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几乎把全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成中文的人。他的译作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他是浙江嘉兴人，英年早逝，没有留过学，足迹北没有越长江，南没有过钱塘江，他生活过的地域非常狭小，他的翻译成就却举世瞩目。他就是朱生豪。
1912年2月2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朔风凛冽，大地萧索，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南门外鸳鸯湖畔东米棚下，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鸳鸯湖便是闻名中外的南湖，后来的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从此成为著名的革命圣地。
抗战前，东米棚下有商店四十家、米行六家。南端河埠头是个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齐集于此。沿街叫卖声、船舶靠岸声以及市井的喧嚷声，构成一幅江南水乡特有的风俗画。
朱生豪出生这一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岁那年，弟朱文振出生。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全国各地掀起反日怒潮。7月，幼弟朱文奎出生，家中曾考虑让他长大后出嗣陆家，故后来改名陆奎。
54岁的朱生豪受母亲和叔祖母启蒙，始读《千字文》《百家姓》。朱自幼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常熟读成诵。5岁入嘉兴开明初小读一年级，还养成了夜读的好习惯。
921年，朱生豪初小毕业，得了甲级第一名，成为开明初小的“状元”。保长按前清遗风，登门送上红纸报单，全家喜出望外。从此，少年朱生豪更加刻苦钻研学业。
这年秋天，朱生豪考入嘉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就读。这是当地颇有影响的一所高级小学，尤以国文和英文的教学水平最佳。读高小二年级时，朱生豪对白话少年读物产生了兴趣。此外他还创作诗歌，并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
1922年，朱生豪10岁，父亲因经营的布店和袜店相继倒闭，不得已外出谋生，原本贫寒的家境，更显捉襟见肘。母亲朱佩霞抑郁成疾，卧床不起，于当年十二月撒手人寰。两年之后，父亲猝然去世，留下三个稚子由年迈的叔祖母照管。
失去双亲的痛苦和债务的压力，让年少的朱生豪喘不过气来。叔祖母和大姑母带着他去债主家求情，希望看在孤儿的份上，宽限时日，等朱生豪工作后再慢慢偿还。面对债主的白眼和奚落，少年朱生豪早早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
朱父去世两年之后，照管兄弟三人的叔祖母也溘然长逝。此后，三兄弟寄住到大姑母的夫家曹家，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朱生豪嫌曹家嘈杂，常常躲在楼上看书，有时还大唱英文歌曲，以排遣心中的寂寞。
1924年7月，朱生豪高小毕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继承祖业，弃学经商；二是继续升学。在当时的境况下，作为长子的朱生豪理应挑起家庭重担，可他最终没有走这条路，因为母亲临终前曾交给大姑母一笔私蓄，供他上学专用。
因这年嘉兴实行学制改革，朱生豪升入秀州中学初二就读。秀州中学是教会学校，在当地颇有影响。朱生豪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显得落落寡合，拍照的时候总站在最后一排。只有藏书超过一万册的学校图书馆，才让他流连忘返。
在秀州中学的图书馆，朱生豪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涉猎多种学科知识，并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经典文赋、近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等。他的学识因此大大拓展，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日趋深厚。
