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帮宁
编辑|李国政
出品|帮宁工作室（gbngzs）
赵正达，锡柴原党委副书记、厂长，锡柴第一代建设者。
1930年7月，赵正达出生在江苏苏州，8岁丧父，12岁丧母，兄妹4人靠兄长当学徒的收入维持生计。1944年，到南洋农具厂当练习生，师从潘重远，自学完成机械专业大学课程。1946年初，到无锡农具制造厂（即锡柴厂）设计科当练习生。1949年4月，无锡解放前夕，以积极分子身份，组织护厂队，防止工厂被破坏。新中国成立后，赵正达担任苏南行署无锡机器制造厂技术制造股长，工会筹备起来后担任工会主席。他动员职工投入支前大生产立功运动，组织职工生产竞赛，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自1951年2月起，分别在材料科、秘书科、生产科担任科长。1956年，担任生产长，时年26岁。1958年，赵正达被提拔为锡柴厂副厂长，分管生产和技术。其间，锡柴柴油机功率大幅提高，球墨铸铁技术行业领先，后来生产出2000马力柴油机的球墨曲轴，在一机部统一整顿质量管理中锡柴表现突出。1969年12月，赵正达被下放到苏北，带着家人在苏北响水县农村，接受“劳动教育”。1973-1978年，分别先在无锡动力厂工作，后在无锡机床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锡柴作为试点单位。经江苏省委点名，赵正达调任锡柴党委副书记、厂长。从1984年到1990年10月，赵正达担任无锡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江苏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锡柴党委调研员和顾问等职务。1990年11月退休。2022年7月，92岁高龄的赵正达在无锡接受《大国动力：锡柴80年》作者葛帮宁采访。2023年1月13日，赵正达不幸去世。
练习生
时间过得很快，锡柴建厂快80年了。锡柴发展到今天，我感到很欣慰——产品更新换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技术装备数字化自动化，职工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不少职工都开上了自己的轿车……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日的锡柴。
我身世比较坎坷。1930年7月出生，原籍无锡，寄居苏州。父亲是手工业个体劳动者，在我8岁那年去世。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侵占了苏州，父亲的尸骨都不知道埋在哪里。12岁那年，母亲又过世，留下我们兄妹4人，当时姐姐已出嫁，妹妹才5岁，哥哥大我3岁，我们全靠他当学徒获得的收入维持生计。
我原本只念到小学毕业，后来主要靠夜校补习和在工作中学习。1944年，经舅舅的朋友介绍，我到南洋农具厂当练习生。这个厂是私营企业，由南洋企业公司和上海金城银行合资成立，当时只有几十个人。
南洋农具厂厂长名叫黄叔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年3月病逝），在业界赫赫有名，为我国汽车和内燃机行业培育出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他的学生。
黄叔培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机械工程系主任，同学们都称他为“Dr.黄”，1961年调任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副所长。他一边教书，一边介绍得意门生到南洋农具厂工作，其中就包括我的恩师潘重远。
潘重远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才生，在南洋农具厂负责设计，工作任务不太紧张。领导见我勤奋好学，便让我跟着他做练习生。潘重远是苏州吴江人，只有我一个学生，白天带着我工作，有时间就教我机械工程和英语。我边工作边学习，自学完机械专业大学课程，而且所学内容都能在实际中应用。
除潘重远外，南洋农具厂还有两个老师，先后分别教我日语和俄语。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所以思维里对日语比较反感。但对俄语很下苦功夫，读过俄文版《政治经济学》。1946年，我到江苏省教育学院补习，1948年年底，补习班遭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封停，我就此停课。1945年，抗战胜利，南洋农具厂倒闭，潘重远到农林部无锡农具制造厂（锡柴前身，简称无锡农具厂）设计科当科长。说来很巧，我也经由舅舅的朋友介绍到这个厂工作。有一次，我俩在厂里无意中碰面，这才知晓对方也到了农具厂。潘重远就把我调到设计科当练习生。
