坊干过。他们看到天旱，唯恐开荒的地歉收，完不成公粮任务，于是就开辟了这样一条门路，他们从农村合作社买来烟叶，自己炮制加工成烟丝，又通过贸易公司从敌占区购买来盘纸，利用机关干部业余时间卷纸烟。正好我们断了生产门路，于是就从他们那里领来一些烟丝、糊和裁成细条的纸，还领了两个卷烟用的小木匣，就干开了。这事没多少技巧，只要细心就成。编辑部几个烟民对干这活儿很有兴趣，特别是西戎、李束为更是积极参与。他们从十几岁就学会抽烟了。这些年来，我见他们经常是嘴里叼着个自制的小烟袋，不住地抽旱烟。在最困难的年月，曾抽过榆树叶子。如今天天可以抽纸烟，当然高兴了。我们领来的这些原料都过了秤，但规定有损耗比例，只要细心点不撒泼，这个损耗也足够他们抽了。我从来不抽烟，以前他们在我跟前抽我还有点讨厌。如今每天总要和纸烟打两个钟头的交道，看到他们抽着纸烟，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未免有点眼热，忍不住就想试一支，反正也不要花钱，这叫做"抽了白抽，不抽白不抽"。开头试着抽，呛得直咳嗽。试来试去就离不开了。就是一九四五年这一年，我二十三岁时学会了抽烟，而且起步较高，不是旱烟叶子，而是经过加工的纸烟。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整天起来咳嗽、气喘。据医生说是支气管炎、肺气肿，劝我立即戒烟。但多年积习难改，我只好采取逐步退却的改良主义办法，从过去的一天一盒到半盒，从半盒又退到一天五支。以前是抽普通纸烟，后来就改成了绞股蓝制的一种药烟，据说是有治疗咳嗽哮喘的作用。我倒不完全相信广告的这种说法，不过总比普通烟毒性少点。实在难耐的时候抽上半支，心理上多少有点安慰。一个人长年坚持一种好的习惯很难，要改掉一种坏的嗜好就更难了。每逢我犯病时，不由得就想起我开始抽烟时的情景。真算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这一年，由于卷烟收入做补充，全编辑部的公粮任务总算完成了。其他各部门或多或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虽然没有达到"丰衣足食"的程度，但机关生活确有了大的改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就很满意了。
甄别工作
一九四五年，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工作最忙的一年。除了看稿子、编报、写连载小说、参加生产之外，还要负责党内的一些任务。我是编辑部党小组长，同时也是宣传部党支部委员。平时要组织政治学习，收党费，听取党员们的思想汇报。这年夏天又接受了一件新的任务，这就是参加"甄别"工作。
一九四三年冬天的整风学习，后来在康生主持下发展成了急风暴雨式的"抢救运动"。在"逼、供、信"的方式下，有些同志被"抢救"成了国民党特务，或是怀疑对象。运动告一段落后，这些问题就被挂起来了。这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经常传来的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苏联卫国战争已取得彻底胜利。第二战场频频告捷。接着传来的是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另一个法西斯头子﹣﹣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被游击队捕获后处死……
晋西北的形势也很好，日寇已经顾不上"扫荡"了，周围一些敌据点不断被拔除，根据地日渐扩大，农民生产情绪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干部调动频繁，部队忙于练兵习武，整装待发。看样子，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已经到来。一旦形势发展以后，许多干部都要开赴新区工作，总不能让那些被"抢救"过的同志，背着历史包袱干革命吧！所谓"甄别"，就是要给这些同志做出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了。
编辑部被"抢救"过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李束为，另外两个是邵挺军和吉喆。支部把他们的档案材料从组织部借来，几个支委集中在宣传部办公室，认真阅读了一遍。发现李束为虽然被"抢救"过，可他的档案里既没有他的坦白交代，也没有提出什么怀疑材料。没有任何需要"甄别"的问题，当然也就用不着做什么组织结论了。
邵挺军同志被"抢救"的材料中，需要"甄别"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说他隐瞒家庭成分。有份揭发材料怀疑他父亲是上海先施公司主任，是大资本家，而他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自由职业者；二是他这个上海资本家子弟，为什么跑到山西来？而且还在阎锡山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干过，这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几个支委都没去过上海。黄河出版社干过，这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几个支委都没去过上海。我虽然看过《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以及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可仍然闹不清先施公司是干什么的。后来经过向出身上海的一些同志了解，并和邵挺军同志本人交谈，这才弄清先施公司是上海一家大商业资本家开办的大商场。金银珠宝、日用百货，什么都卖。职工就有上百人。邵挺军父亲的职业是中医。给先施公司的职员看过病倒是可能的，但他并不是该公司的职员。他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的自由职业者，没错。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甄别"，从抗战初期山西的形势就能看清问题。