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在四川宣汉县做知青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数不清的美好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里挣扎着过日子。渐渐的，我心里就盼望着能有爱情。要是有个小伙子能天天帮我挖地干活，连着干8个月的话，我肯定就嫁给他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时候，中央领导一招呼，好多城里的年轻人就只能下乡去过“忆苦思甜”的日子了。有一些知青后来就留在农村，还结婚生孩子了。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得很，可结婚的时候那场面也是特别热闹，特别有情调。
今天，杨月这个济南女青年就是当年的女知青，她在乡下拥有了质朴又甜蜜的爱情。杨月一说起当年结婚的场景，那眼睛就放光，神情特别激动。刚听她讲的时候，就好像被喜气包围了似的。
在听杨月讲那场婚礼之前，咱们先听听他们那代人是怎么下乡的，还有是怎么碰到爱情的吧。这样的话，就能理解为啥时过境迁了，她心里还满是那场婚礼给她带来的满足和幸福。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运动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还发出号召，要组织城里的青年去农村搞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号召发出后，全国各个城市马上就响应起来了。接着，地方官员把国家的这个号召传达下去，城里的青壮年们就开始踊跃报名了。
1964年到1966年期间，陆续有130万知识青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
1950年前后，国家没提倡计划生育，每家都生七八个孩子，还有生十几个的。在城市里，这一批长大的孩子到了升学、就业的年纪就出问题。
大跃进之后，国家的经济一直都很疲软，城市里重工业还有建设方面需要的工人数量也减少了。教育这块儿也跟着压缩了，这么一来，大学和高中招收的学生数量就少了，城里就出现了好多年轻人，他们既升不了学，又找不到工作。国家得想办法解决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所以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决定》。
当年，由于那种打着阶级斗争旗号搞教育歧视，好多“无业”青年就成了《决定》里说的那种“候选人”。他们当年参加高考或者中考之后，因为政治原因就不能再升学了，是落榜生，而且他们的家庭也都有点问题，不是“黑五类”就是“花五类”。
“黑五类”家庭，就是指那些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家庭。至于“花五类”，说的是职员、店员、教师、医生、商人。
这些青年虽然出身于所谓“不好”的家庭，但他们大多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这些优秀学生的父母，很多都是为红色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前辈。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前辈被划分到了“黑五类”或者“花五类”家庭当中。
当年在中学教育这块儿，有个特时髦的口号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口号啥意思？就是说，你先去考试，要是考上了，那你就是红心向学，就好好去念书；要是没考上，那就选择上山下乡，这也是红心向党。这些青年因为出身好，所以接受教育也跟得上趟儿。
于是，有一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和家人分清界限，就想着跟从党的指挥，去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青年不想下乡，这时候就需要“黑五类”或者“花五类”的家长来做动员工作了。
有一小部分青年主动不参加高考或者中考，选择去下乡。不过不管是啥情况，在那个时候，青年去上山下乡是肯定会发生的事儿。
到了乡下以后，这些知青的户口就迁到当地农村去了，也就成了村子里的人。刚到的时候，知青们觉得还挺新鲜的，可时间一久，他们就发现，在大集体里生活，那就是没日没夜地干苦活。回城没指望，想求学也没门路，这种情况下，不少下乡的女知青就和当地农村的男青年产生爱情了。
