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观念：如果统治者道德败坏或能力不足，就应当受到惩罚，应该由更有德行和能力的人取而代之。因此，传统上，中国的儒家学者普遍支持唐武之变。儒家虽然倡导君臣之间的忠诚与正义，但孟子从道德和理性的角度，同样支持唐武之变。孟子认为，统治者若缺乏德行，必然会给百姓带来灾难，因此，应该按照正义予以惩罚。

朱熹也认为，唐武之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舜取代尧的原因，是因为尧的能力不如舜，圣贤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有一个胜者。君主的更替也是如此。正如古话所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圣贤与君主之间的权力斗争，涉及许多超出他们掌控的因素，不仅仅是圣贤的意愿。

尽管玄武门之变不能与尧舜禅让相提并论，但它也许是当时情势下最好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是由必要性驱动的。因此，孟子和朱熹都没有反对唐武之变，并且对商周之交的更替理论持积极态度。毕竟，历史是一个周期性进程，统治者的更替需要通过一种方式，让有能力的人能够崭露头角。

山崎安斋是最早表达反对玄武门之变的日本儒学者之一。从山崎安斋的思想背景分析可以看出，他反对孟子的商周更替理论，主要因为他深信忠君爱国的思想。作为臣子，他崇敬文公的美德，认为这应当是所有大臣的榜样。

因此，他拒绝了孟子的商周更替理论。山崎安斋对玄武门之变的反对，也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对这一理论的看法。后来的日本出现了如“尊皇贬幕”和“亲皇反幕”这样的运动，这些运动与山崎安斋反对唐武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山崎安斋不支持唐武之变，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神道的绝对忠诚，以及对君臣关系的深切尊重。

山崎安斋是一个极度尊崇正统理论的学者，特别强调君臣关系。在朱熹提出的“尊君”的思想框架下，山崎安斋重新定义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臣子对君主的尊敬，都是“义”的体现。在朱熹的道德体系中，“义”存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之间。然而，山崎安斋将君臣关系视为最为重要的关系。

作为一名坚定的神道信仰者，山崎安斋深信神与天皇的合一。在他的世界观中，臣子应当无条件地尊敬天皇，就像尊敬神灵一样。臣子绝不应怀有任何不服从的思想或行为。天皇的权威至高无上，天皇主宰一切，臣子则为天皇服务。臣子应当仰视天皇，听命不怨，这是自然的秩序，是每个臣子应尽的责任。

山崎安斋对天皇的忠诚是绝对的。然而，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日本的武士阶层已经将国家的治理权分割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不再是天皇；天皇的权威实际上被边缘化，天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对于像山崎安斋这样的坚定天皇支持者而言，分割权力的将军们根本不配称为“王”，他们应该被称为“暴君”。山崎安斋蔑视这些军事领导人，并因此反对唐武之变。

在他看来，天皇是天子，是与神圣合一且永恒存在的，任何挑战天皇权威的行为都是对天皇的深深不敬，这是无法容忍的。尽管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若统治者没有德行就应当被推翻，山崎安斋认为，统治者是否有德行，归根结底是神的意志。山崎安斋认为，唐武之变与周武推翻纣王的情况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涉及臣子的违背责任，是对忠义的侵犯。对于山崎安斋而言，臣子的反叛是极大的不敬行为。他认为，臣子应当像文公一样，尽管有着卓越的功绩，但依然忠诚且辅佐君主，不越权。

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汉武帝是通过武力建立政权外，其他的统治者都通过臣子的反叛获得了权力。因此，山崎安斋根据自己对朱熹的理解，认为朱熹虽然没有完全反对唐武之变，但也没有支持它。从某种程度上看，朱熹对这一观点表现出了一种微妙的轻视。

从山崎安斋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他反对唐武之变的根本动机，是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并反对臣子的不道德行为。在这一点上，德川幕府逐渐削弱天皇权力的政治体制，是山崎安斋无法接受的。他认为，幕府应当将政治权力归还给天皇，臣子应当以谦卑和尊重的态度服务天皇。尽管山崎安斋持有这些观点，德川幕府的控制已经非常稳固，因此他无法公开反对它。

相反，他通过反对玄武门之变并赞扬如文公这样的忠臣，间接表达了对德川政权的不满。关于山崎安斋是否支持德川幕府，学者们至今仍存在争议。尽管他反对唐武之变，但他也曾为幕府服务，甚至称赞其统治的有效性。或许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山崎安斋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小心行事。然而，他坚决反对唐武之变的立场表明，深层次来看，他并未认同德川幕府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