秀州中学的英文师资较强，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朱生豪是其中的佼佼者。一天清晨，校长窦维思在校园里散步，突然看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朱生豪正声情并茂地朗读英文，十分动听，他惊喜异常。
朱生豪高中毕业时，除体育不及格外，英文、国文均为优秀。而当时秀州中学有一条规定：凡体育不及格者，不发给毕业文凭。鉴于朱生豪的出众才华，校方不忍以瑕掩瑜，破格为其出具了一份学历证书，17岁的朱生豪才得以从秀州中学毕业并升入之江大学。
1929年9月4日，朱生豪来到驰名中外的之江大学。之江大学坐落于杭州秦望山上，面对滔滔钱塘江，左傍巍巍六和塔，绿树红楼，风景优美，学风淳朴，许多专家学者慕名而来。
夏承焘先生曾在日记里这样称赞朱生豪：“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可见夏师对朱生豪的评价之高。夏承焘先生晚年时，还对朱生豪念念不忘。
之江大学分文、理、商、建筑四科，朱生豪主修国文，辅修英文。在之江大学的四年，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不仅给朱生豪传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更为他日后翻译莎剧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
1931年，之江大学国文系和教育系的诗歌爱好者成立了之江诗社，成员有二十余人，他们或放情山林，或行吟湖畔，互相切磋技艺，酬唱应对，而朱生豪则是当之无愧的诗魁。
诗友彭重熙认为朱生豪的新旧体诗可与李商隐相比，而词则祖述姜白石、史达祖。诗词都追求技巧，讲究声律，以比兴象征、淡语韵味取胜。他的十三首词保存在诗社成员的酬唱集《芳草词撷》里。
朱生豪所在年级成立同学会，选定级花为“兰” ，级箴为“诚爱”，级歌由朱生豪填词，调寄《八声甘州》，其中有“慨河山瓯缺，端整百年功”的词句，体现了他当时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
1932年9月，常熟女子宋清如考入之江大学，并加入之江诗社和中国文学会。宋清如第一次见到朱生豪是在之江诗社的迎新活动中。初次参加诗社活动的宋清如准备了一首新诗《宝塔诗》。朱生豪读了宋清如的诗，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这一对未来情侣第一次见面时，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
没过多久，宋清如就收到了朱生豪给她“正”的几首新诗。于是宋清如又写了几首小诗，主动请这位才子指教。在频繁的诗词酬和中，这一对才子佳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秋风起时，芦花似雪。之江诗社举办西溪赏芦活动，朱生豪和宋清如也去了。诗友们被这大自然的美景深深吸引，纷纷写诗填词，倾诉心声。这一次，素来不喜照相的朱生豪还破例和诗友们合影。
1933年早春，这是朱生豪在之江大学的最后一个春天。梅花吐蕊时，朱生豪邀宋清如去灵峰探梅。朱、宋俩人虽情投意合，却不愿突破内心的矜持表达情意，除了静静地赏梅外，俩人依旧默默无语。
1933年，日寇占领山海关。5月，华北告急。6月19日，朱生豪从之江大学国文系毕业，被授予文学士学位。他在学刊上发表长诗《别之江》和论文《斯宾诺莎之本体论与人生哲学》等，并有《鹧鸪天》词三首赠宋清如。
1933年7月，经世界书局编辑胡山源介绍，朱生豪告别之江，赴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与编辑《英汉四用辞典》《世界少年文库》和《鲁滨孙漂流记》等书，这些书均为当时读者所称道。
初到上海的朱生豪，人地生疏，寄居在同事陆高谊家的小阁楼里。朱生豪当时月薪七十元大洋，每月给大姑母三十元，余下的除了生活必需消费，几乎都用于买书。朱生豪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一读到有趣的书，阅毕常常会给宋清如寄去。
世界书局的英文编辑工作对才子朱生豪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起初他对生活有着无限的憧憬。但没过多久，现实的不公，社会的罪恶，让这颗敏感而脆弱的心遭受了打击，他感到自己像一艘失去了罗盘的航船。
面对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朱生豪感到愤慨和苦闷，他除了上班，就是读书，有时甚至连读书也少了兴致。他感到空虚和孤独，但又不甘消沉，于是他开始认真思索世道不平的原因，探索日后奋斗的方向。
1935年，上海掀起一股翻译外国文艺书籍的热潮，各种译作竞相出版。这给朱生豪的事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在詹文浒的提议和鼓励下，他准备为世界书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与书局签订了合同。
