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5月，由于一直遭受洪秀全的猜疑，石达开心里憋屈。他最终决定带着七万手下离开天京，另谋出路。
6月9号，石达开来到安庆，张贴了告示告知本部军队。他称自己的“忠贞之志”“愚忠之心”可向日月证明，只是天王洪秀全猜忌心实在太重，为了能保全自身，他才不得已选择出走。
没多久，石达开发布了一则正式通告。他着重表明，自己虽已离开，但并未脱离太平天国。出走是为了打倒清朝反动派，继续推进天国大业，帮大家谋取功名前程。
石达开在军中威望极高，且他对外宣称自己并未脱离太平天国。这样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有超过十万人选择追随石达开，与他一同行动。
8月时，在天京城驻守的太平军只有七八千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达开带领的部队人数多达二十万。
由于天京城的防御呈现出空虚状态，清军察觉到这一情况后，必然会发起反扑行动。
天京事变发生之后，太平天国陷入内乱。清军瞅准这个机会，持续在东线发起攻势。他们逐步推进，把溧水、句容等地区都给攻占了。
石达开离开后的第二个月，清军再次对镇江形成了包围态势。
东西两线的战况都不容乐观，东边的战场局势很糟糕，西边的情况也同样不尽如人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趁着石达开领兵回天京卷入内讧的时机，湘军对武昌发起围攻。负责守卫武昌的韦俊，因兄长韦昌辉被诛杀，没了坚守的心思，于是把武昌各城门都打开，带着人从武昌撤了出来。
湘军成功拿下武昌后，顺着长江一路向东进军，紧接着便对九江形成了包围之势。
九江地处长江关键位置，把控着整个江西以及长江的门户。一旦九江落入敌手，湘军便能顺着长江向东进发，先包围安庆，进而直逼太平天国都城天京。
为解九江之困，陈玉成用围魏救赵之策，亲率军队攻打湖北，期望以此让湘军回援。可曾国藩十分精明，没有中计，陈玉成这一计策最终没能达成预期效果。
相较之下，和东线的状况比起来，西线的情形要乐观不少。
毕竟西线拥有较大的战略空间，九江的城防工事相对坚固，在短时间内，九江不会被攻破。
然而，东线战场已无退路。清军把镇江包围之后，还在天京城周边分别布置了江南和江北两座大营，对天京形成了进一步的军事压迫态势。
形势恶化后，洪秀全一开始不愿低声下气求石达开帮忙。他安排亲信蒙得恩当赞天燕正掌率，让姐夫钟芳礼做顺天燕副掌率，还任命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统帅，让他们去重新整顿武装力量。
然而，蒙得恩与钟芳礼对军事一窍不通，压根就不是领兵作战的合适人选。至于洪仁发和洪仁达，那更是毫无能力，如同废物一般。
洪秀全安排他们带兵，这一决策的后果十分糟糕。整个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糟糕，形势比之前更加恶化了。
没办法了，洪秀全只好下旨把洪仁发和洪仁达的王爵给削了，还派使者拿着“义王”的金牌去请石达开回京城主持政务。
按道理讲，洪秀全身为天王公开认错，这可给足石达开脸面了。石达开也该适可而止。毕竟当下四周强敌众多，外部局势并不乐观。要是两人关系闹得太僵，对双方都没好处。
然而，因为石达开内心对洪秀全存有不满情绪。
石达开有两方面的看法。其一，他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再积极进取的态度很不满；其二，他觉得要是继续追随洪秀全，自己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石达开对洪秀全颇为不满。洪秀全言行不一，在用人上只信赖自家亲属和亲信，对外姓之人加以排挤，石达开对他这样的做法很是看不惯。
所以，当时石达开没有回天京支援，而是依照自己的战略思路，还是做出了经营江西的决策。
石达开与洪秀全最终走向决裂，这一结局着实令人感叹。曾经他们或许并肩作战、怀揣共同理想，可如今分道扬镳，其间的故事复杂曲折，这般结果实在是令人心生感慨，充满惋惜。
早期洪秀全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传教之际，遭遇了由杨秀清、萧朝贵所代表的“下凡夺权派”的排挤。他们试图在传教事务中争得更多话语权，让洪、冯二人在传教工作推进上受到阻碍。
