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中美两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拜登执政四年导致双边关系陷入低谷，重新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会改善两国关系吗？我们该如何看待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
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发生过太多的纠葛和恩怨，最终在1979年才实现建交。平心而论，这其中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努力，尤其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伟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是坚决的对抗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可以说，我们经常称呼苏联为“大哥”，而称呼美国为“美帝”，亲疏远近关系一目了然。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其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突发脑溢血病逝，暂时出现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三人集体领导，俗称“三驾马车”。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赫氏先后击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后掌握最高权力。
1956年2月，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突然作了一篇长达五个小时的“秘密报告”。为了稳固权力，他以史无前例的口吻痛批了过世的斯大林，使得全世界都惊愕不已。
赫鲁晓夫还贸然提出了“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的口号，俗称“三和主义路线”，完全颠覆了斯大林时期的主流思想。同时，他还对马列主义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修改，大幅呈现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趋势，令社会主义阵营不知所措。
为了应对这次犹如核弹爆炸般的突发事件，毛主席立即召开内部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所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中，他这样指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方面；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为之震动。揭了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并非没有错误，各国各党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办事，不要再继续迷信了。捅了娄子，是指他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各党没有思想准备，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联内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批判斯大林的种种过往，甚至还有捏造和虚构的成分。但是，中国却没有盲从，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主张。
毛主席虽然批评过斯大林的种种错误，有些用词还相当直接和尖锐。但是，他却不同意将对方的历史功绩都一笔勾销，更不同意“一棒打死”，而是主张“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客观评价。
由于中国不盲从，由于毛主席“不配合”，赫鲁晓夫从此开始耿耿于怀，甚至还在一些方面有意刁难。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这样做显得毫无胸襟可言。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竟然搞“突然袭击”，毫无征兆地提出要在中国境内兴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此事关乎国家主权，而且事先从未提及过，自然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对此，伟人还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们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撕毁合约，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还开始分批撤走援华专家。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号召全民克服困难，拒绝任何人“卡脖子”。
1959年8月底，印度突然派兵入侵我国马及墩寺，尼赫鲁蓄意挑起了边境冲突，导致中印两国的边境局势恶化，史称“朗久事件”。对于如此明显的挑衅，作为同盟国的苏联竟然含糊不清，只在公开声明中表示遗憾而已。
与此同时，中国两国关系却出现了松动迹象。1959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报告”，其中这样指出:
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但大部分迹象表明，这是近代以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
195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联大通过决议同意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讨论议程。以此为标志，被美国长年搁置和阻挠的“关于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终于提上议案。
1960年2月，赫鲁晓夫不顾中国反对执意访问印度，还在反帝和裁军等多个方面盛赞尼赫鲁，此举无异于公开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公开承认了中苏分歧。之后，苏联加大了援助印度的力度，包括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赫鲁晓夫对内大批斯大林，对外大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暗批中国。到了闭幕前夕，一位代表竟然语出惊人，提议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迁出。
在场的众多代表全都面面相觑，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还是获得了通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行动被列为最高机密，由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在深夜时秘密完成。
这种反攻倒算和挫骨扬灰的举动，极大地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于是，在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开始全面论战，《人民日报》和《红旗》相继刊发了多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
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他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中抹去。
在此背景下，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甚至还在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引起局部的边境冲突。以此为标志，两国彻底撕破脸皮，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积极备战。
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美关系反而有所好转，正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在冷战格局下，随着苏联的持续压迫和扩张，美国逐渐处于了守势地位。看到中苏关系持续走低，白宫方面也开始转变之前的态度，希望拉拢中国从而扭转自己的不利态势。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后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我国政府传话，表现出缓和两国关系的迫切希望。对此橄榄枝，毛主席和周总理也进行了积极回应，开始进行初步的接触。
1971年初，日本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诚邀中国方面能够派出代表团参加。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很多人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直到毛主席亲自批示:
我国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当然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夺得全部七项比赛中的四项冠军，分别是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双和男子团体。另外，还获得了女子团体和男子双打的两项亚军，因为庄则栋中途退赛才错失了男单金牌。
场上比赛精彩纷呈，场下接触惊喜连连！
由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错登上中国队的大巴，他与庄则栋意外结识，还互送礼物作为留念。以此为契机，我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正式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对此，美联社这样报道:
20年多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中断的对话中，最有意义步骤竟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
这一次“乒乓外交”尽显智慧，迅速产生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小球博大球”的目的。据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乒乓外交前，大多美国民众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乒乓外交后，有45%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只有38%的民众继续反对，其余则不置可否。
