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一茬儿说。之前聊到哪儿了，咱就从那儿接着唠，继续讲讲后续的事儿，把故事顺下去，看看接下来会有啥新情况。
北伐军从广东出击后，一路势如破竹，在两湖地区全面进击。吴佩孚的军队根本难以招架，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他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唐生智借助第四军与第七军冲锋在前的时机发展势力，迅速崛起，那态势仿佛是要把蒋介石取而代之，成为新的领军人物。
为制衡唐生智，蒋介石带着第一军进行东征，他打算把孙传芳当作“练手对象”，借此积累作战经验，提升自身影响力。
存在一个问题：
老蒋连武昌那两万残兵败将都没法战胜，他怎么就觉得能把孙传芳当成轻易能拿下的对手呢？要知道打武昌那两万残兵都不占上风，还妄想在孙传芳这儿讨到便宜。
答案挺简单的，友军在江西那边已经把局面打开了。第一军这时候赶过去，刚好能坐享其成，捞取现成的好处。
1926年8月，吴佩孚让曾经的小弟孙传芳出兵，从侧面攻击北伐军。
孙传芳觉得吴佩孚已大势已去，覆灭是迟早的事。他打算借北伐军的力量除掉吴佩孚，等北伐军和吴军打得两败俱伤时，自己再出兵，将这两方势力一举拿下。
然而，就在孙传芳自以为能把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为自己谋取利益之时，却遭到了他手下小弟的背叛，就像背后被狠狠刺了一刀。
八月末，国民政府成功策反孙部师长赖世璜。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赖世璜背离原有阵营，转而投向国民政府，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局势中或许会产生一定影响。
9月，北伐军在赖世璜的配合接应下，顺利拿下了赣南地区的重要城镇赣州，整个过程较为轻松。
过了几天，北伐军里的第二军和第六军抓住时机向北进发，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萍乡、高安等地方，一路打到了南昌周边。
9月19日，南昌城里的工人、学生还有部分警备队做出响应，配合程潜带领的第六军行动，帮助他们成功袭击并占领了南昌。
孙传芳得知情况后十分惊愕，赶忙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紧急调集十万兵力，着手筹备反攻事宜，试图挽回局面。
在发动反攻之前，武昌仍未被攻克。鉴于这一情况，孙传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制定了声东击西的作战战略。
把主要兵力部署在九江，其意图在于对鄂东发起反击，以此来解除武昌面临的围困局面。
另外安排部队前往南昌，对江西的北伐军实施牵制行动。
北伐军当中，第六军成功攻占南昌。要是友军能迅速跟进协同作战，那么面对孙军的反扑，北伐军根本无需担忧。
然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程潜存在矛盾。当朱培德得知南昌已被攻克后，便下令自己率领的部队在原地进行一天的休整。
这样的情况发生后，北伐军没能在恰当的时间对阵地进行巩固操作。
9月22日，程潜意识到南昌已成孤城，防守难度极大，继续坚守下去极为不利，于是果断下达了撤离南昌的命令。
在撤退的过程中，遭遇了孙军的突然攻击。当时正处于撤退状态，没想到孙军会趁此发起袭击，使得整个撤退行动面临意外状况。
程潜没办法把溃逃的士兵聚集起来，只能刮掉胡子、乔装打扮，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才成功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
事情过后，白崇禧嘲讽程潜，说他就像“曹孟德潼关遇马超”一般，落得个颜面尽失的下场。
第六军遭受了严重打击，其战斗力受损严重，在较短的时间范围里，难以重新恢复到之前具备的战斗能力。
随后，蒋介石做出安排，将原本在湖北的第七军调往了江西。
第七军的作战能力，显著比其他军队要强上许多。在实际战斗中，其展现出的坚韧与高效，使得它的优势一目了然，远超一般水平。
9月30号那天，李宗仁带着部队在武宁箬溪这个地方，碰到了孙军谢鸿勋带领的部队。
两方激烈战斗将近一整天，谢军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遭遇惨败，人员伤亡数量达到一万多人。
