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时候，我党在敌后抗战那可太难了，在山东尤其难。为啥？因为日军对着抗日根据地一个劲儿地疯狂扫荡。这种情况下，山东的党政军领导人对斗争形势的看法都不一样，结果山东的革命工作就陷入困境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央派了个神秘人到山东去指导工作，这就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转折点。
陈毅元帅在1946年写了《西江月•忆滨海》：“滨海岁月几回，罗陈朱萧谷符。抗日的将士拼死搏斗九回都不怕，英雄豪杰数也数不清。还有少奇来到山东，指明胜利的方向，在沂蒙山转战千里，临沭这地方可是卧虎藏龙。”这里提到的“少奇来鲁”，说的就是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指明胜利方向”的事儿。
刘少奇同志在山东完成工作任务后，得前往延安。从山东去延安的路上，由于日军又“扫荡”又封锁，各个根据地之间原有的交通线变得危险重重。刘少奇同志可没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在各个根据地同志们的护送下，战胜了重重困难与危险，平安到达了延安。
1942年的时候，山东的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到了最艰难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的反扑那叫一个疯狂。从1941年冬天起，日寇弄了五万多人的日伪军队，对着咱们鲁中革命根据地就开始疯狂扫荡了。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特别英勇，一直在顽强斗争，敌人原本想一举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给歼灭掉，可这妄想被咱们军民打破。不过，日伪军队在根据地搞那“三光”政策，这还是让根据地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损失。
大扫荡的时候，日寇，就通过挖封锁沟还有筑封锁墙的法子来设置据点。他们弄了好多碉堡，就像星星和棋子似的到处都是，用这些碉堡把根据地给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又用那种叫“铁壁合围”，还有纵横拉网像梳篦一样的推进方式，想一点一点地把山东抗日根据地给蚕食掉，这可给山东的老百姓带来了特别沉重的灾难。
日本敌人特别凶残，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腐朽得很。他们，根本就没想着保家卫国，反而掀起了反共高潮。还组织山东的反动军队，在背后老是偷袭抗日根据地，捕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
真是倒霉事都凑一块了，山东当时腹背受敌，情况已经很艰难了，结果又碰上几十年都没遇见过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地因为干旱，收成大面积减少，部队一直都缺粮，地瓜秧和花生皮都被吃光了，有时候只能拿树叶和野菜来填填肚子。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山东的革命工作碰上了极大的困难。基层的干部战士当中，消极悲观的情绪开始滋生蔓延。更要命的是，当时山东党政军的高层领导，对斗争形势的认识不统一，在对敌策略和群众工作路线方面存在好多分歧，这对山东革命力量的战斗力产生了影响。
那时候，罗荣桓在山东做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他可清楚地看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那些问题了。在1942年1月30日到2月2日这段时间，他一个接一个地给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就盼着中央能派人到山东来检查工作、指导工作，好让干部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
在当时那种局势下，中央派谁去山东才是最恰当的？
在延安的领导们都想到了刘少奇，他身在华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要返回延安。
1941年1月到4月的时候，刘少奇来过山东。他领导过山东抗日根据地搞建设、做斗争，对山东的情况熟得很，去山东指导工作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刘少奇那时正领导着华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要求，1942年春，他本要从苏北动身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当时山东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了，就趁着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的这个机会，让他顺路去山东把那儿的问题给解决一下。
那时候，从苏北出发前往山东，然后再奔延安去，这一路走下来，经过的地方大多都是敌占区。在那儿，日本人、国民党反对派还有地方军阀的势力相互交错，就像犬牙一样参差不齐，形势复杂得很，刘少奇这一路的行程那可太危险。
远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们，特别牵挂刘少奇同志的安危。毛主席还专门给刘少奇和华中局发了电报，让给刘少奇安排一个厉害的手枪班来护卫，还得有得力的干部在沿途保护刘少奇同志的安全，这些干部得是骨干才行。
1942年3月的时候，毛主席专门给刘少奇发了个电报。电报里说，中央正在调查沿路封锁线的情况，等调查妥当了，中央就会给他发回电。主席就盼着刘少奇他们收到回电，掌握了沿路的情况之后再出发，这样会更安全。
刘少奇同志心里一直挂念着山东的情况。他想，时间紧迫，可不能再拖了，要是再耽搁的话，山东革命的大局肯定会遭受更厉害的损失。所以，他都没等到复电，就在1942年3月19日出发了，从苏北工作的地方动身前往当时淮北区党委所在的周村。
