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首《红梅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和历久不衰的经典红色歌曲，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961年12月，著名作家罗广斌和杨益言根据自己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创作完成了一部长篇历史革命小说《红岩》。该书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且被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历史与精神。
《红岩》刻画了一批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比如舍弃富贵和追求信仰的刘思扬、大义凛然和舍生忘死的许云峰、临危不惧和机智沉着的成岗、深谋远虑和卧薪尝胆的华子良……。其中，塑造最成功和最难忘的，无疑是外表柔弱和内心坚强的“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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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习主席视察重庆时专门讲到了《红岩》，专门提到了江姐，甚至还朗诵了当年难友们赞颂她的诗:
你是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战斗吧！
永远朝着东方，
永远朝着党！
“江姐”真名江竹筠，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江上林眼高手低，厌恶劳作而又没有本事，长年在外漂荡，所有家庭重担都落在母亲李舜华的身上。
在江竹筠8岁的时候，四川自贡一带遭遇了罕见的旱灾，母亲李舜华只得带着她和弟弟江正榜前往重庆投奔舅舅。李义铭内心瞧不起她们，不仅时常辱骂，而且还像佣人一样使唤。
不愿意子女被人凌辱，倔强的李舜华主动搬离兄长家，依靠着做针线和洗衣服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这时，父亲江上林总算在船上找到了工作，每月都会寄来一些钱贴补家用，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
为了不再让子女们受穷受苦，母亲省吃俭用攒够了学费，那年江竹筠10岁，而江正榜只有8岁。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半年的时间，父亲江上林就又失业了，心灰意冷的他赌气返回老家，不久就在贫困交加中病逝。
江上林过世后，李舜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已经力不从心，再也无力供他们读书。为了弟弟，懂事的江竹筠主动放弃学习机会，跟随着母亲一起进袜厂做女工。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江竹筠身形比同龄人矮小了许多，但还是被老板录用了，因为便宜！由于身高够不着制袜机器，厂里专门提供了一个高脚凳垫在脚下。
从此开始，这个12岁的孩子和母亲日复一日从事着繁重劳动，稍有不慎就会受到皮鞭抽打。谁知，最先累倒的竟然是李舜华，全家只剩下江竹筠独自赚钱，经常都是饥一顿饱一顿。
得知境况后，舅舅李义铭稍稍开始良心发现，除了偶尔接济一下妹妹李舜华，还把外甥江竹筠安排到了孤儿院的小学免费读书。从此开始，她有机会接触到新知识，接触到共产主义，那年是1932年。
刚入学时，江竹筠就读初小四册，因为成绩特别优异竟然连跳三级，让全校师生都对这个瘦弱的女孩刮目相看。期间，遇到了足以影响自己命运的国文老师丁尧夫，此人经常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少年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丁尧夫的言传身教下，江竹筠逐渐认识到只靠读书是无法救国图存的，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无限向往。不久，丁老师竟然因为宣传革命遭到当局逮捕，少年在悲愤之余才得知对方就是地下党成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1936年秋，江竹筠顺利考入南岸中学，当时的国内外时局都已经动荡起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占据东北后又向华北逼近，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执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放任民族矛盾不管却执着于阶级矛盾，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声讨。
面对抗日救亡的浪潮，江竹筠与她的同学们积极参与其中，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她加深了对我们党的认识，在政治觉悟提高的同时，革命意志也逐渐坚定起来。
1939年春，江竹筠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很快就成为了学校的积极分子。当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国土面积迅速沦丧。同年，她经同班同学戴克宇介绍正式加入组织，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人。解放后，作为入党介绍人的戴克宇这样评价:
江竹筠是党的好女儿。她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担任了什么职务，而在于她对信仰的忠诚。
1940年秋，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开始以学生和职员等身份作为掩护，秘密投身于革命工作。“皖南事变”后，敌人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借机向我们发难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1941年7月，江竹筠从中华职校毕业，被分配到宋庆龄领导的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始终都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1943年5月，她接到了组织委派的一项艰巨而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与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以协助对方长期开展地下工作。
当时，彭咏梧的公开身份是重庆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与原配妻子“幺姐”早已经失联多年。为了便于工作，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选中江竹筠来假扮妻子。
“假扮夫妻”是地下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并不少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年仅23岁的江竹筠立即“走马上任”，与彭咏梧在重庆组建了“家庭”。
生活中，江竹筠把“丈夫”彭咏梧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将他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就连母亲李舜华也被蒙在鼓里。工作中，彭咏梧是一个政治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好领导、好同志，经常鼓励她不能松懈。在“夫妻二人”共同努力下，出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1944年初，江竹筠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竟然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为了安全起见，组织迅速将她转移到了成都居住，之后通过自己努力复习考入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系学习。
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江竹筠与彭咏梧逐渐相知相爱，在1945年被组织批准正式结婚。婚后第二年，她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托付给丈夫前妻“幺姐”照料后，继续投身于革命浪潮。
1947年9月，我们组织决定将川东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深入敌人薄弱地区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积极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之后，彭咏梧担任临委委员直接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则作为联络员一同前往。