无锡农具厂当时有100人左右，设计科只有4个人：科长、两个技术员和我。工厂主要做水泵、碾米机和动力机械，那时汽油紧张，用木柴烧炉产生煤气，带动发动机，即煤气机。练习生没有工资，但工厂会发津贴，供理发、洗澡等，基本能满足生活所需。工作内容跟技术员一样，包括制图、试验、改进和设计。
练习生一般做3年，我则提前一年毕业，担任机械制备和设计工作。提前毕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我跟着潘重远学习不止两年；其二，潘重远有权决定，他看我实际工作还行，就让我提前毕业。没过多久，他就去了南京机床厂，后来到武汉汽车厂当总工程师。
“左倾”进步青年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所有人都很高兴，认为中国人民从此可以站起来了。大家的共同想法是，恢复经济，发展工业，不计较工资和待遇，努力建设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腐败逐步显现，发动内战，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工资以生活指数计算，但跟不上物价涨势。工人常常拿了工资，但买不回来米，甚至有的工人买回来两只空碗。
那时柴油机都照搬国外，将美国、日本的柴油机拿来测绘、制图，对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进行改进。工厂经营不景气，一个月只生产4台25马力单机3吨重的柴油机，而且还卖不出去，工厂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大家都没有工作积极性，原来的愿望化成泡影，大兴工业和技术报国的想法逐渐消失。
到1946年，我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从技术业务逐步转向关心政治、学习政治。我开始订阅先进刊物，阅读进步书籍，像民主同盟的《文汇报》、苏联的《时代》杂志、地下党书刊、资本论解释、大众哲学以及社会发展史等，成为“左倾”进步青年。同时，向志同道合的青年职工宣传新思想，介绍这些书籍刊物，并发动先进工人起来运动。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前夕，无锡农具厂生产科科长张运卿收到地下党通知：保护好工厂。接到通知后，他找我商量，让我组织一支护厂队，分工值班，防止工厂被破坏。当时工厂已停工，大部分工人都回老家去了，我以积极分子身份，组织部分青年起来保护工厂。
我还想出一个办法，点名让三青团分队长跟我一起巡逻，这样容易监视他。三青团分队长原是国民党的青年军，思想比较顽固。4月22日晚，我值班时看到解放军从北面小路进城，23日，无锡宣布解放。
3天后，军代表吴文毅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工作组同志来接管无锡农具厂。吴文毅当过新四军军工厂厂长，比较年轻，30岁不到，后来担任江苏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2021年在南京去世，享年100岁。
我主动协助军代表进行接管，提供各种情况让他们了解工厂，包括一些反动派基础力量信息。吴文毅认为我思想比较先进，提供的信息对他很有帮助，我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刚解放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知道我。有一次，无锡党的地下武装纠察队政委沈仁涌告诉我，你做的事情我们都晓得。1949年8月，军代表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打报告？
我问，打什么报告？
对方答，入党报告啊，你想不想加入共产党？
我说，我当然想加入共产党，但能不能加入，要党说了算。
军代表说，你的条件是合格的，应该发展你入党。当时也没打入党报告，就只填了表格。1950年1月1日，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动员大家积极投入支前大生产立功运动。工会组织职工生产竞赛，比如生产迫击炮的部分零部件，为一路向南的解放战争提供武器弹药。再比如生产船只的航轴，以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积极贡献力量，捐献子弹和动员参军。
我还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摸清社会面反革命情况后，解放军让我清理厂里的反动派，把有些问题的人集中到一个房间，给他们讲镇压反革命条例，劝他们好好进行思想改造。这时外面的解放军敲门叫：某某某出来。叫到谁就代表谁有问题，真正被叫出去的是少数人，最后留下来的人都没出问题。