曾有段时期，杨秀清和萧朝贵拉拢以韦昌辉为首的韦氏家族加入阵营，这一举措使得洪秀全在拜上帝会里的统治权力进一步遭到了挤压。
为了对“下凡夺权派”形成制衡，洪秀全和冯云山专程前往贵县清，邀石达开加入，并且与他结拜为兄弟。
随后，杨秀清和萧朝贵看到石达开所代表的贵县势力过于庞大，为了制衡这股力量，他们把同样来自贵县的秦日纲拉进阵营，让秦日纲参与进来平衡各方势力。
洪、冯采取的对策为，吸纳平南县的大地主胡以晃加入他们的阵营。
可以认为，石达开早期和洪秀全交情颇深。在洪秀全失去冯云山与萧朝贵后，石达开成为其制衡杨秀清的关键力量，对洪秀全而言是重要的依仗。
然而时光流转，局势已变。东、西、南、北、燕、豫六王，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因病离世，有的惨遭杀害。曾经情同手足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最终也因诸多缘故，选择各奔东西，不再同行。
石达开拒绝返回救援，面对清军即将到来的反扑，洪秀全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应对呢？他急需想出有效的策略，以抵御清军的攻势，稳固自身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陈玉成与李秀成立下了赫赫功劳。他们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努力，在当时的局势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相关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功绩值得铭记。
在天京事变发生以前，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皆为秦日纲手下的部将，他们当时的身份相当于副丞相级别，在军队里属于中级指挥员。
秦日纲在卷入天京事变遭杀害后，有两人得到晋升机会，自此成为能够独自带领军队作战的将领。
石达开于安庆发布谆谕之际，陈玉成始终在湖北、皖北一带作战。他虽没能成功解救九江，却借由一次次实战，训练出了一支多达数万人的精锐部队。
同一时期，李秀成通过与从雉河集南下的捻军取得联系，像黄旗张洛行、白旗龚得树和苏天福这些队伍都在其联络范围内，从名义上讲，他麾下兵力也达到了十多万。
在关键时候，他们没接受石达开的邀请，而是选择接着对洪秀全尽忠。他们未被石达开拉拢，坚定站在洪秀全这边，在这重要节点做出了继续追随洪秀全的决定。
石达开发觉陈、李二人无意跟从自己，并未强行挽留。随后，他凭借翼王的身份下达指令，让陈、李二人带领各自部下返回天京进行支援。
1857年10月，陈玉成带领军队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区域来回作战，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连马都不卸鞍、人都不解甲，在战斗中多次立下显赫战功。
李秀成带着谭绍光等一众部将，马不停蹄日夜赶路，争分夺秒前往镇江。最终成功将驻守在那里的太平军解救出来。
消息传到天京，此时洪秀全正被战局搅得心烦意乱，得知此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册封陈玉成为全军又正掌率，晋爵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又副掌率，让其从合天侯晋爵合天燕，还把二人与蒙得恩一同列位。
于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从原本的中级指挥员，实现了身份的巨大跃升，成为了太平天国中央层面的军政要员。
在暂时化解天京面临的危局后，李秀成带领军队踏上征程。他指挥部队一路进发，相继拿下了全椒、滁州以及来安这些地方。
他原本计划拿下江浦和浦口这两个地方，其目的是消除天京北面所面临的军事方面的压力，以保障天京局势更为安稳。
因兵力不够，捻军和太平天国是“听封不听调”的合作模式。李秀成进攻江浦、浦口期间，遭清军反击，战事惨败，只能放弃滁州、来安这些地方，最后撤到全椒进行防守。