抗战前夕，山西成立了一个以薄一波为首的抗日救亡团体，名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上属山西阎锡山管辖，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在全国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各地不少进步青年，包括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海外华侨，陆陆续续奔赴山西参加抗战。邵挺军同志就是在这种爱国热情鼓舞下来到山西的。至于说到二战区黄河出版社，那是牺盟会领导下的一个文化机构。晋西事变以后，一些人跑到了延安，另一些人就跑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邵挺军先是跑到延安，后又来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一些和邵挺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证明，支部给他做了政治上没有问题的结论。
吉喆同志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一些。他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曾在一些学校、机关、小报社当过雇员，抗战爆发后就到山西参加了抗日工作。"抢救运动"后调到《晋西大众报》当编辑。他不爱多说多道，整天就是闷着头看稿子，改稿子。他文字功力比较强，也很细心。我们改出来的稿件都送给他看，他是来者不拒，而且认真负责地阅读。不要说错别字，连一些不妥的标点都会给改正过来。主编樊希骞同志身体不好，经常住医院。他实际上就成了没有名义的主编。他年纪约四十岁，已经结婚了，爱人苏平在妇联工作，住在北坡附近的另一个村。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星期日的观念，也无所谓星期日，而他有。每星期六下午，他就开始剪胡子了。他没有剃胡子刀，只有一把很小的剪子。他剪胡子从不照镜子，只是一手摸着胡子楂，一手拿着小剪子剪。边剪胡子，边看稿子，什么也误不下，只是在需要修改稿子的时候，放下剪子拿起笔改一改。完了，继续剪胡子。他剪胡子真有点功夫，既不剪破一点皮肉，也留不下一根胡子楂。剪完之后下颜光光溜溜。傍晚时候，他提起挎包，向大家笑一笑就会爱人去了。第二天傍晚准时回来，我们曾开玩笑编了一句歇后语：吉喆剪胡子﹣﹣明天星期日。
吉喆同志在"抢救"中挂起来的问题主要是一本笔记本。这本笔记本里没有汉字，也不是英文、俄文。从头到尾都是一些谁也不认识的钩钩道道、圈圈点点。他说这是速记，别人说这是特务暗号；他说记的都是首长们的公开讲话，别人说这是搜集的军事情报。很显然，要把他的问题"甄别"清楚，必须闹清这个笔记本究竟是什么？
我们从组织部了解到，晋西北党校有一位会速记的干部，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笔记本去找到了这位同志。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说看起来像速记，可按照他学过的速记符号来读，连句子也读不通，根本弄不清这写的是什么。连会速记的同志都看不懂，这就给我们出了难题。既不能肯定这是速记，也无法否认这是特务暗号。这个问题闹不清，当然也就没法做结论了。思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向吉喆学速记，我学会不就能看懂了。当我提出跟他学速记的要求后，他说："你要有兴趣，当然可以。"我问他："我的名字用速记怎么写？"他随手在稿纸上画了一条斜道，连着又画了半个括号，看起来像个勺子。马烽两字正写总共是二十一画。速记只有两道道。他说速记主要就是用简单的符号记音。有些太长的专用名词如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可以自己编省略号。他告我说，速记有好几种，他在北平时学的是亚伟速记。接着就解开当枕头的小包袱，拿出一本破旧的油印教材来，封面上刻的是《亚伟速记讲义》。他要我先看一遍，以后抽时间讲。
既然速记有好几种，我想党校那位同志学的是不是另一种速记法？第二天我就带着这份讲义又去找他。他看了讲义说他没有学过亚伟速记，他学的叫王怡速记法。这就难怪他不认识笔记本上的符号了。我把这些情况向支委们做了汇报。大家认为可以直接找吉喆同志谈，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吉喆同志看到他的那个笔记本后，苦笑了一声说："这个本子给我带来不少痛苦，也给组织带来不少麻烦。"他说这里边记的确实是领导同志的讲话。那时候开大会，领导讲话都没有讲稿，最多是有个简单的提纲，听的人只好自己做笔记。因为他会速记，就速记下来了。他要我们随便挑出几篇来念了念。其中有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有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的时事报告等等。这几次大会，我们几个支委都参加过，因而一听就明白了。这显然不是什么特务暗号，更不是什么军事情报。
当支部向他们宣布了组织结论之后，他们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最艰苦的年代也没有动摇过。由于政策上出了一点偏差，运动中有一些过火行为，使他们精神上受到伤害，背了个政治包袱。这事搁到谁头上，心里也不好过。如今总算水落石出了！谁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即使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但在某种情况下，也难免被误解。好在组织上发现错了，能够自我纠正。他们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既能理解，也能谅解。这是值得庆幸的。
从此以后，吉喆仍然是那样沉着冷静地埋头工作，平常也有说有笑了。邵挺军本来就是个快活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和谁都能合得来，相处的时候更加幽默风趣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