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挑起事端，突然向驻守宛平的中国军队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

驻守北平的29军爱国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影响下，进行了坚决抵抗。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华而蓄谋制造的。事变发生后，日本从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大量调兵，进攻平津。29日，北平失陷。其后日军兵分三路进攻华北，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将《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当局，并派周恩来等同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举行会谈。

日军侵华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共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调动军队进行迎战。8月13日，国民政府发动“淞沪抗战”。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战爆发带动了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此前，国共谈判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选等问题上出现僵持。战争的形势使蒋介石急切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

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则上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了正确领导抗战，赢得胜利，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

会议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工作重心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即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洛川会议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全民抗战路线、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9月改称第18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 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四万五千人。

9月6日，八路军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简短地介绍了抗日形势后，拿着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戴上黄军帽，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云霄。

红军整编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战，得到国内各爱国政党、团体、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11月发表声明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各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

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

海外华侨也出钱出力，投入抗日洪流。东南亚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发起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款筹物，支援祖国抗战大业。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刃宣传抗日救亡。聂耳、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民众奋起抗敌。冼星海、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

很多国际友人也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事业。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很多八路军官兵的生命。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幸感染病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毛泽东发表文章，纪念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党领导敌后军民，创造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在山区，利用其复杂的地形地势，开展麻雀战。当敌人进入根据地后，我抗日军民像麻雀一样满天飞，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敌人则因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

在平原，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在一家一户所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依托地道，有效地打击敌人。

广大抗日军民在大道上挖了很多又深又宽的道沟，使敌人寸步难行，无法活动；扒铁轨、割电线、炸桥梁、毁公路，给敌人造成机动、补给、联络困难。

各地民兵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创造了铁雷、石雷、绊雷、水雷、夹子雷、连环雷、子母雷、滚雷等不同形式的地雷，常常把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地雷战充分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鲁南枣庄地区的一批煤矿、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成一支短小精悍的铁道游击队，在临枣、津浦线上展开武装活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飞身跳上奔驰的火车，勇敢地夺取敌人的枪支和物资。

他们炸铁路，打票车，使敌人运输线瘫痪；他们打特务，除叛徒，频繁出击，威震敌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活跃在冀中平原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驾着小舟出入芦苇荡中，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在茫茫河淀上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日伪军好像被打瞎和打聋的野兽一样，虽然疯狂反扑，但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四万二千次，毙伤俘敌三十三万余人，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

在反“扫荡”斗争中，抗日军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峭壁，据险抵抗，毙伤敌人九十余人。

弹药打光后，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的深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9月16日，日军“扫荡”至太行山脚下的王家庄。为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大批物资粮食，十三岁的儿童团长、放牛郎王二小假意引路，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却英勇牺牲。

转战在冀中平原和鲁西北地区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伪军抓去他的母亲，威逼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率部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是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十大政策，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抗日民主政权采用“三三制”，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随后，129师又在娘子关一带频频出击，阻敌西进，并创造了七亘村重叠设伏的战争范例。八路军的作战，使敌供应困难，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军的压力。

10月下旬，当日军突破娘子关、国民党军全线后撤时，八路军又相继在黄厓底、广阳、户封村伏击日军，歼敌两千余人，迟滞了日军，掩护国民党军撤退。忻口会战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转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二百余人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在晋东北、察南、冀西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许多县城。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其后经过艰苦斗争，又创建了冀中、平西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的率领下，在晋西北广大山区和乡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以游击战争掩护工作团，开展创建根据地工作。1938年3月，第120师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人。8月，又派支队北进，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于1937年11月中旬在同蒲路东侧、正太路南侧和石家庄至磁县以西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邯长公路线上取得神头岭和响堂铺两次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敌近两千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根据指示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山东爆发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年底，这些抗日武装统一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时，八路军第115师率一部进入山东，进一步发展山东的抗日斗争。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一万零三百人，被编为四个支队。

1938年4月，新四军集中整编完毕后即分兵两路，挥戈东进，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12日，第4支队在巢县蒋家河设伏，毙敌二十余人，这是新四军出师敌后的第一仗。

6月17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歼敌二十余人，击毁汽车四辆，取得江南首战的胜利。

六七月间，在陈毅等率领下，新四军第1、第2支队先后进入京沪路两侧，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3支队在策应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后，进入皖南，战斗在东起芜湖、宣城，西到铜陵、青阳的沿江地带展开。

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数十万日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边区辖二十三个县，人口约一百五十万。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把延安的宝塔山当作光明的象征，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真理的向往，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阻力，前来投奔。经过艰苦的锻炼学习，又把革命的火种传到四面八方。

