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黄花塘会议，陈毅坐在下首，饶漱石的声音却在会议室内掷地有声。

饶漱石当众提起了14年前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的旧事，指责陈毅当年曾取代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这本是一次历史遗留的内部纠纷，却被饶漱石搬上了桌面。

曾在战火中并肩作战的搭档，为何突然将矛头对准陈毅？陈毅并未当场反击，甚至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后，想要为自己辩解时，却被毛主席一句话劝阻：“和饶漱石的事，最好一句话也别提。”

毛主席为何要他忍？

1940年初，陈毅和饶漱石在华中地区第一次见面，彼时，日军正向华中地区大举进攻，日伪政权的渗透愈发深入。新四军的战略重心开始向华中转移，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成为了重中之重。

这一时期，陈毅和饶漱石都分属新四军的重要领导岗位，尽管一个偏重军事，一个主抓政工，但二人的交集不可避免。

饶漱石初到华中，工作内容以根据地的党务建设和基层组织拓展为主，他行事严谨，善于管理，但性格上多少带有些急躁和苛求。

陈毅长期在军事一线作战，行事果断务实，渴望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正是这一行动力，偶尔显得锋芒毕露，容易与性格强硬的饶漱石发生分歧。

刘少奇和粟裕当时也在华中地区，他们是推动新四军建设和抗战工作的重要核心成员。刘少奇在党务领导方面的经验丰富老到，常常起到调和矛盾的作用，粟裕以精准的军事部署闻名。

新四军的这几位领导，在战场上和大后方都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相互合作的同时，也不乏深层次的沟通与磨合。

此次相识，陈毅的军事才能很快展现了出来。随着新四军在华中多个战役中的胜利，包括地方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陈毅的威望与日俱增。

但与此同时，饶漱石的领导风格更偏向规矩和纪律，对于战斗之外的组织建设、党风要求尤为看重。这种不同的工作风格，最初并没有激化矛盾，但已经隐隐种下了日后分歧的萌芽。

1942年1月，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刘少奇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

在刘少奇最后召开的华中局会议上，他宣布了替代安排：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书记，陈毅则出任新四军分会代书记。

此前，刘少奇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领导力，起到了居中调节的作用，他能够在饶漱石的纪律式管理和陈毅的灵活式执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但随着刘少奇被调离，这一平衡显得愈发脆弱。

不久之后，华中的局势骤然复杂化，日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掣肘也给新四军的抗战任务增加重重困难，这就需要在极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党政军的整体配合。

刘少奇走后，饶漱石开始全面接管党务，陈毅统筹军事事务，二人实际上共同负责华中的全局。

1942年5月，当饶漱石到淮南巡视工作时，华中的实际事务暂由陈毅独自进行了全面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陈毅展现了大胆、果断的领导风格，迅速整顿了部队纪律，打击了地方性的日伪武装。不少干部对陈毅的表现高度评价，认为他处事果断务实，解决了一些在刘少奇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甚至有些人私下议论，陈毅似乎比饶漱石更具全局领导能力。

当饶漱石回到淮南后，他发现，周围的气氛与之前不太一样，很多干部有意无意地拿他与陈毅相比，认为后者的领导方式更加高效和灵活。

饶漱石对此非常在意。1943年，黄花塘会议开始，围绕根据地的发展、反“清乡”的办法以及新四军内部整风等议题逐项进行。

饶漱石自会前起就十分重视，并在私下与干部交流时对组织纪律问题着墨颇多，而陈毅则忙于军事报表与计划，闭口不谈“是非”，但神情间并未完全平静。

在讨论干部整风与党的历史问题时，饶漱石情绪渐趋激动，直接提起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的一段历史。

那次会议上，担任红四军参谋长的陈毅因为战事的紧迫，暂时取代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

尽管后来陈毅主动纠正了决策，并亲自邀请毛主席复职，但这一过往被饶漱石当作批判点，并以此大加鞭笞。

陈毅保持沉默，注视着饶漱石。一方面是难以理解对方为何会将14年前的一段旧事继续翻出来；另一方面是对周围干部的反应深感不安。

饶漱石就此事滔滔不绝，从所谓的“错误决策定位”讲到“思想觉悟不足”，上升到政治觉悟和敌我态度的高度，现场气氛冷峻。

更意外的是，饶漱石还在会后将批评内容整理成了一封超过一千字的电报发往党中央。

在电报中，饶漱石详细列举了陈毅的“错误”，并含蓄地要求中央引入“才德兼备”的外部干部加强华中领导，意在建议另派领导人取代陈毅。

1945年，中共中央向陈毅发出命令，要求他赴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抵达延安的第二天，陈毅第一时间前往毛主席的住所寻求会面。

他多次告诉秘书：“我不止战事要汇报，还需要谈谈我和饶漱石之间的问题。”

于是，与毛主席的首次见面，他便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这一敏感话题，希望能给自己更多辩解的机会。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劝诫他：“如果你要谈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组织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但如果你是要谈你和饶漱石的问题，我劝你还是不要提。”

主席进一步指出，华中问题涉及的大局远重于个人分歧，无论是饶漱石的告状还是陈毅的不满，都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并没有触及党内路线、政策方向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的态度明确，当前的工作重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陈毅必须从大局出发，避免因个人纠纷影响党的凝聚力。

在简短的谈话后，毛主席特意写信给陈毅，在信中进一步劝勉他多从自身找问题，凡事学会忍耐，并在思想觉悟上有所提升。

这封信字字句句语重心长，并未指责，而是通过开导的方式，要求陈毅着眼大局，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与立场。

1947年，陈毅再次奔赴华中，这是他重返这片战斗过的土地时的新任务：担任新四军军长，并直接参与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的改编工作。

到了1949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经兵临上海外围，而陈毅是一线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为挽救败局，集中精锐之师，由汤恩伯坐镇指挥，留守的重要工业大都市上海。

蒋介石下令汤恩伯务必死守上海半年时间。

他的盘算是，美国可能在这段时间出兵干预，进而扭转战局。汤恩伯手中掌握着超过三十万的兵力，包括多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且城内依靠坚固的工事和复杂的街巷，有利于巷战防守。

面对这一局面，陈毅受命指挥第三野战军，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阵地发起总攻。这场战斗注定困难重重，因为解放军并没有巷战作战经验，又缺乏重型火炮，攻击城市的能力远不如守城的敌人。

外围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凭借火力优势和准备充分的防御措施，给解放军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上海外围的正面攻击持续了多天，解放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在突破外围防线后，开始将战事引向市区。

解放军坚持轻武器为主，避免大规模轰炸对城市建筑和民众伤害，同时以小股部队逐街逐巷向敌军碉堡发起直接攻击。

激战中，三野步兵和敌军展开激烈对射，多数战斗都需要以手榴弹清除敌军掩体。在火车站、商场以及学校等关键点位的争夺战尤为惨烈，有些巷战持续数小时甚至跨日，直到最后的敌人或者完全被歼灭或者主动投降。

整个战役持续了15天，最终，三野取得彻底胜利，国民党守军全面崩溃，大批士兵缴械投降，最终的上海也成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战役胜利后，陈毅转而承担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被任命为上海市首任市长。

1953年，饶漱石被调往中央任职，此时陈毅已经不再关心饶漱石的情况。在华中共事时的种种摩擦已经是往事，战场和政务的繁忙，也让他无暇留意饶漱石新的工作情况。

参考资料：

[1]王骅书,王祖奇.陈毅对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的独特贡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3):159-164

[2]陈毅被饶漱石挤走 毛泽东劝他"练习忍耐" 《党史博览》《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