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新中国首次举行授衔仪式，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75名、中将177名、少将802名。
军衔制的实施，标志着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对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们的肯定和尊重。
却有一个人，因为对自己的军衔感到不满，竟然当众扯下了自己的肩章，并且告诫自己的后代，他去世后，不要为他穿上军装。
这个人便是段苏权。1916年，段苏权出生在湖南茶陵，与当时大多数农家子弟不同，段苏权的童年并不算艰苦。
作为家中独子，父母倾其所有供他读书识字，让他得以在私塾和高小接受教育，这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础。
14岁那年，怀揣着对理想的憧憬，段苏权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他带领一批同样满怀热血的青年，正式投身工农红军的队伍，担任了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年轻的段苏权因为能读会写，在部队中很快崭露头角，不久就被提拔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4年，为了掩护贺龙将军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主力向湘西转移，年仅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政委，带领一支队伍留守在黔东根据地。
独立师的总兵力只有一千余人，其中还包括三百多名伤病员。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师仅有三百多支枪，而每支枪的子弹数量只有三到五发。面对这样的困境，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他们首先妥善安置了伤病员，然后带领七百多名战士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游击战。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黔东独立师以巧妙的战术周旋于敌军之间。
他们利用地形优势，灵活机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功把敌人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黔东地区。
师长王光泽不幸被俘，而后壮烈牺牲。段苏权为掩护战友突围，中弹负伤下落不明，独立师的数百士兵几乎全部阵亡。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段苏权也已牺牲，但实际上，他在战斗初期就负伤，无法继续战斗，在战友的帮助下，他被送到了秀山县附近的一个偏僻山村。
在李木富夫妇的精心照料下，段苏权的身体勉强得到了恢复，因为无法打听到部队的消息，他决定先回到湖南茶陵老家养伤。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只好装扮成乞丐，一瘸一拐地在集市和码头之间穿行。有时遇到好心人施舍的铜板，他都小心收起，用来当做自己归乡之路的路费。
顺利回到家乡后的段苏权，他的父母为了保护他，四处打点，甚至为他安排了一门亲事。
他似乎已经安于做一个普通的盐商，但心中寻找部队的火种从未熄灭。每当听到外面有关红军的只言片语，他都会暗暗记在心里。
机会终于在1937年来临。
一位老战友回乡探亲，带来了部队的确切消息。段苏权决定寻找部队，为了筹集路费，他的父母和妻子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齐了三十四块银元。
就在他离开的当天，警察已经找上门来，所幸段苏权已经提前启程。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在太原找到了日思夜想的部队，重新回到了队伍当中。
重返部队后的段苏权，被安排到延安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成为了抗大的政治教员。这段学习经历让他得以系统地补充军事理论知识，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段苏权被派往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在敌后战场上，他主要从事政治工作，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47年18月，东北的战事正酣，段苏权临危受命，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1948年的辽沈战役，他接到命令，火速向南进军以围困并消灭敌军。
鉴于形势紧迫，他带领着六个师共五万多名士兵迅速出发，立即投入战斗。正是由于他的及时赶到，成功歼灭了国民党93军的22师，为我军争取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在辽西会战中，八纵共歼敌万余人
战后，随着部队改编，段苏权被调任作战处处长。
这个调动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相反，他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新的工作，在作战参谋的岗位上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段苏权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面对这个全新的军种，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创新精神。
当时的中国空军正处于建设初期，无论是装备还是人才都相对匮乏。面对这种情况，段苏权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新的飞行员训练方法。
这套方法切实可行，效果显著，不仅在抗美援朝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空军沿用。
在空军系统工作期间，段苏权始终保持着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飞行员的实际训练情况，倾听基层官兵的意见和建议。
基于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得他主持制定的训练方法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推动空军建设向前发展。
1955年，新中国首次举行授予军衔仪式。
然而，在仪式开始前半小时，段苏权毅然扯下了自己的肩章。并且在后来还交代自己的家人，在他过世之后，不允许穿军装。
这背后，是一个老革命者心中难以平复的委屈。
在1952年的军队干部评定中，段苏权被列为准兵团级干部。按照常理，以他的资历和功绩，在这次授衔时应该获得较高的军衔。
然而，当最终结果公布时，他却只被＂暂授＂少将军衔。这个＂暂授＂二字的分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究其原因，是有人对段苏权1934年脱离部队的三年经历提出质疑。尽管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在某些人眼中，这段历史依然是他身上洗不掉的一个＂污点＂。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深深刺痛了段苏权的心。他用扯下肩章的方式，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抗议。
虽然不满军衔，可段苏权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段苏权被任命为支援老挝的工作组组长。
他带领中国工作组通过越南秘密进入老挝，并在桑怒省的香苏县安营扎寨，与凯山领导的老挝人民党中央相邻，因此该工作组也被称为“桑怒工作组”。
在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战斗等方面，工作组为老挝中央提供了大量帮助，对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越南方面的影响，中国工作组的处境逐渐变得困难。1967年，中央决定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改组为桑怒联络组，段苏权随后返回国内。
回国后，段苏权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更让人感动的是，段苏权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在秀山县救助过他的李木富夫妇。
1983年，已经67岁的他专程前往秀山县，在群山之间寻找那个曾经藏身的山洞和救命恩人。虽然第一次寻访未果，但他并未放弃，而是委托当地干部继续寻找。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年已86岁的李木富。段苏权立即给老人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并多次寄钱资助。
当地政府也为李木富一家送去了＂红军的亲人＂匾额，以及段苏权赠送的一千元钱。这份知恩图报的情谊，展现了段苏权真挚的人性光辉。
1993年，段苏权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按照他的遗愿，家人为他穿上了中山装，而不是军装。
在他的追悼会上，任弼时的夫人特意前来送别这位老战友。她感慨地说，段苏权一生受过不少委屈，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