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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口述/李继芳

整理撰写/淑女故事

我婆婆身上有很多故事。

她和妹妹出生在一个富农的家庭，她妹妹嫁给了邻村的地主儿子杨世堂。婆婆嫁给了吴马村的贫农儿子吴世栋。

公公家特别穷，婆婆一口气给吴家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老小全靠从地里刨食儿吃。

当时家里是真穷啊，孩子们过年吃的水饺，都是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包的，里边的馅也就是胡萝卜、粉条，加一点猪大油。孩子们吃的非常高兴。

我大伯哥也就是我婆家的老大，身高1米65，瘦的跟个猴子似的，有个恶习——嘴特别馋。

谁家一做好吃的，他就上人家门口蹲着，和人家聊天，一直不走。吃饭时人家只好给他也盛上一碗。

他体弱多病，脑子机灵，后被大队选去当了赤脚医生。三十八九还没个对象，只好从县城娶了个二婚女。

大嫂的最大特点就是满脸雀斑，但是有城里人精明，心眼多、挺聪明。

二哥是初中毕业考进了中专，二嫂也是农村姑娘。他们俩从中专毕业，一个在镇中学教化学，一个教英语。

三哥也是民办教师。找了一个邻村姑娘玉兰，年龄比三哥大三岁。

玉兰是真看上了三哥，觉得他是天底下最俊的男人。挂念着吴家为什么老不娶她？想对象想的厉害，得了相思病。饭不思、茶不想，找中医去看了病，大夫说她得了单相思。

我公公婆婆一听赶快借钱，把她娶进了门。

从那以后两口子八年没生孩子，急的全家人团团转。

后来嫂子也不知道怎么就治好了病，噼里啪啦的生了一串: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看着三个大儿子，把三哥的头发都愁白了。

我找的是吴家兄弟中的老四，也是最小的儿子，名叫吴永刚。

他当兵从战士就开始努力奋斗，终于被提拔为军官。

一九八二年五一，我到他家结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当地的农村是这么苦啊。

院墙是用土胚打的，被雨冲刷的还剩下八九十公分。

家里的房门和地面有20公分的空档。冬天外头什么温度，屋里就什么温度。

房间隔壁墙是用高粱秸竖起来的，上面插满了老人的头发，看着不大舒服。

当地的农村做饭有个小厨屋，里面竟没有烟筒，就这么硬烧。

做饭的人就在这烟熏火燎中忙活，蒸馍、熬粥、炒菜，等做好了饭，人也被熏得够呛。

当地农村的生活可真苦啊！苦的叫人心痛。

老公公中风后，又活了10年去世了。剩下婆婆一个人，老公把她接到了我家。

她来给我们看家，和我们相伴。

婆婆就认为她这是从地上来到了天堂。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

她开煤气灶，打开、关上，又打开、又关上，因为她胆子小，一听见砰的一声点着了火，就吓得赶紧把它又关上了。

看到墙上大镜子，她认为这是通到隔壁邻居的门。

因为她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我们都得一点点教她。

一家人正在幸福地生活中，突然传来二婶在老家喝农药去世的消息。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

实际上我公爹是老大，二叔是老二。

二叔在生产队里当队长，一直欺负忠厚老实的公爹。

公爹自认为是老大，不忍心和弟弟反目为仇。

曾经二叔掐着腰骂公爹和婆婆，他说，你家那四个儿子，赶不上我这四个儿的一个脚趾头。

就为这，婆婆悄悄哭了好多天。她教育老公他们弟兄几个，一定要好好干，混出个人样来，别叫村里人笑话。

二叔家也有两个儿子去当了兵。最好的混到了志愿兵。

我家老吴经过不懈奋斗，从战士提了干，一点点勤奋工作，最后升任到了团级干部。

有一次我们探家，我婆婆不计前嫌，叫我们去看望二叔二婶。

二叔还是那样不爱说话，蹲在地下抽烟。

二婶人家都叫做“花娘”。因为她的小名就叫花。

那时我家二哥也成为公办教师，国家干部。三哥由民办老师也转为了公办老师。

所以婆家的孩子们，都混的比二叔家的孩子好很多。

二叔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花娘很热情，给我们倒糖水，拿油糕吃。

后来二叔得了肺癌去世了，那年他才69岁。

花娘比他小两岁，那年67，刚帮着老大家看完孩子，又要帮老二家看孙子。

老二家的孩子当时还小，需要花娘来照顾。

照顾完老二的孩子，她就70岁了，身体也不行了。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走路一拐一拐的。

在当时村里有个不好的“风俗”，老年人过了70岁，只要是有大病的，一般不去医院治。

一个是治不起，农村条件不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很少。一般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到医院去也折腾不起。

治不好病不说，还得造上不少钱。

花娘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一拐一拐的，看孩子是不行了，自己连饭都做不了了。还得让孩子们轮着来给她送饭。

三儿子退伍也当了农民，他们兄弟三人，一家轮一个月。

花娘自己很痛苦，又实在不愿意拖累三个骨肉，心一横就喝农药自尽了。

我们听到这个事以后非常着急，也非常生气。

后来我和老吴掏了2000块钱，寄给了二叔家的兄弟，把花娘的后事办了。

后来又听亲戚说，光今年本村70岁以上老人，得病后自我了断的，就俩人了。

另一个是前街上姓马的村民。他老婆年轻时出车祸死了，他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两儿一女。

68岁上得了中风，生活勉强能半自理。儿女善良照顾了他两年。

今年大年初六，刚过完年，他在厨屋上吊去世了。

据说这个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这样死去，还有历史渊源呢。

听老辈们说，以前在这个村族里有个规定，人过了70岁，就买上棺材，把老人装到里边抬到墓地去，然后留一个大口子，每天有儿女给他送饭吃。

每送一顿饭，就垒上一块砖，经过三个多月，把这100块砖垒完了，这个老人就在墓地里自生自灭了。

后来县官发现了这个惨无人道的族规，就到这个村里跟族长说，马上废掉这个陋习，还把族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现在虽然这个泯灭人性的族规是被取消了，但这个陈旧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还是有一定的残余。

特别是现在有少数老人去医院看病怕花钱，个别人又被子女嫌弃，心里还怕拖累孩子，所以就有极个别人选择轻生了断。

老公和我作为吴马村的后代，到乡政府去反映了这些个别的问题，得到了一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老公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事，他和我一再商量，我同意拿出了我们的积蓄30万元。

并把婆婆因我孝顺传给我的传家宝——明朝的一个花瓶，拍卖得的500万元，除留给哥哥、姐姐们每人60万元外，将余下260万元，伙同自己的30万，共290万捐给了吴马乡政府。

打算和乡政府共同建一个敬养院，专门照顾70岁上下的老人。

乡政府非常高兴，经研究已经在开始在走手续了。并决定用我婆婆的名字来命名敬养院，就叫“红芳敬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