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919年，天津学生运动迅速兴起。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带领男学生积极参与。尽管当时天津男女界限严格，但共同的革命热情使年轻知识分子找到合作平台。张若名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长，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骨干。两人因此在革命道路上相识。

觉悟社的成立与成长在周恩来倡议下，“觉悟社”成立，张若名是创始人之一，参与制定章程和策划活动。成员们常在南开大学的小教室读书、讨论救国方案。1920年夏，天津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和张若名等带领数千人请愿，遭当局镇压，四人被捕。在半年的狱中生活里，他们通过交流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周恩来张若名赴法勤工俭学获释后，周恩来和张若名意识到要改变中国，需开阔视野、学习新知。于是他们于深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共同斗争中，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既如同志又似兄妹。周恩来在信中常提及张若名的情况，流露出特别的关怀。

张若名的革命困惑1924年，张若名在巴黎塞纳河畔独行，内心困惑苦闷。这位年轻女革命者面临艰难抉择：投身革命或转向学术。这不仅关乎个人志向，还影响她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情谊。作为地主之女，张若名自投身革命起便背负重担。其父在天津报纸上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更糟的是，组织常因其家庭背景质疑并审查她。

张若名的退出与压力在参加列宁追悼会后，张若名的处境达到顶点。尽管法国政府禁止外国共产党员参加，她仍代表组织发言，这使她成为警方重点监控对象。在这种压力下，她的精神几乎崩溃。得知张若名想退出组织后，周恩来多次到她家劝说，希望她能坚持下去。然而，张若名心意已决，觉得无法摆脱家庭出身的束缚，也无法承受组织的怀疑，决定专注于文学研究。

革命伙伴的不同选择张若名声称未背叛革命，只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周恩来听后沉默良久，意识到两人关系已无法恢复。这期间，他在给国内同志的信中很少提到张若名。邓颖超察觉到这一变化，并在回信中婉询张若名的情况。周恩来最终向邓颖超说明实情，两人开始频繁通信。1927年，张若名赴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开启学术生涯。同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简单完婚。命运使两位昔日的革命伙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

周恩来探望老友张若名1955年春，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在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途中，特地在昆明看望老友张若名。两人重逢，虽已白发苍苍，喜悦之情却溢于言表。这次会面持续约五小时，成为他们的最后一别。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建立文艺理论教研室。她热爱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张若名在反右运动中的困境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张若名仍忠于党。每次与组织谈话，她都坦诚相对，但这种态度却被断章取义，成为批判她的证据。1958年6月18日，云南大学的一场批判会将她逼入绝境。

张若名自杀事件震惊校园会后，张若名精神崩溃，在校园中游荡。她多年的入党努力似乎付诸东流。当天中午，她选择自杀以证明清白。消息传来，校园震惊。她的丈夫杨堃默默地整理她的遗物，包括近百万字的学术手稿。这些作品展现了她对学术的执着。这位曾是革命女性的人，以决绝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张若名案件之谜1963年秋，张若名自杀的消息五年后才传至北京。周恩来听闻后罕见地愤怒，作为老友他知道张若名不是叛徒。他委托妻子邓颖超去云南大学调查。尽管邓颖超与张若名不熟，但她早年就敬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调查发现，张若名的案件充满疑点，指控大多无实证。

张若名案终获平反在周恩来夫妇的干预下，云南大学党委初步甄别了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并向其家属道歉。但由于历史原因，甄别未能完全平反。1980年，邓颖超收到张若名之子来信，描述了其母遭遇，请求公正评价。邓颖超立即推动此事，认为为张若名平反不仅恢复个人名誉，也代表了对许多知识分子的正义。经详细调查，1980年11月，云南大学党委作出新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这一迟来的结论，最终还了张若名清白。

张若名平反文件送达家属手中平反文件终送到张若名家属手中时，她的老伴杨堃已年逾古稀。他颤抖着双手抚摸文件，仿佛看到妻子在天之灵露出欣慰笑容。多年来，他一直保管着妻子的手稿和日记，现在可放心整理出版。如今，云南大学校史馆仍保存着张若名的照片和资料。她的故事被新一代师生传颂，成为值得铭记的历史。这位与周恩来总理有特殊革命情谊的女性，终于在历史中获得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