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时，《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度引起社会热议，标题是《张铁生从“白卷英雄”到亿万富翁》，以详实的笔触真实还原了他的复杂人生。今天，文史不假带您回顾历史，讲述张铁生如何由“白卷英雄”转变成“服刑罪犯”再转变成“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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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终于成立了。随后，人民政府在物质基础极端匮乏和国际局势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经济建设，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

为了迅速培养各类人才，毛主席一面要求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加快教育改革，一面批准旧式高等院校继续招生。教育改革方面，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外，还大幅增加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在“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下，加快高等院校的调整，优先发展事关工业化建设的专业。

教育部成立于1949年11月，由著名的民主人士马叙伦先生担任部长，下设有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点关注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12月23日召开，对各项工作都进行了初步安排。

具体到高等教育工作，教育部针对性地提出了“暂维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少数院校试行联合招生，其余高校仍然沿袭旧制单独招生，尽量避免出现人才的断层。

在这种背景下，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开始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和步子都不算大。

195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第一份关于高校招生的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了高校种类、考试科目、报考资格、录取条件和招考日期等事项。同时，允许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这六大行政区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对，如统一招考确有困难时也可单独招生。

到了1952年6月，随着《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规定》正式出台，各高校招生基本采用了全国统一考试的形式。而且，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和协调，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

对于教育改革，毛主席特别关注，尤其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等方面。1952年6月，他在给周总理的信中明确批复:

涉及干部子弟的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争战乱，国内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接受过高中教育的青年寥寥无几。于是，全国符合招考条件的考生仅有5.9万人，他们在1952年8月15日参加了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高等院校招生考试，“高考”这个词语才终于出现。

当年，考试科目共有八门，分别是国文、数学、化学、史地、物理、政治、生物、外语。最终，5.32万名考生被各类院校录取接受高等教育，录取率竟然高达90%，可见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程度。

进入60年代初，高考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个年头，先后培养出了一百万名大学生充入各行各业。为了进行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教育部统计了这些毕业生的去向，遗憾地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男女比例、年龄分布、区域差异、就业选择等。

在发现的问题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受教育人群的分布不均。其中，有80%以上的毕业生都是原先旧官僚、资本家和地主家后代，而工农兵出身的大学生却凤毛麟角。而且，这些毕业生大都选择留在了条件较好的城市，很少有人真正深入到国家建设的第一线。

1966年4月，为了解决教育改革和高考工作中的诸多问题，教育部专门召开了高等院校座谈会，共有36个单位参加。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已经非常严重，使得这次会议变成了控诉会和批判会，将取得的成绩无限缩小，将出现的问题无限扩大。

同年6月，《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则消息，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全体师生联名致信毛主席，发出了废除高考的倡议。受此直接影响，教育部决定将现行的高等教育招生工作暂时停止。

随着高考招生被停止，随着高等教育被限制，许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都遭到了无理批判，甚至还被污蔑为“牛鬼蛇神”。意识到问题太过严重，毛主席在1968年7月发出“最高指示”:

大学教育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在“最高指示”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允许复出工作，一部分高等院校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不过，高考并没有被立即恢复，仍然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中”，仍然遭到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恢复高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求重视文化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拥有两年以上的工农实践经验，提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法。

　　谁知，1973年这次十年动乱中唯一进行的高考，竟然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戛然而止。这个意外事件，就是“张铁生白卷事件”，严重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张铁生出生于1950年，是辽宁省兴城人，1968年10月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作为一名知青，他起初对于农活完全就是一窍不通，只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和虚无的理想参加劳动。

凭借着吃苦耐劳，凭借着聪明伶俐，凭借着高中学历，张铁生很快就在农村插队点站稳了脚跟。而且，他的口才很好，为人也热情，逐渐成为了知青点的积极分子，还被社员们推举成为第四生产队队长。

到1973年时，张铁生已经在枣山大队待了五年的时间，从青涩的学生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在接到高考招生的消息后，他被县里以优秀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推荐，获得了参加考试的资格。

面对语文和数学的试卷，张铁生虽然答题过程非常艰难，但还是中规中矩地尽力完成。等到考理化时，他就彻底懵圈找不着北，茫然不知地完成了三个小题后就停下笔来，再看后面的试题完全不会。

想到这些年来的遭遇，想到这次难得的机会，张铁生的内心五味杂陈。如果不能考入大学，就只能继续回村务农，继续那种平淡无奇而又索然无味的生活。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张铁生决心“毕其功于一役”，在试卷的背面写下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其中，他历数了自己的插队经历，历数了自己所取得的荣誉，指出考试复习的时间正是生产队最繁忙的时节，自己每天都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随后，他又称其他考生都是“不务正业和逍遥浪荡的书呆子”，高考已经被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写完这封信后，张铁生交卷走出了考场，怀着迷茫和怅然回到了插队点，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他完全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结局。

等到成绩公布时，张铁生的心情十分平静，落榜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果然，他的语文成绩38分，数学成绩61分，理化成绩只有6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万万没想到，意外来了，而且来得惊天动地！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突然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张铁生在试卷背后的写信内容。紧接着，《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权威官媒也纷纷转载，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在某些势力指示下，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破格录取了这位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入学不久，他竟然被推选为第四届人大常委，简直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在“四人帮”的推波助澜下，张铁生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很多人都支持他“零分有理”和“白卷无罪”的行径。不过，一些反对声音也逐渐显现出来，批评他的信件也是络绎不绝，认为这是在投机取巧和浑水摸鱼。