10月3号，第七军趁着胜利的势头，朝着德安发起了进攻。
德安是孙军获取补给的关键站点，这里布置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而且还修建了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
然而第七军战斗意志极为旺盛，作战能力强劲，他们在战场上势如破竹，仅仅花了半天的工夫，便成功攻克了德安。
随后，第七军再接再厉，在王家铺之役和九仙岭之役中连获大捷，成功为进攻南昌开辟出一条通道。
蒋介石瞧见李宗仁有两下子，不到半月就把江西一半的孙军给灭了。他立马亲自带着第一军的第二师赶赴南昌，打算去捡现成便宜，把胜利果实收入囊中。
10月12号，蒋介石去到了南昌的郊外，彼时白崇禧也在那里。
白觉得南昌的城墙很坚固，要是直接强攻的话，肯定会遭受损失。所以，他主张先把南昌城包围起来，先不着急攻打。
然而蒋介石取胜之心太过急切，他坚持要采取强攻的策略。在这种急切心态驱使下，不考虑其他稳妥办法，一心认准强攻这条路去推进。
13日零点刚过，蒋指挥官下令第二师对城池发起进攻。
攻城过程中，孙军搞了个动作。他们组织了敢死队，从城下的水闸处突然冲了出来，打破关卡后，对正在攻城的部队发起了袭击。
那时候，夜里一片漆黑，啥都看不见。第二师的官兵根本弄不清楚敌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瞬间队伍就乱成了一团。
蒋介石眼见自己再次打了败仗，慌了神，一把抓住白崇禧的手，急切地说：“健生，这情况咋办，你赶快想想办法。”
白崇禧并不慌张，早前他就已在赣江上游搭建了两座浮桥。此时，他果断下令全军通过浮桥渡江，朝着赣江西岸撤退而去。
战争结束后，孙传芳指使媒体广泛传播一则消息，声称“蒋介石在南昌周边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听闻是腹部中了子弹，最终因此死亡”。
客观来说，在这场战斗里，蒋介石方面遭受的损失其实不算大。从实际情况来评判，此次战斗并未让蒋介石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整体损失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
最为要紧的是，这样做实在是件丢脸的事儿。一旦如此，会在他人面前失了体面，也让自己心里不好受，所以这丢人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所在。
这次攻打南昌并将其收复，蒋介石可是谋划了好长时间。为保证能取得胜利，他安排第七军作为先锋部队率先行动，觉得这样基本不会出问题之后，他才亲自参与到行动中来。
结果，这一仗没打赢，敌方还传出谣言，声称他在南昌城下已经被击毙。这输了战斗又遭谣言的情况，着实让事情变得糟糕。
听闻老蒋连连战败，唐生智又开始张狂起来。他公然挑衅，称蒋总司令许是太累，该歇一歇了。还放话接下来由他指挥，莫说江西，就是拿下南京也不在话下。
蒋介石接连遭受唐生智的羞辱，心情烦闷到了极点，心中满是憋屈与不痛快，这种被羞辱的经历让他陷入极度郁闷的状态。
于是，他在日记里记录：“由于我的粗心莽撞，导致此次失败，这罪过极大，我应当自杀向党国谢罪，同时再看后续的效果怎样。”
烦闷情绪过去后，生活还得继续，手头该做的事情一件都不能落下，依旧要按部就班地去完成。
南昌必须拿下，否则就会一辈子被贴上“无能”的标签。
随后，蒋介石自武昌调来了第四军的一部分兵力。他打算凭借这支素有“铁军”之称的部队去奋勇拼杀、冲锋陷阵，以此来为自己一雪前耻。
第四军进行援赣行动时，李宗仁带领第七军在江西持续作战，势不可挡。他们多次击败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强悍的战斗力让安徽军务督办陈调元都忍不住感慨：“广西军就像钢军一样厉害！”
第七军“钢军”这一威名，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此称谓的由来有着特定背景，意味着第七军凭借自身特质赢得了这样刚劲有力的名号，彰显着其独特的军事地位与强悍实力。
11月时，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抵达了江西。
在加伦与白崇禧协助下，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该计划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核心目标，而不把迅速攻占南昌作为首要任务。