朱生豪之所以接下译莎重担，除了经济原因和自身深厚的国学和外语功底之外，主要还有三点：一是对莎士比亚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二是认为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剧作家；三是感到这是一项填补中国文化空白的宏大事业。
然而激励朱生豪矢志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决定性因素，却在于他的爱国精神。那个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的气焰很盛，他们还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士比亚全集》都没有译本。因此，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成了朱生豪译莎的重要动力。
一接下译莎重担，朱生豪便马不停蹄地忙开了。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四处搜集莎剧的各种版本、诸家注释本以及有关莎学的各种资料，深入透彻地阅读和研究了这些资料。对于《莎士比亚全集》的原文，他更是废寝忘食地反复吟诵，仔细推敲。
此时的朱生豪，感到时间完全不够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休息时间极少。为了完成译莎的任务，他全面考虑了译文的各种体裁，在试译了几个章节及与大学外文系的胞弟朱文振探讨之后，朱生豪决定采用白话散文的形式。
朱生豪翻译的第一部莎剧是《暴风雨》。这是莎士比亚后期的代表作，描写了主人公在偏远荒凉的海岛上，坚持忍耐，终使正义得以伸张，赢得美满结局的故事。朱生豪曾因在残酷现实面前找不到出路而苦闷，这部剧鼓舞了他，成为他最喜爱的一个剧本。
朱的莎剧译本，不但传神，而且贯气，把莎翁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味的白话散文形式表达出来，能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莎翁剧作的神韵和莎剧人物的风采。
遗憾的是，朱生豪翻译的《暴风雨》的第一个清稿本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遗失，目前出版的是他的重译本。由此可见译者和译本命运的多舛。
朱生豪初译《暴风雨》时还算顺当，可困难还是如浪头般一个接一个地打来。翻译第三个剧本《威尼斯商人》时，尤显艰难，有时候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他苦苦思索上好几个钟头也不得其解，也想不到恰当的译法。
每当译事进展顺利，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抄上几段，让宋清如一睹为快。在译莎工作中，朱生豪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忘却了心头的烦恼，整个身心完全扑在这项艰巨且不同凡响的事业上。
朱生豪的翻译不只是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还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神韵。为了将译本搬上中国舞台，他每译一段，都自拟为观众或演员，常常与剧中人物一起哭一同笑。他对剧本语句的推敲，达到了苛求的程度。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集，其语言传神达意，庄重典雅，不满足于与原文的简单对等，而是努力摆脱原句结构的束缚，追求剧本的可读性和舞台表达效果。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中，一开始，巴萨尼奥要夏洛克放心借贷给他，夏洛克有点不放心，朱生豪将接下来的一段话译为：“我一定要放了心，才敢把债放出去。”把“放债”与“放心”并列对照，构成了戏剧性台词，而原文并无“放债”一词。
在研究莎剧的基础上，朱生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他不拘泥于原文字面之意，比如在翻译《汉姆莱脱》剧中“the beauty of the world”一句时，将之译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广为流传。