知青劳作时的大集体，也被叫做生产队。土地是集体的，大家都平等，不管有没有本事都得下田干活，干得多就拿得多，干得少就拿得少，不干就啥都没有。
生产队里，所有干活儿的人都是靠挣工分来领粮食吃的。挣工分，就是先按照劳力的年龄、性别定个“底分”，然后根据这个“底分”，干多少活儿就拿多少工分。
知青下乡的时候，那都得玩命干活。除非碰上下雨之类的特殊天气，老天爷开恩让他们歇一歇，其余的日子，就只能在农田里忙乎了，整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过着那种日出就干活，日落才休息的超级枯燥的生活。
更让人揪心的是，女知青体力比不上那些壮年男青年，挣的工分当然就少。工分不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只能吃个半饱。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不管哪种关心都比“粮食”还珍贵。所以，这时候爱情就“冒出来”了。
杨月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她是个女知青，在60年代末下乡，70年代初就和当地一个男青年结婚了。杨月回忆说：“在齐河县农村集体插队那会，我每天都吃不饱，饿着肚子就得下田干活。还好有大周，他对我处处照顾，我心里可暖了，就嫁给了他。”
“结婚那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到现在都忘不了！”杨月兴致勃勃地说起她和大周从恋爱到结婚的经过。
杨月被分到齐河县插队，跟大周住在同一个村子。时间一长，她就和大周一家混得很熟了。大周的爸爸是生产队的小队长。有一回，生产队给知青分了些自留地，杨月也分到了，她就想在这块地里种点菜。
没想到杨月自己没种子，她就跑到大周家去要了些。大周可大方了，不但给了她蔬菜籽，还从自家猪圈旁边弄了些已经发酵好的纯天然猪粪肥料给她。老周还告诉杨月，用这些天然肥料，蔬菜才能长得好。
春天到，该撒籽儿了。大周，他亲自上手帮着杨月翻地、播种。杨月，为了答谢大周，就做了一顿超好吃的饭菜来照顾他。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就蹭蹭往上涨。
往后的日子，杨月就到地里干活去了。大周，忙完自己那点活，立马就主动去帮杨月干。杨月心里，感觉特别温暖。
杨月身边的知青朋友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杨月有个特别要好的女知青闺蜜还提醒她：“现在回城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整天饿着肚子干那么累的农活，嫁给当地的农村青年也是个不错的出路。大周这人老实忠厚，靠得住。”杨月听了点点头，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以前，温饱都是个大难题的时候，爱情那可太奢侈了。有个人陪着唠唠嗑，田里的活能搭把手，有个安稳又暖和的家，干完活回家能吃上热乎饭，这对在外地的女知青来说，就已经是特别好的待遇。
没过多久，大周的家人就知道他俩在谈恋爱了，大周的妈妈那叫一个高兴，嘴都笑得合不上了，还一个劲儿地催他俩赶紧把婚事办了。
杨月一提到婆婆，脸就微微泛红，这不明摆着婆婆特别疼她嘛。在老周母亲的催促下，杨月和老周把婚礼定在了当年秋天的10月初。这对小年轻商量着，结婚就简简单单的，只要有个热闹的氛围就好。
时间过得真快，眼瞅着好日子就快到了，杨月和大周到公社把结婚登记手续给办了。这对新人拿着盖了章的结婚证，喜气洋洋地回了家，就盼着杨月嫁过来了。
为了把杨月娶进门当新娘，大周家里合计着，结婚的礼数可以简单点，可招待方面绝不能含糊。老周他娘铁了心要摆上几桌，把两边关系近的亲戚、朋友都请来好好招待一番。最后周家一咬牙，决定“拼了”，家里养的鸡、鸭、猪之类的牲畜，能宰的就宰，能杀的就杀。
老周娘觉得这酒席不够丰盛。于是，她就撺掇儿子大周一块儿到公社再去买些酒席要用的食材或者用品，这样既能增添喜气，又能更好地答谢来随份子的亲朋好友。
到了公社之后，大周娘就逐个去问价格。南方的优质大米，一斤要0.23元，白面，一斤0.18元。她琢磨了半天，觉得还是买面蒸大馒头更合算。
大周娘寻思着，家里菜园子种的菜是不少，可拿出去不太好看，于是又去买了好些蔬菜，像黄瓜、西红柿、柿子椒之类的，满满装了好几大编筐。这些蔬菜的价格在0.05元到0.2元之间。最后，大周娘把公社里能买到的食材都问了个遍，可就只买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
大周冷不丁地记起来得买烟和酒。然后娘儿俩就这儿瞅瞅那儿问问的，挑了半天，最后一狠心，买了两条牡丹烟，红牡丹的4.9元一条，蓝牡丹的5.1元一条，还顺带买了5盒火柴，一盒就0.02元。凤酒2.5元一瓶，对平常老百姓来讲，这可算是好酒，一下子就买了10瓶。
