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一枚庄严的国徽方案终于被定夺，它以天安门为核心，象征着新中国的革命胜利与崭新未来。然而，在最终方案背后，却藏着一场关于审美与功能的激烈较量。

最接近成功的另一个方案，出自建筑学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设计小组，他们的作品以玉璧为主体，融入齿轮、麦穗和五星，传统韵味十足，整体构图精巧优美，充满着古典的文化气息。

设计图一经公开便引来无数感叹，不少人认为它是“艺术价值”的完美体现。但为何这样一份承载深厚传统的设计会被搁置？

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确定国家象征性的标志，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设计方案。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国旗设计，由于形式相对简单，投稿数量非常可观，各种形式和创意层出不穷。

有的设计者将红色作为主色调，象征革命，有的设计者巧妙地加入星星或其他图案，以表达民族团结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投稿的来源更是多样，有普通工人，有学生，还有不少专业设计者。

相比之下，国徽的设计却显得格外冷清。作为一个更复杂的艺术和象征性设计，国徽不仅需要包含深刻的寓意，还要求结构严谨、设计精美，同时要兼具中国特色与新时代精神的表达。由于技术难度大，投稿数量远远少于国旗设计，仅有200多份。

这些投稿中，既有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设计，也有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作品。但大部分设计都无法满足国家标志应有的要求。许多设计看起来过于单薄，不够庄重，或者寓意单一，没有反映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核心精神。

即便是少数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投稿，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也显得较为稚嫩，难以承担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角色。

在民间投稿无法满足国徽设计需求的情况下，毛主席等领导人决定改变思路，将任务交由具备专业能力的团队承担。清华大学营建系被赋予重任，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领衔的设计小组接手展开设计。

梁思成作为建筑学的权威，与林徽因合作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有着深刻理解。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迅速提出了一套方案。设计方案以玉璧为主体，选用这一古老的器物，是因为玉璧在中国历史上象征着高贵与团结，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玉璧的基础上，梁思成团队在中心部分嵌入齿轮和麦穗，代表新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齿轮象征工业，麦穗则代表农业，整体构图紧凑，层次分明。

红色绶带贯穿设计，环绕玉璧，起到了连接整体的作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革命和热血，绶带的使用则增加了设计的流动感与视觉冲击力，象征了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共同奋斗。

设计的核心部分是一颗大的五角星，居于中央，鲜明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颗五角星下方，分布着四颗较小的五角星，依次象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革命阶级。

不过，这一设计在内部讨论中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玉璧和绶带的样式过于偏重古典风格。

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表现新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精神方面显得稍显不足。字体和造型的选择也过于古朴，难以完全展现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发展面貌。

与梁思成、林徽因的设计方案注重传统文化的表达有所不同，张仃所在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尝试用一种更加鲜明的方式来展现新中国的形象。他们选择了天安门作为设计主体，这是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象征。

天安门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还见证了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比如五四运动的发源和开国大典的举行。以天安门为主体，显然能更直接地表达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

张仃团队的设计方案在天安门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齿轮与嘉禾作为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了它们在工农联盟中的代表意义。齿轮位于设计的中心，象征工业的发展，而两侧的嘉禾呈环抱之势，象征农业的繁荣。

在这些传统象征元素之外，张仃团队增加了一个关键的设计——红色绶带。绶带在整体设计中环绕着天安门，与齿轮和嘉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红色象征革命和团结，绶带的环绕则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团结与共同奋斗，赋予了设计更多的情感内涵。

五颗红星则是设计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其中一颗大的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而四颗小星星则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星星围绕着天安门，强调了新中国各阶级人民的紧密联系和对党的核心地位的拥护。

背景部分的设计也非常精巧。张仃团队引入了地球和中国地图作为背景元素，并在地图的上方设计了曙光初照的场景。曙光向外辐射的光芒清晰可见，一共有三十一道，象征中国的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

这一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许多人认为，以天安门为核心，不仅能够体现新中国的革命历史和政治内涵，还能在国际范围内凸显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天安门的建筑形象作为设计主体，使国徽既具视觉冲击力，又容易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

经过多轮讨论和反复审议，张仃小组的设计方案因其更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象征意义，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重要的改进建议。他认为梁思成、林徽因的设计方案虽未被选中，但其中的元素和设计理念仍有许多可取之处，不应完全舍弃。

为了充分利用两个设计团队的智慧与成果，他提议将张仃小组的方案作为主体，同时吸收梁思成、林徽因小组设计中的优秀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随后，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展开了协作。

梁思成、林徽因团队开始深入研究张仃方案的构图与细节，将他们擅长的传统艺术手法融入其中。他们对设计中的一些具体元素进行了改良，使天安门与齿轮、嘉禾、红色绶带的结合更加和谐，同时调整了整体比例和布局，增强了设计的美观性与象征性。

比如，在天安门周围的齿轮和嘉禾图案中，他们强化了纹样的清晰度和表现力，使这些象征工农联盟的元素更加突出，而红色绶带的形态也经过重新设计，进一步强调了团结的主题。

在这一过程中，梁思成、林徽因团队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优化建议，张仃团队则对天安门部分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微调，使其在整体构图中更具视觉中心的效果。

最终的方案不仅保留了张仃设计中以天安门为核心的现代感和时代精神，也融入了梁思成、林徽因团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正式审议国徽的最终方案。

经过详细汇报和深入讨论，参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团队完善的张仃方案。最终方案确定后，相关工作迅速展开，为正式制作第一批国徽做好准备。

任务下达到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后，这座工厂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迅速从铸造车间挑选了十几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国徽的铸造工作。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远超想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业设备和原材料都极为短缺。铝材虽然被确定为国徽的主要材料，但当时厂内并没有专门的化铝设备，只能用现有的设备进行改造。

铸造铝件本身就是工厂少有涉足的领域，尤其是国徽这样需要极高精度和细节表现的铸造，更是没有经验可循。为了克服这些技术难题，铸造车间的工人们开始日以继夜地研究和试验。最初的几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

由于铸造条件不足，第一批铝铸件出现了表面不平整、花纹模糊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工人们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

为了保证国徽的花纹饱满、清晰，他们四处寻找合适的铸造砂型，最终从大连和内蒙古运来了更为细腻的砂子，用以改进模具质量。此外，为了解决铝件铸造过程中易产生的收缩问题，他们摸索出用水冷却的办法，使铸件的尺寸和形状更加稳定

整个车间灯火通明，工人们几乎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铸造任务紧急，大家干脆在车间里吃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有人负责调试设备，有人检查模具的细节，还有人反复实验冷却工艺，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经过数周的高强度工作，终于在1950年9月20日之前完成了第一批国徽的铸造任务。这批国徽一共铸造了70枚，分为不同规格，供全国各地的机关和重要场所使用。

当第一枚国徽从模具中铸出并被仔细打磨后，光亮的铝材在灯光下闪烁着庄严的光芒，五角星、天安门、齿轮和麦穗的图案清晰、饱满。这批国徽随后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国家机关大楼等重要场所，成为新中国的庄严标志。

参考资料：[1]黄晨.缔造国家视觉形象——新中国国徽设计考略[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4(5):1-5I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