11月3日，战斗正式拉开帷幕。北伐军斗志昂扬，士气十分高涨，他们丝毫不惧危险，一批接着一批奋勇向前投入战斗。
11月7号，城外的战斗落下帷幕，南昌就此变成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市。此时，城里仅仅剩下三千名失去战斗力、溃不成军的士兵。
11月8号，蒋介石发出攻城指令，之后城内残余的敌人选择了投降。
同日，白崇禧带着由第二、三、七军组成的追击队伍，给孙军造成压力，使得孙军的三个旅选择投降。
截至此刻，江西地区开展的战役宣告取得胜利，各项战斗行动圆满收官，战役达成预期目标，为后续相关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在这场战役里，北伐军的损失情况相当严峻，有近两万人在战斗中伤亡，团长牺牲的数量接近一半。不过，战役最终取得的成果极为可观，整体来看是有得有失。
此次行动收获颇丰，共缴获枪支五万多支、火炮二十多门、机关枪五十多挺，还俘虏了包括团长在内七万余人。孙传芳麾下大部分精锐部队被歼灭，其军事力量遭受重创。
打了一场极为漂亮的仗后，蒋介石的污名也随之得到了洗刷。
然而存在个问题，第一军的贡献比较小。它既比不上第四军和第七军，和第二军、第六军比起来，贡献度也差了不少。
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状况。不只是唐生智想着给蒋介石使绊子，其他军长里，特别是李宗仁，也萌生出替代蒋介石的念头。
这一情况为后续桂系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下野的逼宫举动埋下隐患，也为蒋氏势力与桂系之间的分裂预先埋下了伏笔。
当下，显然并非适合内部争斗的时机。目前更应把精力放在应对外部事务或者共同目标上，内部的纷争会分散力量，不利于整体发展，所以得先搁置内斗。
接下来，北伐军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对孙传芳展开打击，将其作为重点作战目标，以推进北伐进程，在军事行动中着重针对孙传芳势力。
孙传芳在作战中折损了大部分主力，此刻的他就如同之前的吴佩孚一样，陷入了艰难窘迫的境地，面临着诸多棘手难题和不利状况。
这属于典型的上行下效现象。孙传芳当初用背刺的手段对付吴佩孚，他的下属有样学样，也以同样背刺的方式来对待他，正所谓上有所行，下必效之。
看到手下人心已经散了，队伍没法带了，孙传芳无计可施，只能向吴佩孚寻求帮助，希望吴佩孚能给出个主意，拉他一把。
孙的部下里，像福建督理周荫人、南京卫戍司令周凤歧这些人，都对吴佩孚十分信服，他们算得上是吴佩孚的信徒。
在话语影响力方面，吴佩孚要比孙传芳更有分量，也就是吴佩孚说出来的话，在实际效力上胜过孙传芳。
然而，在这个时候，吴佩孚的处境也相当艰难，生活并不轻松，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难题，日子并不好捱。
吴佩孚在从武昌逃离之后，一路奔往河南信阳落脚。
彼时，河南以及直隶南部名义上仍由吴佩孚掌控。在这些区域，零零散散加起来，大概还有二十万配备武器的兵力。
从账本上的数字来看，吴佩孚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其兵力、资源等各方面的数据呈现，表明他在表面上仍保留着相当的实力规模。
虽说这些兵马在名义上是归吴来指挥的，但实际上，能够被他调动起来、投入战斗的士兵数量极其有限。
而且，在信阳一带颇具实力的靳云鹗，并不听从吴佩孚的调遣指挥。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不愿完全受制于吴佩孚，使得吴佩孚在这一区域的号令难以顺畅推行。
他下过命令，不管哪支军队，只要经过他负责防守的区域，都得把武器交出来。后来吴佩孚的卫队路过此地，也没能例外，同样被收缴了武器。
吴佩孚得知消息后极为恼怒，打算与靳云鹗直接爆发激烈冲突，拼个你死我活。
靳云鹗毫不退缩，授意手下发动兵变。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吴佩孚惊慌失措，来不及多做反应，便匆忙往郑州逃窜而去。
局面已到人心不齐、队伍难带的程度，吴佩孚没办法，只能把老大哥曹锟请出山，让他来处理这烂摊子、挽回局面。
曹锟抵达郑州后，先是当着众人面狠狠批评了吴佩孚。之后把靳云鹗找来，表明大家都是自家人，劝说靳云鹗要从整体大局考虑问题，别因小失大。