1936年6月，宋清如从之江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国文系主任钟钟山推荐，到浙江湖州民德女校任教。朱生豪勉励其要坚强勇敢，追求心目中的理想。自从开始译莎，朱生豪的精神世界也随之振奋起来。
朱生豪把每日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走起路来急匆匆的，时间对他来说何等宝贵。有一次，胡山源夫人发现一直在其家搭伙吃饭的朱生豪，好几天没来了，跑到他住的房间里一看，发现朱生豪病了。
朱生豪得的是猩红热。病愈出院后，他回嘉兴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春节后返沪继续工作，至七月，次第译完《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第十二夜》等，计划在不久后完成第一分册——《莎士比亚喜剧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只身逃到霞飞路姑母住处，随身只带出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及部分译稿。
朱生豪离开后不久，该地区就受炮火猛击，起了大火，适值台风，火势蔓延，所居阁楼化为灰烬。次日，朱生豪本想去取回交与世界书局总厂的几个译本，但该厂已被日军占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8月，朱生豪与姑母一家搭车回到嘉兴。此时嘉兴尚未沦陷，他住在芝桥街姑母处，继续译莎。11月，嘉兴沦陷。朱生豪不得不与姑母一家避难新塍陈家，期间教数名女弟子学英文和古文，后又辗转到德清新市镇避难。
新市与上海一恢复通航，朱生豪冒险返回上海，仍到世界书局任职。他在上海租到房子后，马上把姑母一家从新市接到上海。在过去一年多流亡的日子里，朱生豪生活动荡，心情抑郁，这在当时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文中有所流露。
此时的上海，已是孤岛。南京沦陷的翌日，租界当局向日方屈服，通知各华文报纸一律接受日方检查，很多报纸因此宣布停刊。也有如《文汇报》 《译报》等报纸纷纷挂起英商招牌，宣传抗日救国。《中美日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中美日报》的总编辑就是原世界书局英文部主任詹文浒，他是朱生豪的旧同事。此时詹已经秘密加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可朱生豪对此并不知情。在詹的力邀之下，朱生豪离开世界书局，来到《中美日报》任编辑。
朱生豪的主要工作是为国内新闻版写“小言”，针砭时势，嘲讽与幽默兼备。有时在詹的授意下，也写一些社论。朱生豪曾向同事范泉流露，说这是“身不由主，笔违心意”。当时朱生豪的署名多用化名，或不具名，所以现在很难确定哪些文章是其当年所写。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了两年多，尽管事务繁忙，上的是夜班，但译莎仍在进行。只要一有空，他就吟诵莎剧，推敲字词，呕心沥血，还和同事范泉斟字酌句，了解英人风俗，可谓孜孜不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当晚日寇突袭孤岛，凌晨时冲入报社，场面一片混乱，朱生豪等一干人混在排字工人中间，才逃了出来。
这次劫难给朱生豪带来的损失几乎是毁灭性的，他不仅丢失了全部生活用品、书籍资料，连在四年颠沛流离中补译的莎剧和自编的三本诗集也全部遭毁。重新沦为失业者的朱生豪并没有因此动摇译莎的决心，他曾豪迈地宣称：“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
朱生豪暂居在霞飞路姑母处，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译作。此前，宋清如也从重庆来沪，在上海私立锡珍女子中学代课，后也因战事失去了工作。从此，两人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书信来往，交往日渐频繁起来。
1942年春天，时局更加动荡，很多大学因孤岛局势不得不停办，或者举校内迁。朱、宋两人也在为生计发愁，就在这时，诗友张荃建议他们立即结婚。此时的朱生豪实无能力成婚，宋清如却毅然答应了。
在张荃的张罗下，他们朴实而不失庄重的婚礼在5月1日举行了。结婚当天，新娘的礼服是向同学借的，新郎身上崭新的袍子则借自亲戚家的包车夫。他们在照相馆里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前来贺喜的之江大学师生济济一堂。婚礼证婚人是黄式金老师，他是朱中学时代的校长，也是之江大学的教务长。介绍人是夏承焘先生和陆高谊先生。未到场的夏先生给新婚夫妇送来一副对联：“欲为天上神仙眷属，先做人间柴米夫妻”。