眼见李秀成作战失利，陈玉成迅速出手相助。他带领军队从鄂东急忙回赶，和李秀成在安徽枞阳成功会合，一同应对后续局势。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敲定了一套针对江北大营的作战策略。他们深入研讨，结合实际情况，规划出全面且具针对性的攻打方案，准备向江北大营发起行动。
陈玉成率先行动，出兵把庐州拿下，在皖北打开局面实现突破。他这一举动成功截断了清军往南方增援的通道，为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玉成攻打庐州之际，李秀成带领部队对江北大营派去增援庐州的清军实施拦截行动。
等把庐州拿下之后，陈玉成迅速向南进发，按照“从庐州经滁州，去攻打江浦、浦口、来安，以此打通天京门户”的计划行动。
1858年9月，陈玉成依照计划攻占了庐州，随后和李秀成在安徽滁州乌衣镇会合。二人打算直接攻打江北大营的驻地浦口，对敌人发起进攻。
9月18日，陈玉成率先发起攻击。身为钦差大臣且担任江北大营统帅的德兴阿，瞧见太平军攻来，马上派出两千多名蒙古骑兵前去应战。
骑兵对阵步兵，要是面对的是装备相对落后的农民起义军，通常情况下，骑兵基本不会陷入不利局面。
然而，陈玉成对骑兵很有研究，针对骑兵早想出了应对办法，他熟知骑兵特点，思索出了能有效破解的策略。
开战前，他精心挑了几百个身手敏捷的战士，让他们一手攥着短刀，一手拿着藤盾，预先埋伏在之前就挖好的深壕当中。
战斗一打响，蒙古骑兵发起进攻，朝着太平军战壕冲锋而来。这时，提前埋伏好的太平军战士猛地从壕沟里蹿出，他们用藤盾护住自己，挥着短刀去砍马腿，眨眼间就让骑兵们纷纷落马，溃不成军。
瞧见友军惨败，江北大营情况危急、马上就要守不住了，江南大营的提督张国梁赶忙派出五千兵力前去增援。这次带队的将领，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抗法名将冯子材。
然而，在这个时候，冯子材的实力比不上太平军，难以成为太平军的敌手。
9月23号，李秀成带领部队去牵制江北大营的清军，以此分散其兵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和前来增援的清军展开战斗。
战斗打响后，太平军迅速行动，将那五千清军给围了起来，清军陷入了太平军布下的包围圈中。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清军遭受重创，人员几乎损失最终，只有三百多名清军跟着冯子材逃回江南，那模样十分狼狈。
冯子材所派的援军遭击败后，原本处于作战状态的江北大营清军彻底陷入被包围的困境，失去了外部支援。
这时，江北大营仍有一万多清军驻守，其中八旗马队就占了两千多人。别看人数不算多，这八旗马队的战斗力在当时还是说得过去的。
然而，德兴阿万万没料到，在太平军发起总攻前，八旗军察觉到形势不对，竟一声不吭地脚底抹油溜了。
八旗军溃逃之后，德兴阿没了这部分力量的支撑，此时他能依仗的就只剩下绿营兵了。在兵力配置上，这无疑让他的军事部署面临着新的调整和挑战。
绿营兵的军饷跟八旗军相比差远了，那些拿着高薪资的旗人都跑了，德兴阿却要求待遇不好的绿营兵去拼命，在这种情况下，绿营兵根本提不起劲来卖命。
因此，太平军发起总攻时，绿营兵仅仅进行了短暂抵抗，就立刻乱作一团，纷纷四处逃散。
德兴阿对部队失去了掌控能力，根本管不住士兵，无奈之下，他也只能随着那些溃逃的士兵一同奔逃而去。
逃跑的时候，德兴阿慌里慌张的，跑得那叫一个急。结果呢，把自己钦差大臣的印信都给弄没了，也不知道是丢半道上，还是慌乱中搞丢了。
在拔掉江北大营这一行动完成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再度做出分兵的决策。他们根据实际局势，重新规划作战力量部署，各自带领部队向不同方向行动，为后续战事做准备。
李秀成联合捻军薛之元的队伍，作战进展顺利，成功拿下了天长、仪征以及扬州等地。之后，他们并未停下脚步，而是进一步拓展战果，让胜利的局面持续扩大。
陈玉成带领部队进攻六合，成功打通了天京到两淮地区的水路通道。如此一来，江北的粮草便能通过水路运输至天京，保障了天京方面的物资供给。
然而，当太平军在东线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时，西线却状况频出，麻烦找上门来了。在局势看似一片向好的东线，太平军不断打胜仗，可与此同时，西线那边却出了岔子。
1858年5月，湘军李续宾所率部队攻克九江。当时九江的太平军守将林启容及手下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将士，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