就为了这场风风光光的婚礼酒席，大周和她娘仔仔细细地算了算一共花了多少钱。这一算，总共花了四十多，这可相当于普通工人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在农村，要是没班上，就指望着种地过活，哪能有这么多钱？对大周家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还好，大周的父亲在生产队里是个小领导。
于是，大周把这些事儿告诉杨月的时候，杨月震惊极了，她觉得周家人是真心喜欢自己，一想到自己就要做大周的新娘了，心里就特别高兴。
眨眼间就到了结婚的正日子。杨月讲到这儿的时候，脸变得更红了。就为了这一天，老周一家提前好几天就把酒席的桌数和每桌的菜都预算好了，得有好几桌酒席，每桌大概能有十来个菜，基本上都是鸡鸭肉。
提前在村里找了几个办红白喜事时经常能看到的人来当大厨。他们厨艺没什么特别的，就在露天架起柴锅炖这炖那，可那炖肉的香味老远就能把人馋得流口水。
正日子那天一大早，杨月就穿上了一件定做的的确良花上衣，下半身配着蓝色裤子，脚蹬一双黑色方口布鞋，胸前还戴着小红花，头上蒙着红盖头。新郎大周，他那身蓝色中山服还是从别人家借来的。
杨月和大周来自同一个村子，这样一来，好多老掉牙的结婚风俗就不用搞了，简单又不缺礼数。吉时一到，新媳妇杨月就被大家簇拥着进了周家大门。这时候，主婚人拿着一大袋水果糖，一把一把地往院子里撒，那些大人小孩都在院子里围着看，他们笑着弯下腰，在地上飞快地找糖。
这时候，主婚人带着一对新人，大声喊道：“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行完拜礼，新娘就由伴娘扶着进婚房了。
婚房布置得可喜庆了。大门两边贴着两个大大的喜字，窗户纸都是红的。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张四方的大桌子，桌上摆着个煤油灯，这煤油灯四周也糊了一层红纸。婚床是用一个大铺板搭起来的简易木床，床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两床新做的印着红牡丹大花的棉被，棉被的四个角还用红线串着花生缝在上头。
床头上方还贴着一个特别显眼的大红喜字。
新娘坐到床上后，新郎就挑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这时候，在院子外面抢糖果的大人和小孩都跟着进屋里了。小孩们伸手在床铺里找撒好的枣子、栗子，去摘棉被四个角挂着的花生。这是啥寓意？就是早生贵子。有些大人还专门把小男孩放到婚床上玩，就盼着新娘能生个男孩。
杨月讲，这么一套流程走下来，结婚礼数就算完成，接着，亲朋好友就开始吃酒席。各种炖肉前一天晚上就着手准备了，没一会儿好几桌菜就上齐了，来吃酒席的人肯定也不会空着手来。
杨月的知青朋友带着新买的暖水瓶、塑料梳子、镜子之类的小礼品来道喜。可别小瞧这些东西，现在看着是过时的玩意儿，可在70年代初的时候，那可全都是“宝贝”。
那时候，城里人结婚都开始讲求要有三大件，就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再加上一个收音机，这几个凑一块儿就叫做“三转一响”。可大周家穷得很，根本没钱买这些东西。不过，大周给杨月专门定做了一身结婚时候穿的衣服，就这么着，把杨月哄得特别高兴。
幸福的日子总是溜得飞快，眨眼就过了晌午。酒喝得差不多了，老少爷们儿脸上都红扑扑的，晃悠着身子往家走，女人们也带着孩子陆续离开了。
天黑下来了，大周娘亲手把婚房里大四方桌子上的煤油灯给点亮了，那微弱的光线穿过红红的纸，在屋子里头蔓延开去。杨月瞧着煤油灯，眼睛害羞地悄悄瞅了大周一眼，大周抿嘴乐了一下，跟着就把煤油灯给吹灭了。
杨月把那场婚礼讲完之后，双手不由自主地在泛红的脸颊上摸了摸，幸福的笑容又在脸上绽放开来。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婚礼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可礼金却变成了大得吓人的“天文”数字。所以国家不但倡导简化婚礼，别搞奢华攀比那一套，还提倡少要彩礼，建立健康文明的好礼数。
现在，一场酒席花个十几万都稀松平常了，都数不清这比以前翻了多少倍。咱们从一场场婚礼酒席的变化里，就能瞧出咱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华民族节俭的好传统可不能扔，家要是强了，国也就强了，咱们得从自己做起，为中华民族的强国大业出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