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从1937年5月到10月，完成了乡、区、县选举，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

边区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为培训抗日干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干部，对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至1938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伪军作战一千六百余次，毙伤俘敌五万四千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新四军发展到两万五千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消耗大量日军，使之难以集中兵力于正面战场，从而削弱、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

抗战爆发后，国内、党内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有着各种不同认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驳错误观点，阐明党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于1938年5月先后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名论著，论述了抗战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兵民是胜利之本”，因此，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抗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等。他指出：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论述，科学地论证了抗战发展的规律，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奉命从苏联回国。他对洛川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

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王明的错误言行在党内造成很大混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等人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肯定。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

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干扰，更好地领导抗战，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会议总结。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了党的纪律，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日军由于战线过长，无力在正面战场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在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改变了侵华策略：在军事上，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上；在政治上，采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12月，日本设立“兴亚院”，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方针，在占领区扶植、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汉奸组织。

在经济上，日寇加紧贯彻“以战养战”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地区的资财，发行货币，统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国际形势也急剧变动。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签订了协议，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

在远东，英、美等国一方面加大对华援助力度，借以削弱日本实力，一方面对日本采取带有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以出卖中国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中共中央及时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绥靖主义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主张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针。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全国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人和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给第27集团军下达密令，包围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

在通讯处工作的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罗梓铭等六名同志，被敌人残杀。“平江惨案”激起全国正义人民的公愤。

中共中央于1939年7月7日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斗争。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

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军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向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按照自卫原则，予以坚决反击。山西抗日决死队给阎锡山军队沉重打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返回陕北，驱逐了在绥德地区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军何绍南部，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八路军第129师在晋察冀军区的配合下，奋起反击，消灭了来犯的朱怀冰部主力和石友三部大部。

自卫反击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战场。日本侵略者调集重兵，连续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并实行了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辅之以封锁墙、封锁沟，从敌占区向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不断袭击、消灭敌人，在斗争中壮大自己，扩大根据地。

在华北，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中，日军连续进行了五期“治安肃正讨伐”，使用总兵力在五十万人以上，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创建和发展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下旬，由贺龙任总指挥的八路军冀中总指挥部集中七个多团的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七百余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

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八路军第120师的配合下，在河北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一千余人，击毙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发动了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参战部队一百零五个团，约二十万人。8月20日晚，英勇的八路军在青纱帐掩护下，出其不意地向正太路发起全线大破袭。

战争主动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八路军手中，数万抗日健儿从晋西北到华北，从黄河到长城边的辽阔战场上狠狠打击敌人。经过反复激战，正太路上的车站，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八路军占领。

敌伪碉堡，一个接着一个被八路军拆除。封锁沟、封锁墙也被平毁。经过二十多天激战，日寇在华北的整个交通基本陷于瘫痪。

9月22日到10月上旬，战斗进入第二阶段。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顽强地同敌人展开攻坚战，攻克敌据点一百二十三座，毙伤俘日伪军七千人。破袭战和攻坚战使侵华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日寇调集大批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从10月6日起，八路军转入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10月下旬，日军36师团冈崎大队深入太行山区腹地，向八路军总部发动突然袭击。

30日，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将日寇包围在关家垴高地。当晚，八路军向日寇发起猛烈进攻，彭德怀来到距敌只有五百米的指挥所观察地形，亲自指挥战斗。

八路军以猛烈炮火摧毁了敌前沿阵地，英勇的将士们同敌人进行了五小时拼杀，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占领了所有阵地，彻底消灭了大部分来犯之敌。

12月初，日军被迫撤退，“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在“百团大战”中，总计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一万八千余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相继成立了江北指挥所和江南指挥所、第5和第6支队，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前锋直抵上海、南京郊外，先后开辟了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东渡运河，创建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四军江南指挥所北渡长江，开辟苏北。

10月，陈毅指挥黄桥决战，击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进攻，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经过艰苦努力，苏、浙、豫、皖、鄂游击战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

在华南，东江抗日武装、珠江三角洲抗日武装和琼崖独立纵队等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东江、珠江和琼崖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率部转战陷入日军重围，最后只身一人仍坚持抗击日军，直至壮烈牺牲。

残暴的日寇割下杨将军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抗联志士这种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五十多万人，同日伪军作战两万多次，歼敌三十三万余人，创建了十六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近一亿。敌后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文化宣传、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发动攻势。他们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破坏团结抗日。

为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回击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他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