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北京市西皇城根9号的一处四合院里，有个平常的老人居住在此。这位老人时常和他的妻子在院子里打理瓜果蔬菜，其晚年生活幸福又自在，和许多普通老人的没什么两样。

数十年前，这位平凡的老人因“两个凡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不论其所处地位怎样变化，他始终秉持着接纳现实的态度；而这位老人，正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华国锋。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华国锋

4月30日，华国锋于毛主席的书房中，向主席简洁明了地讲述了全国的情况以及中央的工作等方面内容。

那时候毛主席的身体情况不太乐观，要是没有工作人员帮忙搀扶，起身都极为艰难。然而，为了表明对华国锋的信任，他费劲儿地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慢慢干，别着急；你做事，我安心。

后面的那一句话，有力地证实了华国锋未来的身份。

中央宣传口的李鑫其后回忆说：“在那时的情形下，若要稳住局势，就得把毛主席的旗帜高高举起，不能说毛主席存在错误。”

然而华国锋对当时的其他改变没有充分重视，而是用“两个凡是”来应对，这导致他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那时的他有诸多顾虑，处在犹豫、踌躇以及等待时机的状态中。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华国锋确切地讲到了这两句话。

问题在于，“两个凡是”不利于解放思想，华国锋本人都觉得这两句话太绝对了，就算回过头去看历史，毛主席本人对个人崇拜是很反感的，特别是从1966年起，这种反感愈发强烈。

当时有人说“毛主席的话每句都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甚至到了“毛主席的话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都要讨伐他”之类的地步。

这些话让毛主席心里不踏实，他在一封很长的信里讲：有些说法，我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我向来都不觉得我那几本小书能有那么大的本事。

然而在那时的历史环境中，毛主席把自己的处境形容为“迫上梁山”，并且表示：“在重要问题上违背自己心意去同意他人，这在我的一生中是头一回。”

1966年7月，他对中宣部的负责人做出指示，称以后不要再使用像“最高指示”“顶峰”这类的语言。

报告虽然已经发出，但是却无法传递到基层了。

当时毛主席挺反感的，讲道：“你咋还戴着呢？瞅着就烦人，别戴了。”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杭州跟浙江负责人南萍、熊应堂等人讲：“到处都立着像，经太阳晒着，雨水淋着，怪让人心疼的。”

越是步入晚年，毛主席对这类情况就越发感到无可奈何。

1975 年的国庆佳节，他已然卧于病床上，心中生出一种如夕阳西下般的沧桑之感，轻声自语：“或许这是我度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身旁的工作人员听了，心里直犯怵，赶忙宽慰说：“主席，不会这样的，您可别这么寻思。”

毛主席听了之后予以反驳：“咋就不会呢？哪有人能长生不死啊？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说‘万寿无疆’那可是极大的唯心主义。”

“万寿无疆”是人们所喊的口号，而那番反驳也是毛主席针对个人崇拜做出的最后批判。

不得不说，毛主席对个人崇拜是极其反感的，然而在那些年中，他着实无力做出改变。每个人都高声宣扬他的伟大，可只有真正懂他的人明白，那些年的他是何等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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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李鑫和汪东兴商议后，将有关“高举”的一些话语放进了社论里，“两个凡是”也在其中，但这些内容并非原原本本照搬过来，而是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后面所说的“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没了踪影，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定不移地遵照执行”。

修改完毕后，李鑫将稿子递交给汪东兴进行审阅，汪东兴觉得这篇文章已然多次修改过，能够予以使用了。

这篇叫做《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播发。在这篇社论的最后，有一段关于毛主席的内容，对毛主席带领大家奋斗的历史做了概括，而最后提到的是“两个凡是”。

此次播发的“两个凡是”的版本，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典版本。

仍然得解放思想才行

事实上，自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就不再提及“两个凡是”了，这意味着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两个凡是”的那个阶段已然完全终结，接下来需要切实思考“两个凡是”的正确性问题了。

任何官方媒体以及官方文件里都不再有“两个凡是”出现了。

华国锋自己感觉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些过头了，他觉得：一方面，话说得太绝对；另一方面，确实是必须留意的，可关于怎么去制止却没讲明白。

那时华国锋尚未遭到批评，这是他脑海里的思索。

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就此事诚恳致歉，并对与会人员表示：“过去的历史暂且翻篇，然而社会的整体状况较为复杂。在这个时期，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绝不能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受损。”

针对“两个凡是”当时所造成的影响，他表示：“我需承担主要责任，毕竟‘两个凡是’限制了大家的思维，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准则。”

就这场会议中，从华国锋的发言内容而言，他的致歉很是诚恳，并且表明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存在错误。

在这一路的历程中，华国锋并非没察觉到这些提法的差错，只是他着实有自己的难处。

作为“接班人”的角色登场后，他需要去纠正一些差错，还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以实现平稳过渡。不管提出什么主张，总会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于是他认为把毛主席抬出来是最理想的办法，绝对不能容许出现有损毛主席形象的情形。

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展开激烈探讨与争辩之后，诸多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解决与证实，而华国锋也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此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阶段，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

“实事求是”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此思想是毛主席提出的。

“一正”对汪东兴来讲同样适用，他和“一正”存在不少相似点。

特别是华国锋的南斯拉夫之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对开展合作、实行开放颇感兴趣，当时的他就有了打开国门的想法。

在企业改革这件事上，华国锋有他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工厂进行考察后，他认为：中国的工厂和企业，在规模以及设备方面，比这两个国家的要好，然而在效率上，却比人家差了许多。

后来他曾讲过这么一番话：“咱们关起门自己弄，既不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还让国家垄断出口，这样企业的产品就没法进入国际市场，也不能接受外国消费者对质量的评判了。”

这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并非固执地坚持特殊时期的思想观念，对于对外开放，他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

1978年新年之际，华国锋顶着大风前往唐山矿区进行视察。当时矿区存在塌方的危险，众人都提议华国锋在外面大致看一看就好，然而华国锋坚决要下到矿井里去查看，这让大家都颇为担心。

为了明晰矿工的工作情况、劳动强度之类的，他决定主动去做调查；而对于科学家，他相当重视，有一张“科学的春天”的照片就能作为证明。

在退出核心圈子后，华国锋基本上开始了他的养老时光。

家里的会客厅十几年来一直没啥变化，书架里照样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墙中间仍然挂着他和毛主席的合影。

2007 年 12 月，有位记者老友去看望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因糖尿病身体欠佳，但他仍心系朋友，叮嘱道：“你和同行的年轻人都是为党做事，只是工作分工不一样，干啥事都得先学会做人，要做到心中无愧。”

那天他坐在沙发上，这位记者朋友给他拍了张照，华国锋再次展露出笑容。

汪东兴在历史转折之际：和华国锋一同起落  澎湃新闻

2. 两百多位高级干部聚在一起开会，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探讨，华国锋进行检讨  北晚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