俗话说得好，凤凰一旦落了毛，连鸡都比不上。这话是在说，曾经高高在上、风光无限的，一旦失去优势或遭遇变故，就会变得远不如那些原本普通的存在。
曹锟已经下野两年之久，其影响力和当年相比大幅下滑。在这个节点选择出山，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之后，靳云鹗把司令部设立在了郾城，还宣称要对武汉发起反攻。
他嘴上天天叫嚷着要反攻，行动上却每天都按兵不动，丝毫没有付诸实际行动的迹象，只说不做的状态持续着。
与此同时，张作霖趁机发难，派军队攻占了保定。吴佩孚留在直隶的数万人马也被他吞并，这无异于在吴佩孚困境时又踹上一脚。
随后，五万奉军在黄河北岸集结布防，他们严阵以待，做好了随时接手河南防务工作的准备，犹如箭在弦上，只待一声令下便要行动。
军阀就是如此，当你还有利用价值，他们会和你称兄道弟、套近乎；可一旦觉得你没了用处，便会立刻翻脸，毫不留情地狠狠踩上一脚。
1927年2月，曹锟见局势已难以挽回，知道自己没了胜算，便离开郑州，回到天津，再次过起了寓居不参与政事的生活。
曹锟离开后，靳云鹗行事鲁莽。他宣称河南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放话倘若奉军胆敢南下，自己必定会坚决进行回击。
吴佩孚瞧见这情形，心中暗忖，都到这地步了，那些军阀还不罢手，依旧你争我斗个没完没了，实在是令人无奈。
吴佩孚满心都是无奈与无助，既然如此，他也不再挣扎，干脆选择了躺平，以一种消极姿态应对现状。
数月之后，吴佩孚从河南抽身，奔赴重庆，寻求四川军阀杨森的庇佑。
在吴佩孚即将离开之时，奉军朝着郑州发动了进攻。
靳云鹗在战场上难以取胜，意识到继续对抗下去没有胜算，于是很快改变策略，转而向冯玉祥投诚，寻求新的庇护与出路。
1926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到国内，于绥远九原举行誓师仪式，随后加入国民党。他所带领的部队也进行了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既然奉军参与进来，和国民政府开启战端，一直被困在南京的孙传芳，也就顺势攀附上了奉系这棵大树。
没过多久，孙传芳给张作霖发去电报表明：当下这情况，也就张大帅有本事把咱们北洋各路军队整合统一起来。大帅，我孙传芳往后就跟着您干了！
大家都清楚，张作霖跟孙传芳之间存在着仇怨。这二人在过往的经历中，有着诸多纠葛，使得彼此关系不睦，这种仇恨在当时的局势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若不是孙传芳发起浙奉战争，郭松龄根本没机会起兵反叛。这一叛乱给张作霖造成重创，让他的势力遭受极大损失，元气大伤。
张作霖并非糊涂之人，他心里清楚，在当时的局势下，北伐军才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对手，是他必须首要应对的头号敌人。
于是，在孙传芳发出讨好的电文后，张作霖很快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一职。之后，他派遣安国军副司令张宗昌，带领直鲁联军南下，为孙传芳提供支援。
在张宗昌南下前，北伐军已成功占领福建、浙江，其军队的锋芒正朝着上海逼近。
在上海，地下党指挥着工人武装发起了两次武装起义。然而，孙传芳迅速作出反应，派遣军队对起义进行了镇压，致使这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1927年3月，鉴于前两次行动遭遇失败，工人武装总结了其中的教训，随后作出决定，要发起第三次起义。
与此同时，北伐军兵分多路，朝着南京发起进攻。
此时，孙传芳手中兵力仅有八万，用来应对北伐军都显得捉襟见肘，这点人马实在难以承担起对抗北伐军的重任。
于是，把镇压工人起义这一任务交给了直鲁联军。
然而，直鲁联军那战斗力低得离谱，连工人武装都敌不过。也正因为他们如此不堪，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得以成功。
事情过后，张作霖得知张宗昌竟然连临时武装起来的工人都打不过，火冒三丈，明确表示要对这件事进行责任追究。
张宗昌为了推卸责任，便将自己的结拜兄弟毕庶澄处决了。毕庶澄身兼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和海军司令两职，张宗昌此举就是想把问题归咎到他头上，以此来摆脱自身麻烦。
此次大败被归结于毕庶澄，理由是他与国民党存在暗中联系，各方将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了毕庶澄头上。