由于我积极参加运动，因此成为反革命分子的暗杀对象。工厂附近现在很热闹，但过去是一片荒野，晚上工会开会，或者无锡市开干部会，我一个人进进出出挺危险。军代表针对这些情况，曾先后发给我两把手枪自卫，但都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
被省委点名调回锡柴
从1951年2月起，我分别在材料科、秘书科、生产科担任科长。1956年，我担任生产长，负责生产和技术，当年26岁。
生产长是苏联工业体制，包括“四师一长”，即总设计师、总工艺师、总动力师、总锻冶师和生产长。1958年，我被提拔为副厂长，厂长是于伟生，他调任省里后，蒋式东代厂长，后提升为厂长。副书记是严公然。总体来看，班子成员都非常年轻。
1958-1959年，锡柴员工数量激增到七八千人。大炼钢铁时期，我们也有教训，因为盲目追求数量，追求规模，厂里专门建立炼铁车间、炼钢车间，大炼钢铁，大造机床，数量和规模扩大后，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后来，一机部统一整顿质量管理，我认真抓产品质量，效果不错，还到一机部天津会议上介绍质量整顿经验。
1959年，我作为先进单位代表，同时也是无锡代表团团长，分别出席了江苏省群英会和全国群英会，还出席过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宴会。
机械工业部对我很器重，希望我兼任锡柴厂总工程师，甚至还下达了任命书。在我领导下，锡柴有两个副总工程师，一个叫罗明铮，从美国留学归来；另一个叫张世纲，在德国奔驰公司工作过。锡柴开党委会宣布任命时，我说，我不能兼任，我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请党委收回任命书，也请部里谅解。在我的坚持下，一机部收回了任命书。
做这个决定，我是从工作角度考虑，而非站在个人角度。两个副总工程师有矛盾可以找我，我想办法做通他们的工作，如果我兼任总工程师，他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影响，以后的矛盾就有可能针对我。对我来说，多这个头衔于工作无益。
1969年12月，我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带着家人到苏北响水县周集公社环王荡大队第三生产队，接受劳动教育。1973年年初被调回，先到无锡动力机厂，说是当革委会副主任，但没有任命。我是第一个调回无锡的技术干部。后来，我调任无锡机床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严公然，我们曾在锡柴共事，相互熟悉，搭档起来得心应手。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江苏省委决定先在锡柴试点，点名让我回去担任厂长。我自己不想回去，严公然也不希望我被调走，他到无锡市委去做工作，但无锡市委不同意，说省里已经作出决定，市里不好再更改，还是回去吧。我想，既然省里调我回去任厂长，说明领导信任我，那就绝不能辜负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因此回锡柴奋斗也值得。
1978年8月，我回到锡柴，担任党委副书记、厂长，党委书记是陈焕友，后来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锡柴这时约有3000人，整顿工作如何开展？要团结发动全体干部和职工。江苏省调我回来，肯定听过群众意见，我也要走群众路线。但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可能有人对我有意见，还有人曾经当过造反派，怎么办？我打定主意，对群众干部要一视同仁。
我决定思想上正确对待群众，让大家放下思想包袱。在这期间，有人通过其他人告诉我，担心我回来后他会倒霉。我说，请你告诉他们，我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事我也应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标准对待事情。锡柴还试制了新产品，包括1000马力、2000马力柴油机。
全面整顿工作用了一两年时间，大家积极性很高，很多群众成为积极分子，过去的思想顾虑、人际关系方面的消极因素基本消除。因整顿工作取得较好成果，锡柴受到表扬，先后获得江苏省大庆式企业、省市先进单位、省企业整顿优秀单位、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科技大会奖，以及省长嘉奖令等20多项荣誉和奖励。
加入一汽
1978年，我担任锡柴厂长时，动力行业不景气。过去柴油机主要为农业服务，部分用于地质勘探，但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后，农机用得越来越少，导致产品销售不畅。