之前提到，九江在战略层面意义重大。要是九江落入敌手，湘军便能顺着长江向东进发，进而对安庆发起攻击。
倘若安庆再度沦陷，湘军便能长驱直入，径直攻打天京。如此一来，形势对防守一方极为不利，天京将直接面临湘军的威胁。
因此，九江的沦陷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坏消息。这一关键据点的丧失，给太平天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其发展进程中犹如一记沉重的打击。
眼下江北、江南大营仍未被攻破，西线战场还出了状况，就像屋子漏雨偏又赶上连夜雨，行船迟缓还遭遇逆风，这局势简直糟糕透顶，乱成了一锅粥。
然而，当湘军打算继续开展行动之际，从京城传来消息，英法联军成功攻占天津，给朝廷施压，使得朝廷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无奈之下接受这一屈辱的城下之盟。
曾国藩眼见朝廷那副窘迫的模样，便做出决定，选择先忍耐一下，暂时停止战事。他意识到当下并非合适的出击时机，需等局势更有利时再做打算。
虽说湘军在清军编制序列内，可实际上，它和清政府之间仅仅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二者并非一条心，只是基于各自利益需求暂时达成合作，各有盘算，都想借对方之力达成自身目的。
当朝廷势力强大时，湘军的存在并非必要，作用不大；而当朝廷势力变弱，自身力量不足以应对局势时，湘军便能凸显出其存在的价值，成为朝廷可依仗的力量。
8月下旬，湖广总督官文（满洲正白旗）获报，陈玉成和李秀成打算围攻江北大营。他觉得不能再耽搁，便命李续宾“快速进兵，直奔庐州，合力收复”，同时让荆州将军都兴阿进攻安庆。
曾国藩不敢违抗命令，所以只好下令让李续宾出战。他没有胆量违背指令，只能依照要求，安排李续宾投入战斗。
1858年11月间，李续宾领着九千湘军，朝着庐州南面的三河镇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都兴阿也率军攻到了安庆的周边地带。
陈玉成知悉安庆、庐州形势危急，心中早有应对之策。他向洪秀全禀报相关情报后，请求李秀成和自己一同西征。二人商定，先对孤军深入的李续宾发起攻击。
11月7号，陈玉成带领部队赶到了三河镇西南方向的金牛镇。
七天过后，李秀成带着所属部队来到了三河镇东南方向的白石山。
有两支大军对外宣称兵力达十万之众，不过这实际兵力究竟几何并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支大军的实际人数比湘军要多。
在发起正式进攻前，陈玉成派遣部队截断了舒城和三河之间的通道。如此一来，李续宾所部被断了退路，陷入困局，难以再从这条通道逃脱。
实际上，李续宾本有机会提前撤离。当时局势虽未到绝境，但存在诸多不利因素，若他当机立断，提前撤退，或许能避免后续更大的危机。可惜他未做此选择。
然而他自视甚高、心气傲慢，执意要与对方拼死一战。最终，他和所率军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陷入绝境，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作“三河大捷”。别看太平军在此次战斗里消灭的湘军数量不算多，只有六千多人，不过在这些被打死的湘军当中，官员的占比相当高。
此役中，太平军战果颇丰。除击毙李续宾外，还让近四百名文武官员丧命，其中就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
据传，那时候太平军缴获的官帽可不少，光是红顶子、蓝顶子的，装满了整整八个箩筐。
在得知李续宾战死的消息后，都兴阿自知攻打安庆已无胜算，不敢再贸然进攻，权衡之下，他只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这样一来，陈玉成成功瓦解了湘军在西线发起的攻势。
不过，在三河之战前后的这段时间，东线的情况却不太稳定，接连出现了不少变故。
一开始，李秀成的心腹李昭寿带着手下部队向清军投降。随后，驻守在江浦的太平军将领薛之元也领着自己的部下投靠了清军。
