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东方禅茶选代言者，我投苏东坡一票

中国人饮茶之风始于两晋，兴于唐朝，但茶道文化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是宋朝的事，比如：将“禅茶一味”在实质上发展、推广的圆悟克勤禅师就是宋朝高僧。如果在历史上选一位禅茶的代言人，笔者认为此人应该也出自宋朝，那就是一代文豪苏轼。

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在禅茶的文化内核上。茶文化是华夏文化乃至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IP，而禅茶作为一种高级文化现象，被赋予了品悟自然、明心见性乃至生命思考的内涵。禅茶的魅力源于东方哲学，准确的说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茶事上产生了交集；而苏轼一生爱茶，本身是儒门学士，却志在成一名道士，其交际圈又多有名僧大德，并且他对茶道理论又建树颇高，让他为禅茶代言再合适不过。

茶、道一源

茶是从古代“荼”中优化培育的植物，汉代以前人们取用的是其药用价值，具有强心收敛之效。而中医药理论源于阴阳五行，属于先秦道家学说范畴；人工培育茶最早的“甘露大师”吴理真本人也是出身道家，所以茶与道的结合可以说是浑然天成的。如果再向上溯源的话，恐怕就要搬出“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了。

吴理真是西汉人，他在世时可能已经有佛学理论通过民间渠道传入中土，并对出世修道群体产生了影响。修道人最初并无佛道之分，修士彼此称谓中均称“道友”。可能因为吴理真本人就是最早接触佛家思想的修道者，所以宋孝宗封吴理真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茶与佛之间的渊源就是从此而来。

禅茶的产生

中药药性上讲茶性苦，具有清思维、利健康的作用。佛家理论中讲“苦、集、灭、道”，认为不苦不足以开智慧，所以一直有“苦行”的主张。基于一个“苦”，让产自中国的茶与传自古印度的佛教也有了契合的起点。

据考证，寺院饮茶早在两晋时期已经出现；到了唐朝，民间饮茶则蔚然成风。这期间，达摩禅师来中土传道，佛教禅宗在中国开始传承发展。

禅宗讲修佛即修心，修心则通过禅修来实现。由于传统儒道文化与禅宗思想再度融合，“生活禅”的概念随后被提出。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他们认为入禅并非只有“静虑”一种方法，心行合一同样可以实现。用宋代圆悟克勤禅师的说法：“发难思愿力，启清净庄严，建大道场，具列珍馐，一香一华一茶一果，同法性等太虚。”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禅宗寺院，茶禅就成了禅修的一部分。加上茶本身属于生活用品，所以除了自用自修之外，禅茶还出现在供佛、待客、馈赠等场合。

禅茶兼纳儒释道

禅宗修行方法论的进步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中华传统农耕、儒、道文化融入佛教而产生的必然。比如禅门五宗之一的曹洞宗，就是典型的融汇儒释道文化，进而开宗立说的，因此可以认为带有儒道文化元素的禅茶就是如此开端的。

禅茶的兴盛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儒家门生。从汉武帝以来，各朝各代的统治无一例外都与儒家是深度绑定的，就连元朝都是如此（儒家五圣中的述圣子思就是元文宗所封）。

儒生是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主体，他们上至朝廷官员权贵，下至寒窗秀才，自古就有访寺问道的喜好，因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中，能看到许多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儒与僧彼此交往中，禅茶内涵也有了相应变化——儒家讲究礼仪，这一点在禅茶所呈现的形式上也能找到影子。

到此，禅茶关于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明心见性”、儒家“重仪尚礼”的文化形象便建立起来了。

人版“禅茶”苏东坡

一代文豪苏东坡是典型的儒家仕子，他自幼熟读诗书，若非欧阳修判卷有误，苏轼甚至可能高中状元。虽然出身官宦，苏东坡从小却有一颗当道士的梦，他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并一度欲入山林当道士；他还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自称“铁冠道人”。

苏轼的交际圈里同样有不少世外之交，比如《核舟记》里提到的佛印、被他写进诗里的惠勤、惠思等等。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苏轼写“示病维摩元不病”，这足以说明他不但经常访寺庙品禅茶，对佛经佛理同样很熟。

苏东坡虽然偶尔会借醉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或者“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但其本人却一生钟爱茶，他苏轼精通各种茶法，是宗师级别的茶道大家；他自己也曾说“为长寿而求仙，不如去”。

苏东坡虽然一生官场是失意的，但在其所走过的华夏大地上，到处都留有他与本地的寺庙及禅茶之间的故事传说，这其中就包括福鼎白茶。苏东坡不但赞叹“白茶新煮好，一杯有余香”，甚至传说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甚至还亲自前往福鼎，与当地的茶农交流过制茶技艺。

凭借传奇的背景、独特的经历、非凡的成就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对茶的挚爱，为东方禅茶代言也非东坡先生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