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节，我们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响应县革委会的号召，在农村集体过春节。尽管这个春节大家过得很愉快，但思亲之情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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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的前几天，生产队里的青年人就开始活跃起来。陈有余等几个青年男女精心组织着秧歌队、高跷队进行训练。这里的习惯，每年正月十五这天，各生产队的秧歌队和高跷队要相互比赛的。扭秧歌、踩高跷这些事情我们知青不会，只能看热闹。

青年社员陈有余却比我小一点，他天天踩着高跷向我们显摆，鼓动我们也参加练习。我们几个知青谁也不肯练，陈有余就找了一对矮一点的高跷鼓动我尝试。我跑到队部场院，在地上扔了几捆稻草，尝试着踩高跷。我只比量了一会，摔了几跤之后，我说什么也不练习了。

十五这天，队里放假。上午，我们九个知青一起包饺子。忙乎着过节的事情。房东的大儿子宋选普进到我们屋里，看到我们正忙着，他对我说：“老三，今天你们可得小心点，别让人家给你们抹成花脸。”

当时，我们九个知青按年龄排行，我最小，在三个男生中排第三位，被大家称为老三。

我不解地问道：“谁给我们抹花脸？”

其他几个同学听了我们的谈话之后，急忙问道：“怎么，这个地方有什么说道吗？”

宋选普笑着说：“今天晚上我们这里要闹一宿，很多人今天晚上都会准备一个萝卜头，抹上油，蹭上锅底灰，见到人就往脸上抹。抹得越多，运气越好，不管抹多少，都不带急眼的。”

听了这话，大家急忙问：“能有人抹我们吗？”

宋选普说：“我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事，老多人惦记了。有些小伙子已经盯上你们女知青了，还有的姑娘也给你们几个男知青准备了彩头。”

我们虽然下乡时间并不长，与生产队里的青年人大都成了好朋友。由于年龄相近，当地的青年男女社员看上我们知青也是正常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青能否接受他们，还没有人正式向我们表示情感。

得到了有人要给我们抹花脸的消息，我们决定今天晚上集体作战，防止被人偷袭。为了害怕吃亏，大家都把新衣服换下来，穿上平时干活的衣服。大冬天的，一旦抹上了灰和油没法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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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下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杆子上高高地挂起了大灯笼，这时我们才明白，很多人家门前都有高高的木头杆子，原来这是为了正月挂灯笼用的。有的人家从十五点灯以后，一直会点到正月结束。当山村里家家都点起灯笼的时候，整个山村的上空一片红光。红红的灯笼里的蜡烛火光跳动着，散射出来的红光也是跳动着，给人一种心动的感觉。

我走到院落门口，向四周望去。皎洁的月光轻轻地笼罩在山村上，茅草房屋、树木、山峦都披着一层银光，显得一切都在朦胧之中。远处的山坡上有着星星般的灯火，给人一种幽秘的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当地的人们给先祖坟墓上送灯的灯火。尽管文革破四旧，破除迷信，但传统习俗正月十五向先人送灯，请先人回家过节的习俗是无法破除的。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生前死后都要敬孝先人的传统美德，这种文化继承的生命力是极其强大的。

村里传来了一阵阵鞭炮声。除夕人们放鞭炮，正月十五也放鞭炮，这个习俗到处都差不多。吃过晚饭和元宵之后，我们九个知青正在屋里说笑的时候，放哨的曲爱荣说“来人了。”

大家立刻紧张起来，院子里进来几个平时比较调皮的青年男女，他们都把手背在后面，显然是来找我们下手的。

发现敌情以后，我们几个人立刻作好了迎战的准备，把我们事先准备的油萝卜也拿了出来，既然有人打我们的主意，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得让他们的脸上变花。说话间，战斗就开始了。女社员刘昌玲笑嗬嗬地凑到我跟前，说：“老三，今天晚上你们吃得什么好嚼咕（东西）啊？”

这种麻痹战术确实奏效，因为我对青年女社员平时很少亲近，所以，这个刘昌玲往我跟前一凑，我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谁知，她却手疾眼快地把身后的油萝卜举起来，“唰”地一下，在我的脸上蹭了一下。

我的脸皮稍微一疼，本能地用手摸去，感觉脸上油腻得很，把手指伸到眼前一看，手指都是黑的。我这才反映过来，急忙反击。可是刘昌玲却躲开了。很快，我们双方就战成了一团。虽然我们事先有了准备，毕竟身体素质不如这些长年劳动的青年男女，不大一会我们就败下阵来，一个个脸上带花。不过，我们也让来袭者带花而去，最终结果基本平局。

夜越来越深，村子里终于安静下来。九个知青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由地都乐了。因为，谁也没有逃过去，大家都成了京剧演员，全是大花脸。

我们三个男生告别了六名女生，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洗漱、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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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我们在遥远的山村，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乐。（感谢知青情缘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陈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