要越过陇海铁路到达山东根据地，那路程可远着。一路上有盐河和陇海铁路这两道被日军重点防守的封锁线，沿途还有好多日伪警备人员在活动，危险得很。
淮海区党委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就担起护送刘少奇同志去山东的重任。淮海区党委派出了得力的人员，早早把沿路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还做了很好的安排。他们选了靠谱的交通员来执行护送任务，并且在封锁线附近安排了信得过的武装力量，好给过路提供安全保障。
都安排好了之后，刘少奇就在3月底动身前往陇海铁路线。他从苏北启程后，大多是白天歇着，晚上赶路，有时候骑马，有时候步行，这一路上的行程可紧巴得很。
赶路的时候，一路上都有靠谱的交通员带路。各个干线交通站点的同志们也都行动起来，他们负责盯着周围敌人的动静，一旦有啥不正常的情况，就马上发出警报。还有武装交通队，他们负责监视沿路的日伪据点，把敌人的警备力量给控制住。
有这么周全的安排，刘少奇出发后的第三天就到了陇海铁路。翻过这条铁路后，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就进入比较安全的鲁南革命根据地。
随后，刘少奇一刻不停就赶到了山东分局以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的所在地——山东临沭朱樊村，与山东党政军的各位领导会合了。
这时候的刘少奇哪有心思休息，他一直把指导山东革命工作、团结山东革命力量的任务放在心上，立刻就开始系统地研究起山东地区的整体状况了。
刘少奇工作作风特别扎实。他，跟山东党政军的领导同志，还有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都进行了深入交谈。刘少奇在干部群众里广泛调查访问，查阅研究山东党政军各方面的资料报告，就这么着，他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山东根据地问题的关键之处，接着就开始安排有针对性的措施了。
刘少奇先是把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召集到一起开联席会议，就这样建立起了山东强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对山东分局、115师、山东纵队进行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让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了。
刘少奇通过大量的群众调查发现，山东当地群众工作比较薄弱，对群众利益不够重视。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让大家把群众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老百姓从自身利益出发，真切感受到共产党和革命斗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极大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有了群众的支持，根据地的每个村庄都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从4月开始一直到7月，刘少奇在山东待了大概4个月。在他的检查和指导下，山东革命工作有了新的气象，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迎来了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当时在山东担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同志，在《难忘的四个月》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刘少奇同志在那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刘少奇同志洞察力超强，原则性又特别高，果断地处理了山东的问题，这就使得山东在困难时期的形势很快有了转机。
刘少奇把山东的各项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就打算从山东出发前往延安了。
山东革命根据地离延安可有千里之遥，中间得经过好多敌占区，这可比从苏北去山东危险多。
山东的同志们商量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让刘少奇同志从山东滨海区启程去鲁西，穿过津浦铁路线和微山湖，途经鲁西南抵达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然后再绕道前往延安。
从滨海到鲁西可有好几百里地，中间得穿过敌人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津浦铁路线那儿，可是有好多小日本重兵守着的。在这段路程上负责保护刘少奇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鲁南铁道游击队。
山东分局的同志们特别担心刘少奇同志在路上的安全，就打算加强他身边的保卫武装力量。那时候研究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派主力部队里的一个营去护送；另一个是让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小部队乔装打扮之后去护送。
大多数同志都提议刘少奇选第一个方案，觉得这样更安全些。可刘少奇同志不想因为自己而拖累主力部队，坚决地选了第二个方案。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普通战士似的，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危险之旅。
铁道游击队接到护送命令后，就制定了详尽的过路计划。一路上，他们安排七八个游击队员在前面探路。政委杜季伟和大队长刘金山带着几个中队长、指导员以及十几个得力队员，在后面保护刘少奇同志，和前面探路的队员保持着几里路的距离。
