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人民大会堂正举行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年逾八旬的宋庆龄不顾病体，从上海赶来送别这位相交半世纪的挚友。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怒气冲冲地离场，随后便飞回上海闭门谢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向温和持重的宋庆龄如此愤怒？

1924年9月初，周恩来从欧洲返回中国，抵达广州，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11月就任政治部主任。

在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周恩来特别邀请宋庆龄到军校进行演讲，以对师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激发他们的斗志。

宋庆龄的演讲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年轻而有才干的周恩来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演讲结束后，周恩来和宋庆龄两人就国家前途展开了长谈。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周恩来和宋庆龄虽然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他们都坚定地支持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因为两人有共同的政治追求，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愈发深厚。每当军校有重要活动，周恩来都会邀请宋庆龄参加，宋庆龄也总是欣然应允，为军校的建设献计献策。

1925年初，周恩来谈到了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思考，宋庆龄分享了她对民主改革的见解。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让中国摆脱落后和压迫，走向独立自主的新时代。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在深切的哀痛中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实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

1926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日趋恶化，周恩来依然坚守岗位，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一起，竭力维护着孙中山确立的革命路线。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宋庆龄与多名国民党左派成员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联名发表通电，予以严厉谴责。

随后，宋庆龄因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被国民党特务日夜监视。

宋庆龄想方设法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为地下党传递消息。她的住所也成为了进步人士的秘密联络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愈发严峻。7月下旬，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周恩来途经上海，要来看望她。

在过去十年间，宋庆龄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动态，与他们携手为国家的独立而努力。尽管他们之间经常通过书信交流，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南北相隔，很少有机会面对面相见。

因此，当宋庆龄收到相关消息时，她感到非常激动。

会面虽然短暂，却格外珍贵。周恩来向她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宋庆龄完全赞同这一策略，认为只有举全国之力才能对抗日寇的入侵。

随着战事推进，上海的形势日益危急。周恩来深知宋庆龄留在上海的危险，于是建议她转移到香港。

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党的支持，很快安排了可靠的同志护送宋庆龄安全转移。离别之际，两人都明白，前路漫漫，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周恩来身在重庆，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心她的境况。他让自己的夫人邓颖超专程前往香港看望宋庆龄，带去组织的关怀，也带去他个人的问候。

1941年底，香港告急。周恩来立即部署营救计划，宋庆龄最终安全抵达重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共产党的支持更加坚定。

她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这种信念，源于她多年来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接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6月19日，毛泽东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蒞平，以便就近请教。”

周恩来也修书一函，深情回顾了三年来的牵挂：“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

两封信语重心长，诚意满满，宋庆龄深受感动。

7月1日，宋庆龄第一次以公开身份，与上海各界人民一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

宋庆龄的情感汹涌澎湃，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9月1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抵达北京。列车刚一停靠，她便看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何香凝等人早已站在站台等候。

几天后，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宋庆龄站在城楼上，心中充满激动。

她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

从此，她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投入到繁重的国务活动中。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国内建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经常向她请教，共同商议重大决策。

他们对宋庆龄所负责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友谊，在共同的奋斗过程中日益深厚。

在宋庆龄刚到北京时，周恩来便为她精心挑选了一处位于后海北沿的住宅，并安排人员进行修缮和整理，还多次亲自前往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

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都会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相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庆龄的生活。

50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宋庆龄常常提醒周恩来要注意休息，还时常让人送去她精心准备的营养品。

1950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迎来了银婚纪念日。尽管他们没有特意向人提及这个日子，但细心的宋庆龄还是从上海发来了贺电。

50年代初，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让外界更真实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计划创办一份英文刊物。

1951年3月，周恩来前往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讨此事。在谈话中，周恩来希望宋庆龄能负责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

两人还就刊物的方针、所需人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52年1月，宋庆龄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亲自确定的刊名《中国建设》杂志正式创刊。此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份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经常抽出时间给予重要指示。

7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宋庆龄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为他补充营养。她在上海的住所里专门养了一群鸽子，鸽子下了蛋，她就会让人收集起来送到北京给周恩来。

1975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尽管自己也已年迈体弱，宋庆龄仍关注着他的病情。她派人送去补品，也常常托人带去问候。

两位老友虽然聚少离多，但心意相通。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他们的友谊，更像是相濡以沫的师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在上海的宋庆龄得知这个噩耗后，老泪纵横，连续几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虽然自己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宋庆龄仍然坚持要去北京送别这位相交半世纪的老友。

1月10日，宋庆龄来到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当她看到昔日意气风发的老友如今安详地躺在那里时，心中的悲痛几乎将她击倒。

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却打破了肃穆的气氛。有人对宋庆龄带着两位养女前来告别表示质疑，认为这不合规矩。

无理的质疑让年迈的宋庆龄强忍着怒气，不应该因为这些小事影响送别老友。但是，这样的不快并未就此结束。1月15日的追悼会上，宋庆龄在追悼会现场，周围传来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议论声。

有人暗中指责说她是＂周总理一派＂的人，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流言蜚语，让宋庆龄无法继续保持平静。

对于一个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人来说，这种污蔑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伤害，更是对周恩来毕生革命精神的亵渎。

忍无可忍的宋庆龄最终选择了愤然离席，她无法容忍有人在这样的场合，利用对老友的悼念来进行政治操弄。

离开追悼会后，她立即返回上海，并表示要辞去职务，以此表示她对那些不当言论的强烈抗议。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闭门谢客，将自己关在家中。她写下了《怀念周总理》一文，以寄托她对这位挚友的深切哀思。

她在文中写道：“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文章中，她回忆了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讴歌了这位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奋斗终身的伟大革命家。

她写道，周恩来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即使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的离去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对宋庆龄而言，更是失去了一位并肩奋斗的亲密战友和挚友。

那些在追悼会上制造不和谐的言论的人，丝毫无法动摇周恩来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反而更显示出他们的偏狭与短视。

这场告别，成为了宋庆龄和周恩来近五十年友谊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