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一旦这里失守，天京的形势就会再度变得极为严峻。倘若江浦被占，天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局势会重新陷入紧张状态。
而且，薛之元还是李秀成的心腹手下。李秀成比较信任他，将他视为亲信，在其麾下为部将，为李秀成处理不少事务。
李秀成知悉手下两名大将叛变后，虽采取补救措施夺回了江浦。可一系列事情发生后，洪秀全对他已产生不好的看法，觉得他用人方面存在问题。
当李秀成和陈玉成好似救火队员般与清军殊死战斗之际，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赶到了天京。他们在前线激烈对抗，而洪仁玕此时的到来，给这紧张的局势带来了些许不同的变数。
洪秀全深知洪仁玕有才华，而且他们是同族兄弟，值得托付信任。于是在1859年5月，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干王”，地位为七千岁，还让他总理太平天国的政务。
洪仁玕刚加入不久，还没立下什么功劳就被直接封王，地位等同于之前的南王冯云山。这样的安排引发了不少人的不满，大家觉得他毫无功绩却获此高位，实在难以服众。
为平息舆论，洪秀全考虑到陈玉成在连年征战中功劳极大，便封他为英王。同时宣称“内事有疑问找干王商议，外事有难题找英王处理，内外事务都难决断就问天王”。
陈玉成和李秀成功劳差不多，但李秀成却没被封王。这是因为洪秀全对李秀成心存猜忌，不放心给他封王，不像陈玉成没这方面的阻碍而得以受封。
李秀成未能获得封王的待遇，这一结果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没能封王之事，就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他的心头，让他内心遭受巨大冲击。
这可不单是面子方面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它从侧面反映出洪秀全对李秀成缺乏信任。
后来，又有件事如祸不单行般降临，这让李秀成的处境愈发尴尬，简直就是在他本就难堪的状况上再添糟心事。
李昭寿投降清朝之后，派人给李秀成送去信件，在信里劝说李秀成也向清朝投降。
天京戍卫部队查获了这封信，消息传到洪秀全那里，他大为震惊。意识到情况严重，洪秀全马上行动起来，迅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
把李秀成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扣下当作人质，同时下达封江的命令，以此阻止李秀成返回京城。
洪秀全立场清晰，他觉得李秀成让自己失望，其亲信大多叛降清朝。洪秀全认为，要是李秀成心里有气，大可以效仿那些人，直接投降清朝算了。
当洪秀全对李秀成产生质疑时，倘若李秀成意志不够坚定，他大可以直接向清朝投降。毕竟那时太平天国的局势，已经让他找不到能安身的地方了。
李秀成没选择其他做法，当时内部没军饷供给士兵，外部也没有援兵来救他。在这样艰难状况下，他仍在江浦、浦口一带辗转作战，始终坚持和清军展开战斗。
8月时，洪秀全察觉到李秀成真心效忠于自己和太平天国，而且李秀成在战场上功绩显著，所立战功有目共睹，不容置疑。
随后，洪秀全亲笔写下“万古忠义”四个大字赠予李秀成，还将他晋升封为忠王。
洪秀全处置李秀成期间，清军在做什么呢？还有个问题，湘军为何没依照预先的计划对安庆发起进攻？
在这个时期，清军处于十分忙碌的状态。他们各项事务繁多，一刻都不得闲，有众多的任务等着去完成，要处理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完全没有闲暇时间。
一方面，因为咸丰皇帝不愿履行《天津条约》，英法联军便做出攻打天津的决定。
为应对英法联军发起的进攻，咸丰帝把大批军队从长江流域调了过来。
这些军队后来既未被派往抗击列强入侵的战场，也没被拿去攻打太平天国。它们仿佛被搁置一旁，没在这两场关键的斗争中发挥作用，一直处于待命却未行动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个时间段里，石达开也没歇着，一直有所行动。他并未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是积极投身于某些事务当中，不断有着新的动态和发展。