经过市场调查、用户访问，我们单独建立了一个车间，用来改造解放牌汽油机车，装上我们生产的柴油机，型号为CA4120。改装后运输成本降低，加之柴油机比汽油机省油，尤其是军品方面，烧柴油更安全，作战半径得到提高。同样的战车，比如导弹战车，即使柴油机被打中，柴油燃烧保障也比汽油机好。因此，改造柴油机车很受欢迎。
后来一汽集团考虑上柴油机，提供产品让我们试制。试制成功后，给解放做配套，接着小批量生产。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考虑加入一汽集团，但阻力很大，无锡市领导中就有人反对，认为这对无锡不利。有领导就直言不讳地说，锡柴不是一个小厂，我们也不是养不活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送给别人？同时，江苏省里也有人不太情愿。
为进入一汽集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试生产时，省里就不同意。有个副厅长担心我们吃亏，他问，一汽集团让你们试制，有没有给你们试制费？我说没有，我们乐于试制，厂里现在很困难，农机已经走不通了，加入一汽（集团）是最好的出路……有些困难就是这样顶过来的。
我们首先说服时任无锡市委副书记郁谦，他曾在江苏省工业厅工作过。我把锡柴情况向他做了彻底汇报。我说，企业兴衰是厂长最重要的事情，让锡柴活下去是我的责任，现在厂里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作为厂长，我的最大责任是保证工厂利益。工厂虽不会说话，但机器卖不出去，厂里发不出工资，资金周转不过来，老要靠银行贷款，这其实是在敲响警钟……
我把锡柴加入一汽集团的思考和做法和盘托出。我说，真正能说话的，一是领导，二是职工干部，代表工厂利益，反映现实情况。要尊重领导，但也要独立思考……我们积极主动试制柴油机，给解放配套，至于怕吃亏的问题，得看做得怎么样，做得不好就要吃亏，做得好就不会吃亏。
郁谦觉得我分析得很有道理。我还告诉他，对锡柴加入一汽集团，市里有人反对，省里也有人反对。他说，我帮你们做工作。他分别约好相关领导时间，让我单独向他们汇报。
当汇报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郁谦在会上提请大家研究：锡柴要不要加入一汽集团，这个问题不小，大家意见不统一，一直没有定下来……经过努力，无锡市领导终于拍板同意，主动派出市长和一汽集团联系。
锡柴进入一汽集团，是战略性重大决策，也是我回锡柴后运作的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我当时讲，决策正确与否，工厂不会说话，但可能5年或者10年后，企业的各方面情况就会给出答案。
因锡柴而生
锡柴对我国动力行业和汽车行业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油泵油嘴是柴油机上的一个重要部件。我当副厂长期间，油泵油嘴出现全国性短缺，只能依靠上海柴油机厂车间供应，锡柴装配柴油机受到限制。为此，我们建造了一个试制车间，虽然规模不大，力量薄弱，但希望能缓解燃眉之急。
后来，机械工业部领导到锡柴检查工作，我们在汇报时提到，试制车间规模太小，还没有正式生产，这个形势跟不上企业发展节奏，建议国家应该考虑在无锡建一个油泵油嘴专业厂。当时全国就北京有一个油泵油嘴厂，其他都是工厂车间，而且主要给自己的柴油机配套，这对柴油机行业发展极为不利。
机械工业部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回去后专门开会研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做几项工作：一是选厂址，找到现成工厂快速生产。二是做规划。三是帮助筹建。
当时锡柴厂长是蒋式东，为选厂址，我俩做了很多调研，跑了很多单位。后来调研到无锡市劳动局技工学校，发现这个学校有场地，有学生，有设备，还有实习工厂，唯一缺少的就是产品。
我们向学校领导介绍机械工业部要建专业厂，制造油泵油嘴短缺产品的情况，学校表示要积极争取项目。选址通过后，建厂时，锡柴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核心技术人员前去支援，并将关键设备、试制产品及原材料等悉数交给他们。
这就是无锡油泵油嘴厂，后来发展成少数专业厂之一。这个厂相当于从锡柴派生出来，也是锡柴对汽车行业的贡献。
同样由锡柴培养出来的还有无锡增压器厂、叶片厂。增压器的关键部件是涡轮叶片，柴油机靠吸气进来，可保障一般的压力。增压器利用废气作动力，把空气用压力打进去增加气缸压力，保障压力随之提高，发动机功率增大。
锡柴自己生产增压器，无锡动力机厂车间生产涡轮叶片。搞三线建设时，无锡动力机厂搬到四川，发展成为红岩机器厂。原厂址空出来后，市里决定利用老厂房，再建一个新动力机厂，叶片作为其中一个车间，包括设备和人员，从锡柴厂搬到了动力机厂。
机械工业部很重视，任命我为叶片专项跨行业多单位合作负责人。叶片部件涉及不同行业，需要跨行业、跨单位协调，比如高温、高强度、高效率的特殊钢材，需要冶金部门配合。有些工具设备涉及新材料，冷热加工及锻造等，工艺都比较先进，需要多部门合作。