婚礼第二天，喜不自胜的朱生豪就给远在四川的同学彭重熙报告了结婚的消息，分享人生的喜悦。朱生豪夫妇的新房就在大姑母的八平方米的小阁楼里，从此他们开始了风雨同舟共患难的人生。
婚后一个月，朱生豪为译莎打算，决定去常熟宋清如老家小住。在常熟，宋清如给十几个女学生补习语文、算术，以补贴家用，而朱生豪则一门心思译莎，闭门不出，埋头著述，不分昼夜。
在常熟，朱生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补译了莎士比亚的九部喜剧，进度神速，每遇到有拦路虎，须要斟字酌句，就会与爱妻一起讨论。那段时间，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繁重的脑力劳动、匮乏的物质生活，令宋清如不禁担心朱生豪孱弱的体质，多次劝他外出走动，他却不舍得休息。重阳节那天，她终于说服朱生豪登上常熟的虞山。不想朱生豪人在虞山，心念莎翁，无心观景。
半年之后，朱生豪带着妻子告别岳家，回到了嘉兴东米棚下朱氏老屋住下，开始了他在故乡短暂的译述生涯。从此，寒屋陋舍，握管不辍，再没有离开过。
家里没有钟表和电灯，几点钟起床，只以天明为准。朱生豪一改往常夜间工作的习惯，天明即起，直到夜幕降临，看不清文稿上的字，才停笔。有时因身心过于疲劳，也稍事休息，利用间隙阅读其他书籍。
与朱生豪夫妇一起居住的还有病中的三弟文奎和姑母、表姊三人。一家五口的开销都靠朱生豪的稿酬和少许房租收入维持。那时，物价暴涨，朱家经济拮据，为了给丈夫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宋清如起早摸黑地操持家务，除了吃饭，能省的都省了。
有位邻居见朱家处境窘迫，曾对朱生豪说，某某县教育局长是你们之江大学的同学，找他谋个教师职位，想必不成问题。待那位邻居一走，朱生豪神色严峻地对宋清如说：“要到敌伪那里去讨饭吃，不如饿死算了。”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伙食又差，朱生豪身体日益衰弱，常患牙龈炎，时发高烧，曾卧床半月有余。1943年11月，儿子出生，朱生豪欣喜异常，为其取名“尚刚”，他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名刚强的战士，拥有新生活。
1944年，朱生豪带病工作，译出历史剧《约翰王》 《理查二世》等。当译到《亨利五世》第二章时，病情突变，因高烧引发抽搐，从此卧床不起。宋清如请来当地名医沈开基诊治，诊断结果为肺结核及多种并发结核症。
宋清如遵医嘱，给朱生豪打针吃药，劝其安心休养，停止著述。当时，结核病尚无特效药，用葡萄糖和退烧药根本控制不了病灶蔓延。病中的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1944年12月，病中的朱生豪叮咛妻子转告其弟朱文振，让他续完未竟之业。至此，朱生豪共译出莎剧三十一部半，尚余历史剧五部半。朱生豪在《译者自序》里说：“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朱生豪把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译莎事业。他对所译各剧曾作过全面而细致的考证与研究，对取材于罗马史实的《英雄叛国记》《该撒遇弑记》等三个历史剧给予极高评价。他的一些精彩见解记录在其《译者题记》中。
进入弥留之际的朱生豪，似乎格外平静。临终前，他口中背诵莎剧台词，声音悲咽，由高渐低。12月26日午间，朱生豪示意妻子来到床边，说了声“我要去了”，便含怨离世。当时宋清如32岁，稚子才13个月。
一颗文坛翻译巨星就这样在鸳鸯湖畔，寂寞地陨落了。朱生豪逝世不到一年，中国人民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7年1月，宋清如带着5岁的儿子，在嘉兴西丽桥畔为朱生豪举行了葬礼。
1954年，朱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由冯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计三十一部剧一百八十万字，有些译本印数达十万册，在海内外发行。其流畅的译笔，华赡的文辞，传达出了莎剧的精魂，开创了现代莎学研究的新篇章。
当宋清如手捧着朱译《莎士比亚戏剧集》时，她泪眼婆娑，双手颤抖，她含泪而笑，为丈夫一生心血的付出终得回报而感慨万千。
在朱生豪逝世三十七周年之际，宋清如为他写了长诗《伤逝》：“我怎能忘记：你多么想望有一双翅膀，跟着云雀自由翱翔；用嘹亮的歌喉，迎接璨烂的朝阳。朱生豪——这个古怪而孤独的孩子，像一朵漫游的云，却用甘霖滋润了祖国大地！”
如今，嘉兴梅湾街东米棚下的朱家祖屋已成为翻译家朱生豪的故居，白墙黑瓦，修葺一新。在本地雕塑家陆乐的作品中，朱生豪与宋清如这对患难情侣身体相连，朱生豪脸庞微侧，宋清如深情凝视，俩人似在喁喁私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