1948年1月，彭咏梧在作战中不幸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有意制造白色恐怖。惊闻噩耗，江竹筠强忍着巨大悲痛继续工作，决心在丈夫倒下的地方继承遗志。
1948年6月，随着冉益智和涂孝文等人相继叛变，整个川东地下组织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江竹筠、雷震、李青林、黄玉清等同志先后被捕，关押在了渣滓洞集中营。这里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凌云路歌乐山麓，距离白公馆看守所不远，因出产的煤炭渣多煤少而得名“渣滓洞”。
得知江竹筠是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妻子，敌人对她格外关注，希望从中获取川东地区游击队的重要情报。作为重庆行辕二处的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面“感化”她，却碰了一鼻子灰。恼怒之下，下令搬来老虎凳、铁吊索、水葫芦、电刑器和火背兜等刑具，依然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被架回牢房的江竹筠早已经没了人样，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就连十个手指头都被扎得血肉模糊。难友们钦佩她坚贞不屈，纷纷表示慰问和敬意，蔡梦慰写下了《黑牢诗篇》: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
用刺刀来剖腹吧，
挖得出来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
此后的一个多月，江竹筠又遭受了多次的严刑拷打，但始终严守组织的机密。在她的影响下，渣滓洞内竟然弥漫着一种乐观气息，大家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期待和迎候革命胜利。
长期的牢狱生活，使得大家早已习惯了吃糠咽菜和严刑拷打，但思想空虚却是难以忍受的。在江竹筠的鼓励下，通过难友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背诵，硬是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默写下来，悄悄在各个监舍中传递，空前增强了凝聚力。
除了坚持学习外，难友们相约一起锻炼身体，每次放风的时间便成为了运动时刻。看得出来，所有人都在为迎接明天的光明而不断努力，谁也没有松懈。
到了1949年，尤其是“北平和谈”失败后，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不断传来。即便身处狱中，江竹筠等难友们也察觉到光明即将来临，而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恐怖，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展开最后的屠杀。8月26日，她用吃饭偷藏的筷子磨成竹签做笔，向彭咏梧前妻的弟弟谭竹安留下遗书: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交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而彼时的重庆还没有解放。当消息传到白公馆和渣滓洞，难友们终于沸腾了，大家决定绣一面红旗来庆祝胜利。当时，他们只有一床绣花被面，就用黄色的草纸剪成五角星贴在上面，秘密在狱中传递。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梳好自己的头发，穿上了被捕时的那件蓝布旗袍和红色绒线衣，从容走向歌乐山刑场，年仅29岁。半个月后，人民军队解放重庆，罗广斌和杨益言等人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脱险的罗广斌和杨益言等人极力宣传渣滓洞烈士和白公馆烈士，在学校，在农村，在街道，在工厂……，以这种方式纪念自己牺牲的战友们。据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回忆:
我们结婚后，几乎天天晚上家里都是他的战友、领导，有的一来就关起门在里面谈事情，总得几个小时。
1958年，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在《红旗飘飘》杂志发表，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第二年，他们又推出了篇幅更长和情节更细的《在烈火中永生》，印刷数量超过百万册。
这本书的创作和出版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就连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也联系罗广斌和杨益言，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无数次的改编和修订后，经重庆市相关领导拍板，决定使用“红岩”作为书名正式出版，成功塑造了以“江姐”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人。
1964年10月1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共同观看了根据《红岩》改编的舞台剧“江姐”，演出结束后还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在接见时，伟人这样表示:
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我看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
从1962年6月开始，《中国青年报》增设了“红岩精神礼赞专栏”，第一次以“红岩精神”作为独立单元大幅宣传。同时，社会各界也掀起了学习的浪潮，使得江竹筠、许云峰和华子良等人成为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作为江竹筠唯一的儿子，彭云在母亲牺牲后由父亲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抚养。顶着“江姐”的光环，他从小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照顾，而本人也丝毫没有辱没父母亲的英名。
1965年，彭云以四川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这里开启了大学生涯。期间，他与杨开慧的表侄女易小冶坠入爱河并且走入婚姻殿堂，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谁曾想到，江竹筠和杨开慧这两位女烈士在牺牲几十年后，会因为后人的婚姻而联系在一起。
在沈阳工作期间，彭云非常刻苦，和一线工人们打成一片，从不因为自己的“红二代身份”和“大学生身份”而骄傲。不过，他逐渐发现自己更加喜欢也更加擅长科研领域，这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到了1977年，随着我国正式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彭云开始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紧张复习，成功考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之后，他获得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美国的资格，先后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87年，学成归国的彭云被安排到中科院软件所从事研究工作，因为一篇有关人工智能的论文再度前往美国。后来，他一直留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任教，而妻子易小冶则在美国一家研究所工作。
彭云
在美国扎根后，彭云夫妇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作为英雄的后人，作为“江姐”的独子，许多人都对他定居异国表示不理解。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年轻时候，一心想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做贡献，可总有一些因素阻在中间。后来，发现自己已经老了，不中用了！
2008年，彭云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国为母亲扫墓，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热烈欢迎。对于母亲的遗愿，他没有回避，在沉思良久后这样表示:
母亲应该是希望我留在国内发展的，但对于我留在国外的选择，她应该也不会责怪，不过遗憾还是有的。
我们不应该用道德约束或者绑架任何人，作为烈士和英雄的后代也是人，也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不过，对于先辈们流血牺牲而建立的国家，对于培养自己学习成才的国家，似乎不能缺失一种感恩和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