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曾经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达7年之久的吴忠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忠上任后不久，中越边境地区形势日趋紧张，1978年底，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吴忠主动向广州军区党委请战并获得批准，他负责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担负主要战役突击任务。

但就在此时，一道命令使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中央军委认为吴忠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因受命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吊唁周恩来的群众实行清场，决定将他列为“揭批查”的对象，并免去他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

那么吴忠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究竟表现如何呢？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四人帮”却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强令群众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周恩来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

吴忠负责周恩来灵堂的警卫工作，他见灵堂如此简陋，非常气愤地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这是谁决定的？”

吴德

吴德长叹道：“在哪里向总理遗体告别，市委提出了几个方案，上面只让在这里进行，我们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对不起总理他老人家了！”

吴忠听后大怒，他毅然决定抵制这所谓的 “上级指示”，对其一不传达，二不布置，对卫戍区官兵甚至自己家属进行或参加的各种悼念活动都予以默许。吴忠还从卫戍区所辖的仪仗兵中百里挑一，选出体态、仪表最好的战士为周恩来守灵，同时亲自指挥布置灵堂。

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吴忠亲自守候在灵堂。仪式现场不允许执勤人员哭泣，可吴忠看着停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遗体，听着周围撕心裂肺般的哭声，这个铁打的汉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几次独自跑到灵堂的后边，俯在冰凉的墙壁上，任悲痛的泪水滚滚流淌……

周恩来去世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从1976年3月底开始，北京市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颂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吴忠为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感到高兴，他亲自指示在广场执勤的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整齐，以便群众参观瞻仰，同时加强巡逻，防止失火。

4月3日，“四人帮”给吴忠下令，称群众悼念周恩来，是“以死人压活人”，要卫戍区马上出动人员做群众的工作，劝阻群众不要到天安门开展悼念活动。吴忠得知这一命令后大怒：“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到底对周总理什么感情？怎么能不让群众悼念总理呢？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

吴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用“软顶”的政策，他让人通知机关、部队例行警卫职责，只维护广场秩序，对群众的悼念活动不予干预。

4月4日这天是清明节，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吴忠驱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遇到了老战友王定烈，王定烈说：“群众如此之多，这说明他们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

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吴忠点头说：“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以及革命先烈，本是无可非议的事，现在却有人依靠手中的权力，要禁止群众悼念。老王，我这个司令员真难当啊！弄不好，他们会把老子当枪使。可是我看那些丧失人心、作恶多端的王八蛋，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想利用我没门！”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四人帮”在会上大闹起来，说北京市领导为“反革命”提供讲台，江青指着自己手表说：“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撤了！”她还指名要吴德立即把发表演讲的人抓起来。在“四人帮”的蛮横坚持下，政治局当晚被迫作出决定：收花圈。吴德只好打电话要吴忠执行。

吴忠收到中央的命令后，感叹道：“这样搞问题就大了，非把我们搞得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可！”但中央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吴忠连夜下令调了200台车，将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并将一部分制作精致的花圈摆在中山公园。

吴忠

4月5日上午，几万名群众涌向人民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当天晚上，“四人帮”命令吴忠进行清场。吴忠一直拖到晚上11点才忍痛下令清场，清场开始后，他又指示卫戍区部队和公安干警徒手走在前面，民兵在后面跟进，尽量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吴忠后来回忆说：

从我内心讲，我实在是不愿意与群众发生冲突，群众是悼念总理的，事情完全是“四人帮”激出来的。可我又不得不执行命令，只好想方设法拖延。一面是政治局的指示，一面是群众的安全，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群众的安全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只能在两者之间走钢丝。我当然知道拖延时间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可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我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

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的杨俊生后来也回忆说：

我了解吴忠，也理解他当时的处境。他作为卫戍区司令员是左右不了大局的。我认为，吴忠同志在处理天安门事件和执行政治局指示的过程中，有头脑，有主见，敢冒“抗命”的风险，他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最大限度的保护群众。

吴忠和妻子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社会上流传这次事件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调查，结果证实没有死一个人，吴忠对此功不可没。

1979年3月，吴忠从越南战场回国，此后他以豁达、坦然的心境，从容应对长达8年的审查，最终获得了组织的理解和信任。

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作出最后结论：

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错误，是执行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予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