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陈铭枢的故事。陈铭枢早年参加同盟会，浴血武昌城头，投身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他挥师北伐，驰骋战场，赢得了“铁军名将”称号。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满腔热忱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曾自白：“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

陈铭枢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陈铭枢，他问陈铭枢对此次和谈的看法，陈铭枢因为与蒋介石交往多年，深知其为人，所以十分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这次和谈是不会成功的。”

几天后，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白崇禧的老朋友刘仲容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谈，毛泽东对刘仲容说：“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谈得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也有朋友认为谈不成，因为蒋介石完全靠不住。”

刘仲容说：“蒋介石是个不讲信义的人，我也认为谈不成，即使谈成了，达成了协议，他也不会遵守。”

毛泽东说：“你是跟陈铭枢将军、跟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派，是认为谈不成的。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无法将我们吃掉，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说明历史进步了。”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右一）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陈铭枢来到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陈铭枢任中央常委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建议下，陈铭枢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陈铭枢深感共产党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使自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常常想以粉身碎骨来报答党。

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期间，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会场上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相关政策发生激烈争执，梁漱溟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梁漱溟的话引起了毛泽东极大不满，会场气氛十分激烈。

梁漱溟

在这个关键时刻，陈铭枢站了出来，他问毛泽东：“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略加沉思了一会，然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陈铭枢听了毛泽东的话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梁漱溟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等于是给他定了性。

陈铭枢书法作品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邀请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陈铭枢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认为学校领导方面，多半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

在6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陈铭枢又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铭枢的发言。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提出了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意向，并在高层传达。陈铭枢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在５月1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晚年的陈铭枢

陈铭枢信中的意思很明显，他希望以毛泽东辞职为契机，中国也能结束终身制。但遗憾的是，不久后陈铭枢因为这封信受到了批判，他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只保留民革中央委员职务，行政级别和薪水由3级降至9级。从此以后，陈铭枢闭门思过，整天以抄写佛经为主，有时写写古体诗，以排解心中的苦闷。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陈铭枢异常兴奋，他在会上主动发言庆贺，但四段内容只讲了两段，便因过于激动而导致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