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乘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王明此次回国，可谓踌躇满志，在苏联期间，他通过老师米夫的关系，赢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任，他的职务已经上升到了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的，王明认为自己回国以后，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领袖。

王明

王明在回延安前，专门在新疆停留了一下，并接在这里工作的陈云一起回延安。王明此举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大批干部，而自己初到延安，熟悉的人很少，为了多争取一些人的支持，他想到了陈云，因为30年代初期，王明在上海工作时，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陈云比较熟悉，他认为陈云会支持自己当领袖的。

王明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见到王明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王明却对毛泽东的欢迎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后排右一）和王明（前排中）

王明的最后一句话，让人听了有些莫名其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那种激奋而纷乱的心境。

王明回到延安后，多次和毛泽东唱反调，他还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而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两条不同的路线，必然产生激烈的党内斗争。王明便主动找到陈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不过王明想错了，陈云是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人，他从中国共产党历次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王明搞的那一套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毛泽东的主张才是正确的，因此他明确地向王明表态：自己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不久以后，在一次中央高层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与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时，就需要中央高级干部表态。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内有些同志想到了因为生病没来参会的陈云，他们提议，要用担架把陈云抬来投票。尽管最后陈云没有来，但会议还是征求了他的意见，陈云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投毛泽东一票。

陈云

陈云的这一票，对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人提出要用担架抬我来投毛主席一票，但实际上没有去用担架抬，我是在病中表示支持毛泽东的。”

1937年12月，陈云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王明在延安大搞抓“托派分子”，在他的煽动下，延安一些部门也跟着跑，大搞抓“托派分子”，甚至对干部搞非组织的侦讯。有一个干部，因为被人举报说是“托派分子”而被开除了党籍，后来他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要求组织查清自己的问题，并且列举了几个证人。

陈云得知此事以后，表示一定要管，但那位干部列举的3个证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还有一个在太行山抗日前线，要想查清他的问题，在当时很不容易。陈云便亲自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129师的首长写信，请他们协助调查。最后此案花费了2个多月才调查清楚，这位干部完全是清白的，陈云又亲自为他组织了平反。

王明在争夺领袖地位失败后，中央为了团结他，不仅仍然安排他在中央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还让他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安排他的妻子孟庆树担任副校长。但王明夫妇为了向中央闹独立，竟试图把持干部的安排权，把中国女子大学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

王明和孟庆树

中国女子大学的学员毕业后，按规定应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但王明自恃自己地位特殊，就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中国女子大学的毕业生，75%的分配权划给女大和中央妇委，中央组织部只有25%的分配权。

陈云得知王明的意见后，十分生气，他马上给王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彼此应以服从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王明却不理睬陈云，依然我行我素，把持着学员的分配权。陈云见自己说服无效，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他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而是介绍到中央党校等其他大学去学习。

王明见陈云竟敢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专门来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兴师问罪”。陈云却不吃这一套，他对王明说：“党内不管是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陈云虽然曾和王明关系密切，但他到延安后，充分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因此也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重。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

毛泽东和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