随着上海、南京等城市陆续被收复。
截至此时，北伐军已将长江以南的区域尽数攻克，北伐战争收获了极为耀眼的战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接下来，北伐军打算持续向北推进，其目标明确，就是要朝着张作霖所掌控的地盘进发。
可谁能想到，正当形势一片大好、前途好似满是光明之际，原本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北伐行动却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了。
是什么原因呢？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如此情况呢？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寻。
如今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状况，各派系间矛盾凸显，呈现出内讧的态势，内部关系不再和谐统一，这种局面也反映出其内部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问题。
1926年末，北伐势如破竹地推进，所到之处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呈现出蓬勃兴盛的发展态势。
随着时间推移，众人逐渐察觉到工农运动出现愈发激进的态势，这种“左”倾状况对整体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
有个明显情况，北伐军里不少军官出身富农或地主。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农会却在后方把土地分掉，这就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当时这样的矛盾，使得一些军官内心难免产生不满情绪。
蒋介石身为总司令，若想把控军队，必然得维护军官们的利益。毕竟军官在军队里起着关键作用，照顾他们的利益有助于蒋介石更有效地掌控军队，稳固自身的领导地位。
1927年1月，为对蒋介石形成制衡，苏联顾问鲍罗廷于武汉牵头组建“临时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暂代国民政府行使职权，实际上把蒋介石晾在了一旁，使其影响力受限。
蒋介石心中愤懑，自己身为总司令，更是国民党的头号人物，那些人竟然敢这般行事，他实在想不通这些人究竟有何依仗，竟敢架空自己。
为了对“临时联席会议”进行反制，蒋介石直接把总司令部设立在了南昌，摆明了要和对方公开对着干。
最终情况是，因为资金短缺，财务大权被武汉方面掌控。蒋在南昌这边坚持了几日，连军饷都没钱发放，没办法只能服软，动身去了武汉。
蒋介石抵达武汉后，鲍罗廷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在欢迎宴会上，他直接对蒋施压，让其在左右之间做选择。还明确表示，若蒋敢阻碍孙中山生前定下的三大政策，干扰工农运动开展，自己绝不答应。
蒋介石被鲍罗廷算计了一把，当时他并未当场发作，默默咽下了这口气，没有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表面上十分平静。
回到南昌后，蒋介石发布了一份没什么震慑力的通电，提出要免去鲍罗廷的职务。然而，这一要求并未得到他人的响应，仿佛石沉大海。
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的援助维持局面。就好比人靠着别人资助生活，自然不敢和提供资助的金主把关系搞僵。
蒋介石满心愤懑，于日记里吐露不满，直白写下想要“吃了鲍罗廷的肉”，将心中的愤恨毫不掩饰地宣泄出来。
1927年3月，孙传芳垮台，大革命运动蔓延至江浙地区。此时，代表着官僚买办、大银行以及大资本家利益的江浙财阀，仿佛遭遇重大丧事般，陷入极度惶恐与不安之中。
这些人心神不宁、整日提心吊胆，感觉一刻都无法安稳度日，迫切需要找到能庇护自己的“保护伞”来求得安心。
此外，在上海的各列强急切需要寻觅新的代理人。
于是，掌握军事权力且跟鲍罗廷有宿怨的蒋介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保护伞和代理人。
3月26日，江浙财团的虞洽卿，他曾是蒋介石的恩主，向蒋作出承诺。虞洽卿表示，江浙财团愿意拿出五百万大洋，目的是为了保持上海的稳定局面。