要是前面出现交火或者危险状况，他们就能保护刘少奇同志撤到安全的地方。
晚上赶路，到了津浦铁路附近之后，他们就去找附近群众基础好的村子，然后先躲起来。
游击队员们白天去津浦铁路线两边侦察日伪军的活动情况，想找个合适的过路地方。铁道游击队对铁路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分析侦察得来的情报后，最后决定把穿越铁路的地点定在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到沙沟（今薛城区沙沟镇）之间干沙河那儿的一个涵洞里。
涵洞在铁路下方，刘少奇同志他们要是从这儿走，暴露的风险可比在路面上小太多。
鲁南铁道游击队始终在周边地区持续开展抗日活动。当地的日伪军对他们那是又恼恨又害怕。有些伪军军官因为害怕，私下里还和铁道游击队有点联系。
鲁南铁道游击队想做到万无一失，他们在当地很有威慑力。过路那天，游击队就派队员去离过路地方最近的日伪据点，给据点里的伪军队长送了份礼，还跟他说，游击队今晚有几个朋友要过路，叫他们别乱动。
游击队留下一个队员盯着据点。天黑以后，游击队的侦察排和长枪队就先出发了，找个合适的地方，对路过地方附近的炮楼、据点方向，还有连着村镇的道路进行监视和警戒。
都准备好之后，游击队就领着刘少奇他们迅速从涵洞穿过去，顺利越过津浦铁路，朝着微山湖奔去。
日军正在微山湖西扫荡。所以一到微山湖，当地的革命力量微湖大队就安排了船，把大家带进芦苇荡里躲起来，等扫荡完了再行动。
这时候，湖西军分区也派了7条船来接应。他们让刘少奇这一行人安全地渡过微山湖，在微山湖和邵阳湖相连的浅水滩登岸。随后刘少奇骑上战马，在湖西军分区骑兵连的护送下接着往前走。
刘少奇穿过湖西地区之后，一路途经鲁西南，平平安安地到达了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就在如今的河南省安阳市内），打算从平汉铁路线进入太行根据地。
尽管已经从山东根据地平安到达冀鲁豫军区了，可后面的路还是充满了危险。
冀鲁豫军区出发的话，得先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达太行根据地。接着从太行根据地出发，越过白晋铁路封锁线，就能去往太岳根据地了。之后再跨过同蒲铁路，到晋西北，这样就进入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就能跨过黄河，进到陕甘宁边区了。
那时候，冀鲁豫和太行根据地之间就没有特别靠谱的交通线。要平平安安地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可没那么简单。沙区办事处的同志们仔细地把周边的情况调查了一番之后，打算带着刘少奇走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那时候平汉铁路那儿有个协王村，有个叫王自全（也叫王治全）的伪军负责这一段的封锁任务。
八路军得到了王自全的助力，在他管的地方建起了交通联络站，就这样弄出了一条秘密交通路线。
这条交通线可是来之不易，得好好保护。只有师级及以上的干部才能够走这条线过平汉铁路。刘少奇同志，在同志们的护送下，以山东大学教授的身份，借着去太行山参观的由头，沿着这条交通线，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随后就到了太行根据地的边界。
从太行根据地去太岳根据地的时候，也有一条被日军控制着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就是位于山西襄垣境内的白晋铁路。
襄垣县委负责这段路程的保卫工作。他们安排了当地的民兵和游击队来护送刘少奇。1942年10月19日被选作过路时间，为啥？因为事先得到消息说，周边的日伪军队那天要出去扫荡，这样白晋铁路线的把守兵力就空虚了，这可是过路的最好时机。
当天，刘少奇他们到达了过路的地方，当时附近的日伪军队并没有要出来扫荡的样子。带队的同志们很果断，马上安排两支由游击队和民兵组成的队伍，到离日军据点不远的地方开枪，好把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过来。
枪响之后，嘿，铁路周边的日军真就被引出来了。他们，就埋伏在离过路点没多远的河滩上。原来，日军当天是打算扫荡的，结果发现民兵部队正往这边来。日军就寻思，这民兵是不是要偷袭据点或者搞破坏把铁路给毁了？于是就安排一部分日军在据点守着，另一部分就埋伏到铁路附近了。这不，被我们枪声引出来的就是这埋伏着的日军。
眼瞅着时机到了，刘少奇他们赶忙穿过白晋铁路，来到了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的山西沁源阎寨村。
刘少奇他们在太岳根据地待了一阵子，好为穿过同蒲铁路去晋西北做准备。
一路走来，都已经好几次穿过敌军的封锁线了。可后面这最后一段路，也轻松不到哪儿去。为啥？因为从同蒲铁路到晋西北，得横跨一百五十多里地的晋中平原。那地方到处都是日军的据点和碉堡，到处都潜藏着危机。
研究之后，护送队最后确定先武装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同蒲铁路，然后让晋西南工委靠着群众掩护使其穿过晋中敌占区。在敌占区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会用许行仁这个化名，打扮成商人的样子。
同蒲铁路封锁线顺利通过之后，早就在那儿等着的同志们，骑着自行车把刘少奇他们载到汾河渡口。大晚上渡过汾河后，刘少奇他们就一个劲儿地急着赶路，最后平平安安地到了平遥仁庄，就在那儿藏起来了。
然后，横在刘少奇一行人前往陕甘宁边区路上的，就是日军最后一道主要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了。
在护送人员的安排下，刘少奇乔装出行，既不乘坐交通工具，也不骑马，避开容易遭遇伏击的大路，专挑难走的小路快速行进，很快就穿过了太汾公路，最终在1942年12月上旬到达了位于山西兴县的西北区党委所在地。
接下来的路程就比较安全，刘少奇他们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年底就到延安了。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办新年晚会，同时欢迎刘少奇排除万难，平安到达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