1971年4月，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不久，周总理就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传递口信。他表示，北京愿意接待总统本人或者特使前来，就中美关系展开高层接触。
同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在参加宴会时突然表示腹部疼痛，从而在叶海亚·汗的建议下卧床休息。事后得知，这其实是二人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公众的视线。
7月9日午时，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秘密开启了自己的中国之行。期间，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都坦率表达了各自看法和意见，为日后的尼克松亲自访华铺平了道路。
基辛格实现成功访华，中美高层就政治互信达成初步共识。尤其是，双方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日趋相似或者相近，拒《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记载::
对于中国人就美苏勾结的疑虑，我不那么担心，显示我们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种本钱。我倒认为，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国联系有好处的机会。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夫人乘坐“空军一号”飞抵北京，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破冰之旅。刚下飞机，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欢迎自己的周总理伸出了手，还激动地表示:
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当天午宴后，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书房，准备与这位传奇人物会面。原以为，他的书房应该富丽堂皇才对，最起码也应该宽敞明亮，可看到的却是狭小的空间和破旧的陈设，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当时，毛主席的身边已经大不如前，在张玉凤的搀扶下才站了起来握手。随后，两位领导人开始会谈，原本15分钟的时间安排硬是延长到了1个小时。
第二天开始，周恩来与尼克松展开了数轮正式会谈，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到了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两国关系解冻。
回顾美国历史，在任总统从来没有访问过尚未建交的国家，尼克松无疑开创了先例。不过，正当全世界都期待中美两国更进一步时，意外却发生了！
随着“水门事件”曝光，刚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被迫在1974年8月8日黯然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因丑闻辞职的总统。之后，由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成为美国的第38任总统。
上任之初，福特就公开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不会改变，仍然会遵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1975年12月1日，他接受我国邀请访问了北京，还受到毛主席和邓公的亲切接见。
在福特访华期间，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邓公先后与他举行三轮会谈，就国际形势、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等问题达成多项共识。不过，在深层次的问题上却没有太大进展，更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实现建交。
福特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因为赦免尼克松而引起的巨大争议，还在诸多内政上面临挑战。尤其是，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就业压力都非常突出。而且，作为一个继任的过渡者，既没有田中角荣的果敢，又没有尼克松的胆略。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注定了福特必须优先处理国内问题，在国际问题上必定着墨不多。尤其是，面对最敏感和最复杂的中美关系，他总是显得顾虑重重和举步不前，导致迅速发展的中美关系停滞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整个国家都陷入无线悲痛之中。到了10月份，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的果断行动下，某些阴谋集团被隔离审查，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取代福特入主白宫，从而成为美国的第39任总统。上台之初，他并没有把中美关系置于突出位置，直到在美苏关系改善无望的情况下才想到改善中美关系。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就这样，邓公以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复出开始工作。
邓公非常重视外交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更是被视为重中之重。复出工作不久，他就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万斯，积极讨论如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如何实现两国建立。他在会谈中指出:
两国之间存在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刚才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
1978年5月20日，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乘机抵达北京，为可能出现的高层互访铺路。不过，他对于中方的态度并没有把握，据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回忆:
我们都在猜测谁来迎接，如果是外交部长的话，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
当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到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在受到华主席的接见后，他开始与邓公举行实质性会谈，最终在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为双方建交扫除了最大障碍。
1978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进行具体谈判，建交工作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为了提醒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要犯错，邓公再次提出:
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出售武器，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国锋主席和卡特总统同时代表各自国家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公报约定，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元旦，邓公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在讲话中，他这样指出: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
1979年1月底，邓公决定接受卡特总统邀请出访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加深刚刚建立的外交关系。而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因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引起的区域动荡局势，准备与美国交换意见，暗示我方将以果断的行动“教训”越南，间接打击苏联的扩张之势。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邓公的美国之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开放和友好的姿态。
1979年2月2日晚，邓公前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骑术表演场观看，还与美国民众进行了亲密接触。当骑手策马走近并把乳白色的骑士帽递出时，他立即就戴在了头上，还频频挥动骑士帽向人群致意。
第二天，邓公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媒体传遍了全世界，颠覆了世人心中的中国人形象。此后，他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还被《时代》评为了全球风云人物。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公对美国进行了长达九天的正式访问，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重大事件。期间，两国签署了一揽子的合作计划，对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成功推动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出现大幅攀升，选举连任之路似乎是一片坦途。谁曾想到，一场“伊朗人质事件”彻底改变了大选结果。
在事件发生前，卡特的支持率始终领先于里根，而且是两位数的大幅领先。不过，一连串糟糕的外交表现和军事行动，最终使他被对手反超并且落选，充满遗憾地离开了白宫。
虽然说，卡特仅仅完成了一个总统任期，成为战后为数不多的“一任总统”。但是，因为“中美建交”而被载入史册，至今都被中美两国人民纪念。在2009年，他在参加两国建交30周年庆典时这样表示:
与中国建交是我作为美国总统做出的最正确、最英明决定。
众所周知，现如今的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端。我们从不奢望每位美国总统都能像尼克松或者卡特那样远见卓识，但也不要都像拜登这样鼠目寸光。
很多人都说，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是反华政客，只不过前者是“联俄反华”，而后者是“抑俄反华”。未来中美关系如何走向，我们静待特朗普登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