1859年春季，石达开带领部队对宝庆（也就是如今的湖南邵阳）发起围攻。他的战略意图是先占据上游有利地势，接着向湖北进发，和安徽的太平军协同作战，同时寻找机会分兵进入四川。
那时，曾国藩正打算分兵三路攻打安庆。得知石达开一路顺畅地进入湖南腹地，他赶忙把湘军从安徽调回来，集中全部力量支援湖南。
这场战斗从5月一直打到8月，在这期间石达开和湘军展开了激烈交锋。不过最终石达开没能战胜湘军，也未能成功拿下宝庆。
他的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牵扯住了大批清军的精力。这为太平天国赢得了宝贵时机，让其得以处理内部矛盾，并为后续发动东征奠定了良好基础。
1860年初，英法联军挑起侵略战事，同时湘军正处于休整状态。此时，洪仁玕和李秀成商议后达成一致，他们打算再次运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将江南大营这个威胁去除掉。
李秀成打算来一场大动作，他的目标是让清军吃足苦头，以此达成调动清军的目的。这一决策意味着他要采取力度颇大的行动，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这一年3月的时候，李秀成带着七千人马从芜湖往南进发，对宁国发起了猛烈攻击。
江南大营的提督张国梁没摸清楚实际情况，就把两万人的兵力分散出去，派他们前往救援。
实际上，李秀成对宁国发起的猛烈攻击不过是个幌子。他的真实意图并非拿下宁国，而是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安徽广德，那才是他一心想要攻取的目标。
趁清军朝着宁国进发，太平军迅速拿下广德，而后乔装成清军模样，从安徽进入浙江。他们发起对杭州的进攻，最终成功占领杭州，但杭州满城未能被攻克。
听闻浙江省会杭州失陷，清军总兵张玉良吓得够呛，不敢耽搁，立刻快马加鞭，朝着杭州方向火速赶去。
然而此次，清军再次无功而返。太平军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顺着来时的路折返至广德。
清军接连被太平军戏耍，疲惫不堪。他们怒不可遏，不再追击太平军，转而大肆抢夺民间财物。张玉良为稳住军心，对清军洗劫百姓的行径睁只眼闭只眼，并未加以管束。
事情过后，清政府非但没对张玉良进行处分，反倒因他有收复杭州的功劳，封他做广西提督，并且让他继续留在江南前线掌管军务。
清军停止追击，这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当下正好能一举拿下江南大营。此时动手，成功的可能性极大，错过这般良机实在可惜，应当果断行动。
4月8号，李秀成让李世贤去攻打溧阳、金坛和句容，接着直向天京东北进发，从东面形成对江南大营的包抄之势。
杨辅清联合定南主将黄文金发起军事行动，他们先对高淳、溧水展开进攻，接着一路直奔秣陵关与雨花台，从南面形成对江南大营的包抄态势。
右军主将刘官芳与后军主将陈坤书从溧阳出发向北进军，径直朝着高桥门而去，他们计划从北面形成对江南大营的包抄之势。
李秀成带着自己的部队，从溧阳、句容直奔淳化镇和紫金山。他在此等候陈玉成的援军，等援军一到，便和陈玉成的部队会合，一起攻打江南大营位于孝陵卫的主营。
当下的江南大营，对外宣称拥有十万兵力，可实际上就是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真正的兵力也就四五万而已。
此前，为实施宁国救援行动，张玉良带领两万人奔赴救援地。
换言之，留在大本营的兵力连三万都不到。
江南大营的清军，除了兵力不足，还毛病一堆。他们纪律松散，长期不训练，成天酗酒、逛妓院，生活奢靡。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也就张国樑和冯子材所带的这两部。
此前，冯子材所率部队在江北遭陈玉成狠狠打击。如此一来，那个时候，真正还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就只剩张国樑手下一万多人了。
面对战斗力很差的江南大营，太平军各支部队都分别安排好了位置。之后，李秀成马上就下达了发起总攻的命令。
5月2日战斗爆发，太平军十多万人马分路同时出击。清军根本抵挡不住，纷纷逃窜。江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和春一看情况不对，撒腿就跑。张国樑见和春跑了，也不管部队，直接跑到了丹阳。
江南大营被攻克之后，战事并未就此终结。后续仍有诸多战斗等待着各方，局势依旧处于紧张状态，战斗的烽火还在持续燃烧。