根据设计，有些先进技术和新设备要从德国引进，像液压冷钢材、抛光机等。叶片车间从专业车间发展为涡轮叶片专业厂，产品用于制造直六直升机、2.3万千瓦燃气轮机叶片等，为我国航空、航天工业增加了一份力量。这个基础是锡柴打下的。
思考与建议
作为锡柴班子成员，我日常工作繁忙，但在繁忙中，还要观察全球性大势，从中找到专业化趋势，根据重点抓关键。有些薄弱环节不抓不行，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我参与解决柴油机球墨铸铁氧化夹渣难题。
当时锡柴有个特点，曲轴都用球墨铸铁，而不是锻钢打造。有段时间工艺出现问题，生产出来的球墨铸铁曲轴都是废品，没有曲轴就装不出柴油机。球墨铸铁研究所隶属机械工业部，研究所设在锡柴，问题主要靠技术人员解决。但是很长时间问题都没有解决，柴油机生产不出来。
对锡柴来说，这（曲轴）是关键问题，我决定自己亲自抓。是否能解决问题？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但必须要去试试。我找来各种资料研究，发现清华大学有个报告，针对球墨铸铁氧化夹渣难题，他们做过专题实验并得出过结论——这是由球墨铸铁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容易氧化形成夹渣，要去除夹渣，首先要解决是否属氧化及抗氧化问题。
锡柴遇到的问题是不是氧化问题？球墨铸铁研究所没有给出答案。我找来清华大学的实验材料，根据材料内容找来深度不同的黑眼镜，晚上到球墨铸铁生产现场，戴着黑眼镜仔细观察，终于找到氧化的证据——
生产球墨铸铁时，铁水浇出来都有光亮，发红、发黄，或者发白。浇出来后外面有一层发亮的外衣，像袜子一样，从红黄慢慢变厚，到一定重量时掉下来，掉到型腔里，冷却下来就是夹渣。
氧化问题确定后，接下来就要解决抗氧化问题。氟铝酸钠可抗氧化，但加在哪里，加多少量？不知道。那就先做试验，经过数十次试验，基本确定剂量。试验成果编制成生产工艺，球墨铸铁曲轴生产出来后，又经过多次测试验证，曲轴上一点夹渣都没有。
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这种方法作为生产工艺被确定下来。直到这时，球墨铸铁研究所一位领导才知道详情。他说，研究所专门研究球墨铸铁，书和资料看了不少，但都没找准实际问题，没想到清华大学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最后竟然要厂长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做自我批评。
后来我也反思，关键问题要坚持到底，但自己去解决也有很大风险，毕竟存在解决不了的可能性。所以，平时一定要多看多学，到现场观察。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在特定需要时，学习最有效。作为企业领导，不但要抓好日常繁多的具体事情，该细的有时要细到极致，要精通，要钻进去。
此外，还要关注全局，关注长远，经常思考战略性问题。这些战略性问题要获得成功，首先要做说服工作，争取周围同志和领导的支持与帮助，取得共识，排除困难和阻力。这又和个人忠诚、正直及道德有关，只有真诚以待，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支持。
我对重大决策问题的思考，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了严公然、蒋式东、陈焕友等同志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执行起来就没有阻力。
对于锡柴的发展，我认为前途无量。第一，锡柴基础好，在品种上应不断开发创新，尤其要优先满足国防的新需求。柴油机作战半径大增，作战后勤安全性提高。
第二，要在碳中和上下功夫。柴油机的燃烧系统、质量水平跟碳中和有很大关系，碳中和必须提高燃烧质量、燃烧效率。柴油机上的球墨铸铁应该合理应用，充分发挥它的长处，比如耐久、可靠和低成本等因素。
第三，不要放松新能源研发。研究新能源，要有破冰点。氢能源是方向，但成本较高，怎么过技术关和成本关，需要多思考。
80年来，历任领导和全厂职工都为锡柴生存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锡柴从100多人发展到如此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他们功不可没，但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相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锡柴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本文选自《大国动力：锡柴80年》，葛帮宁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