江浙财团解决了长期让蒋介石头疼的军费难题，之后蒋介石很快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4月12号那天，蒋介石于上海对外宣称要开展“清党”行动。
六天之后，在南京另行成立了“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在蒋介石准备另立中央之前，远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了。他回国后首先抵达的地方是上海，把这里当作回国后的首个落脚点。
汪精卫身处上海时，对蒋介石的主张持反对态度。当时在上海的汪精卫，不认可蒋介石所提出的主张，与之立场相悖。
彼时桂系站在了蒋介石这边，看到汪精卫提出相反意见，他们就做了个决定，要把汪精卫软禁起来。
汪得知李宗仁打算对付自己，立刻逃离，跑到武汉后组织召开会议。在会上，汪宣布撤销蒋介石所有职务，将其开除出党，同时下达了讨伐蒋介石的命令。
会议结束之后，在场的人全都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满是疑惑和不解，似乎都在等待着谁能先开口打破这沉默的局面。
虽说决议已获通过，可具体该以怎样的方式将其执行下去，成了摆在面前的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得到了桂系的拥护，江浙财团也为其提供资金助力。同时，各个列强也站在了他这一边，给予他支持。
要是真动起手来，不见得能打赢对方。在实际对抗场景下，即便产生冲突，自身获胜的可能性也不高，或许难以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上风。
此时，李宗仁站出来表明观点，称既然南京和武汉方面一时难以达成共识，那不妨双方都进行北伐，先集中精力拿下北京，之后再着手处理党内存在的纠纷问题。
李宗仁做出表态，这实际上是给汪精卫提供了一个摆脱尴尬处境的机会，让汪精卫能顺着这个表态找到缓和局面、不至于太下不来台的途径。
经过反复权衡，武汉方面最终做出决定，暂时把蒋的问题搁置一旁。当下最为紧要的任务，依旧是推进北伐事宜。
5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分别带领部队展开北伐行动。他们各率一路人马，经过一番作战，最终成功攻占了交通要地徐州，将这一关键枢纽纳入掌控。
同月，武汉国民政府出台北伐河南的计划：让唐生智负责组建北伐军，同时派人去和冯玉祥、阎锡山取得联系，希望三方配合，从不同方向对河南的奉军展开夹击。
北伐行动开启之后，阎锡山没有立刻响应此次行动，而是抱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选择静静地看着各方势力争斗，自己暂不参与其中。
实际上，仅凭借唐生智以及冯玉祥所率领的第二集团军，去应对河南的奉军，力量是绰绰有余的。
奉军刚进入河南不久，北伐军迅速出击，将他们打得节节败退，奉军不得不再次退回黄河北岸，原本企图在河南有所作为的计划就此受挫。
不过，在宁汉分别开展北伐行动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于南京偷偷地采取了行动。
他在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撑腰下，对长江中游和下游的经济往来动手，硬生生把两者间的经济联系给切断了。
民国那会儿，武汉算得上是商业方面的重要城市。不过和上海一比，武汉在商业规模、繁荣程度等各方面都明显逊色不少，二者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资金流入途径，致使苏联援助无法抵达，武汉政府迅速陷入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工商业遭受重创，状况凄惨，约有十万工人失去工作。
目睹蒋介石金融手段的强大威力后，冯玉祥迅速改变立场。他以每月获取两百万银元为条件，放弃支持武汉政府，转而尊奉南京政府为正统。
立场摇摆的阎锡山明确了态度，把武汉方面派到山西的联络代表以“礼送”的方式送出了山西地界。
蒋、冯、阎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势力。在此情形下，汪精卫没了斗争的意志与信念，背叛革命，在武汉搞起“清党”。这一行为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