无论如何，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使得高考招生工作严重受阻，教育又一次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角斗场”和“主战场”。一时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考教授”之风，不明事理的学生故意拿出偏题怪题去突击考察大学教授。例如，北京市组织610多名正、副教授参加考试，只有53人及格，其余500多名都不及格。

1975年8月，张铁生尚未大学毕业就被任命为铁岭农学院的副书记，从此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想和行为越来越激进。从此以后，他彻底走弯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越偏越远。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都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集团却加紧了篡权权力的步伐，直到10月6日才被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一举粉碎。

受此影响，张铁生也迅速受到了波及，被“四人帮”树为典型的他因为“白卷事件”而被有关部门认定破坏教育事业。之后，他在女友董礼平的面前被司法机关带走接受调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1977年1月，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借此悼念机会纷纷表达对于粉碎阴谋集团的喜悦之情。期间，除了表达希望为“四五事件”平反外，还希望小平同志能够早日复出参加工作。

同年2月3日，邓公从301医院做完手术后出院，住进了军委第25号楼。当时，虽然组织上还没有恢复他的工作，但关于他的很多限制都已经取消，甚至可以参阅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文件。

几个月后，随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同志正式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与此同时，会议也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同意他立即复出参加工作，继续担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

除去军职外，邓公在副总理的岗位上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当时，在经历十年浩劫后，国家的科教事业已经是满目疮痍和一落千丈，各类人才短缺和断层比比皆是，形势十分的严峻。

为了迅速提升教育的地位，邓公开始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积极为知识分子恢复荣誉，积极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重申“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同时指出，把中国发展起来必须重视人才，必须依靠人才。

人才，人才在哪里？由于大学招生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国家缺少了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这成为他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1977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晋祠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必须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不过，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消极影响，这次座谈会太过“谨小慎微”，很多问题都是泛泛而谈，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

对于这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邓公原本寄予厚望，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会看得更远一些才对。面对这种不疼不痒的结果，他显然是失望的。于是，开始在大会小会中都提出“要敢想敢讲和实事求是”，鼓励他们要做好大学招生这个百年大计的工作。

为了继续鼓劲，邓公在同年的8月4日亲自组织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国内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期间，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第一次大胆提出“恢复高考招生，真才实学上大学”的口号，堪称“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

查全性是著名的电化学家，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并担任化学系主任。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矜矜业业潜心研究，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对科研的破坏，对当时的科研人才断层现象触目惊心。

为了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一系列的相关工作都开始铺开。同时，对张铁生这个典型事例的审判工作也加快了速度。最终，检察机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而他却坚称自己无罪:

我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在这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就算是犯了错，那也是可以宽容谅解的。

1977年8月，邓公将教育部报送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报告”转呈主要领导阅示，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支持。随即，办公厅将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和考试政策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地。

同年11月28日，全国各地约有570多万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了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其中，有27.3万人被最终录取，从此开始谱写人生的新篇章，就如德国诗人海涅说的那样:“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是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

1983年3月，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宣判，张铁生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自1976年关押之日算起。他不服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终被驳回并且维持原判。

由于曾在大学期间学习过畜牧业，张铁生自然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因此，他在监狱主动照顾其他的服刑人员，以实际行动为曾经的错误而忏悔。

1989年，张铁生被转监到辽宁凌源监狱关押，继续担任监区医生兼护理师，还考取了省级乡村医师的资质。到了1991年10月16日，他终于服刑期满走出了监狱大门，开始重新规划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在张铁生服刑期间，女友董礼平一直都在守候，这份浓浓的情意令人动容。出狱后，二人在兴城县天鹅饭店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组建了幸福家庭。

为了肩负起养家的重任，张铁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由于身份特殊而屡屡碰壁，直到遇见金卫东才进入辽河饲料公司工作。凭借掌握的专业知识，依靠对畜牧业的敏锐嗅觉，他与人合伙创立了天地饲料公司。

由于资金有限，加之市场竞争激烈，这家小公司发展举步维艰，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风险。到了1995年6月，由金卫东创建的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天地饲料公司合并，张铁生以10%的股份形式进入新公司。

随着禾丰股份在上交所正式发行，股票代码603609，业务范围涵盖了饲料生产、原料收购、肉禽产业和生猪养殖，之后又涉足了肉类加工、宠物诊疗和智能养殖等，规模继续扩大，甚至在多个国家建成海外工厂。如今，张铁生仍然以4800多万股的持股数位列大股东，个人财富达到数亿元。

面对事业的成功，张铁生显得非常淡然。在与老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多次表示将会把资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女儿，一部分则成立爱心基金以回馈社会。

文史不假认为，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现代的高考制度，本质上都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既然是手段，自然就有偏差，做不到绝对公平。

尽管存在着缺陷，但高考依然是中国目前最公平和最公正的遴选方式，也是跨越阶层最透明和最有效的通道。基本上，它可以做到不看脸和不看爹，就看你的试卷成绩和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