张玉良所带领的两万人马，以及张国樑在丹阳收拢的一万多溃败士兵，依旧是令人头疼的严重隐患。
为了把问题彻底解决掉，李秀成跟陈玉成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要趁着胜利的势头继续追击，对那些已处困境的敌人予以狠狠打击。
5月15号，太平军对丹阳发起进攻，张国梁带领手下部队前去迎战，结果再次被打得大败。张国梁在仓皇逃命的时候，不慎掉进河里，最终溺水身亡。
听闻张国梁离世的消息，彼时逗留在浙江的张玉良说什么都不肯进军。他铁了心按兵不动，不管怎样都不往前推进作战。
后来，钦差大臣和春打了大败仗，战况惨不忍睹，实在没法向咸丰皇帝交差，最后选择了自杀。
和春自杀之后，江南的清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此时，刚刚晋升为提督的张玉良，实际上成了清军的最高长官。
咸丰很快就下令让他暂时掌管江南各路军队，去对太平军发起攻击。
皇帝颁下旨意，张玉良哪敢拒绝，只能带着军队往西边进发。到了常州后，他的军队和太平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双方都拼尽全力，战况十分激烈。
大战结束，清军又受沉重打击。张玉良带着剩余部队撤退到苏州防守。原本江南大营有将近五万的兵力，经过这场战斗，至此全部被消灭。
清政府为了能“坐收渔利”，大力扶持江北、江南大营。为此，每月专门从江浙两省以及上海海关调运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军饷。如此大的投入，其初衷就是想等时机成熟去获取胜利果实。
咸丰当时有个小算盘，他打算让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拼个你死我活。等太平军的实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以旗营兵为主力的江南、江北大营就可以就近攻打天京，不费太多力气就能拿下，把最大的功劳收入囊中。
然而现实不如人意，旗营兵根本派不上用场。咸丰若想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没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以湘军为典型的汉人团练武装身上。
因此，在获悉太平军将江南大营的清军尽数歼灭后，咸丰帝没办法，只能采纳军机大臣肃顺的提议，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还给他加封了兵部尚书的官衔。
当曾国藩得到晋升时，英法联军已拿下天津。在京城东郊的张家湾和八里桥，他们把僧格林沁所带的蒙古科尔沁骑兵打得大败。
曾让清朝统治者颇为自得的八旗军再次遭受严重打击，从客观层面来看，这一情况又进一步提高了湘军的地位。
自1853年离省作战后，咸丰根本不把湘军当回事，就像对待没娘疼的孩子。粮饷、辎重这类军需物资常常供应不足，湘军行事得时刻看地方封疆大吏脸色，处处受限。
如今朝廷缺兵，湘军得以转正。曾国藩受封总督后，获破格提拔，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督办江南军务，还能节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的水陆各军。
自康熙成功平定三藩之乱后，汉人官员所能获取到的实际权力里，这已经是达到最高程度的了。
虽说解决江北、江南大营这两个麻烦，太平天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实际上，真正获得最大利益的，是曾国藩和他带领的湘军。
自此时起，湘军的地位得以提升，与旗营兵平起平坐。同时，曾国藩取得了战场的指挥大权，能直接对军事行动进行调度与决策。
后续战略方针的制定以及具体作战方式，全都由曾国藩拍板定夺，他无需再受他人制约，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相关事宜。
当时，洪秀全、李秀成等人或许未曾料到，歼灭江北、江南大营这一行动，其最终结果就像是搬开一块挡路石后，又碰到一块大得再也搬不动的障碍石，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