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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中留不住的是青春年华和美好时光，似乎就在转眼间，我已从一个花季少女成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回忆起当年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岁月，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房东家的那个小妹。这辈子，我什么事情都能忘，唯独房东家的那个小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69年3月中旬，就在我准备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在市委工作的爸爸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被停职反省，接受组织调查。下乡插队的日期已经确定，我只好含泪告别父母，背起行囊，和同学一起在彭浦车站乘车离开家乡，开启了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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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我们上海知青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的郭家沟大队，我们七名同学（五名男生两名女生）被分派在郭家沟五队插队落户，五名男知青住在了队部的一间破房子里，我和张秀茹两名女生住在了郭队长的弟弟郭应田大叔家，和郭应田的女儿郭荣荣住在一间房子里。
郭应田大叔当年不到四十岁，他家四口人，两个孩子，大的是小子，叫郭荣亮，当年十八岁。小的是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郭荣荣，郭荣荣当年十四岁，刚小学毕业。郭应田家有三间正房，还有两间厢房，他家的生活条件算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全生产队住房最多的一户。
郭家沟大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山村，有旱田还有水田，那里的环境倒是不错，只是耕地不多，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
我和张秀茹在郭大叔家借住，也和他家一起搭伙吃饭，郭队长直接把我俩的口粮送到了郭大叔家，他还送来了一些萝卜土豆，并承诺我俩，有什么困难就跟他说，队里尽量帮我们解决。
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我们也就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遵义地区的4月正是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最苦最累的是往山坡地挑粪准备春耕。第一天往山上挑粪，我和张秀茹差点没累哭，挑着五六十斤重的两筐土杂肥，在崎岖的山路行走，不小心就会跌倒摔跟头。那种苦累，真得很难用语言表达。
那天下午收工回到家，我和张秀茹进屋就躺在了床上，连饭也不想吃了。郭大婶和郭荣荣好不容易才把我俩叫起来，问我俩是累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张秀茹说肩膀疼，脚底板也疼，浑身哪都不舒服。郭大婶看了看我红肿的肩膀，很心疼地说：“你俩快吃饭，等吃完饭，我给你俩缝个棉垫子，挑粪的时候垫在肩膀上，就不硌肩膀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准备上工的时候，蓉蓉妹妹把大婶子连夜缝好的两个棉垫肩戴在了我俩的肩膀上，还嘱咐我俩干活要小心，别磕着碰着了。
我俩挑着篮子（用荆条编的筐，有提系）来到牛棚后面的场院时，郭队长笑着对我俩说：“你俩留在场院帮大伙往篮子里装粪吧，不要去挑粪了。”当时我和张秀茹很感动，一想到那么远的山路，我俩心里就打怵。郭队长让我俩留下来和年老体弱的老社员一起干活，这明显是对我俩的关爱和照顾。
每天收工回到家，郭荣荣妹子就给我俩端来洗脸水，还用毛巾帮我俩抽打身上的灰尘。在郭大叔家借住，我俩顿顿都吃现成饭，每当吃完饭，我俩想帮着刷锅洗碗的时候，荣荣妹子就会说：“姐，你俩去歇着，我不下地干活，咋能让你俩刷锅洗碗呢。”
山上的耕地耕种完毕，紧接着就要耕耙水田开始插秧，插秧结束后，山坡地还没锄完头一遍，就该割麦子了。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我们天天都累得要命。好在有郭大婶和荣荣妹妹的关心和照顾，我俩才少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麦收那段时间，荣荣妹妹天天都去地里给我俩送水，怕我俩渴着了，每天我俩一人还能吃上一个煮鸡蛋，郭大叔和郭荣亮哥哥也和我们一样下地干农活，他俩都没有这个待遇。
秋收结束后，上级为我们上海知青拨下了建房款，队里在村头的那片荒地上为我们修建了三间房子，还修建了厨房和茅厕，成立了三队知青点，我们七名知青都搬到新修建的房子里去吃住了。在郭大叔家借住了八个月，我俩和郭大叔一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尽管荣亮哥哥不爱说话，他对我俩也很关照，割麦子时，他帮我们磨镰刀，锄地时帮我们打磨锄头，看我们要洗衣服，他就把水缸挑满水，再挑来两桶水放在我俩洗衣服的地方。郭大叔一家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一晃就到了1973年春天，荣亮哥哥二十二岁了，到了订婚的年龄，因为他家的条件挺好，有好几个人想给他介绍对象。那天晚饭后我去郭大叔家串门，刚走到他家院子里，只听荣荣妹妹说：“哥，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人家惠颖（我叫徐惠颖）姐姐长得那么漂亮，又有文化，还是大城市来的知青，你根本就配不上人家。这事要是让惠颖姐姐知道了，她会难为情，明明不行的事，你干嘛非要让咱大爷（郭队长）去提亲啊……”
其实，我早就看出了荣亮哥哥对我有那个意思，可我当时才二十一岁，根本就没想过个人问题。再说了，荣亮哥哥没读过书，是个文盲，我俩也确实不合适。荣荣妹妹也试探过我，我明确对她说过，我不想在农村恋爱结婚。荣荣很聪明，她说我是看不上她哥，她还说，她哥也确实配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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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郭荣亮哥哥就和一队一个叫李春英的姑娘订婚了，我从心里感激荣荣妹妹，要不是荣荣妹妹阻止她哥，我就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那年夏天，公社要招一名文教干部，大队书记推荐我和张秀茹去公社考试。令我没想到的是，当个公社干部不光要参加文化课考试，还要体检和政审。结果我没能通过政审，一是我爸的问题，还有我外公是民族资本家。最终张秀茹去公社当了文教干部兼通讯员。
张秀茹去公社当了干部，郭家沟五队知青点就剩下我一个女知青了，到了晚上，郭大婶就让荣荣妹妹到知青点来给我作伴，她说知青点就我一个女孩子，她不放心。不论是刮风下雨，荣荣妹妹天天准时到知青点给我作伴，我俩睡在一张床上，天天都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荣荣妹妹虽然读完了小学，可她觉得还有好多字不认识，报纸都看不下来，就让我教她学习初中课程，她说也想当一个初中生。正好我也能复习一下初中课程，我俩天天都在油灯下看书学习到很晚，点灯的煤油不够用，荣荣妹妹就让她哥到公社农机站要了几斤柴油，点柴油灯照明虽然气味难闻，还冒黑烟，但我俩都能克服。
到了秋后，遵义化工厂招工，三名男生去化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听说去化工厂当工人政审不严格，我也很想去化工厂当工人。就在我盼望着下一批的招工名额时，大队书记又来找我，他说想让我去郭家沟小学当民办教师，一名女教师要结婚了，学校缺少一名民办教师。
我原本不想去学校教书，可大队书记一直都很关照我，我也不好拒绝呀。就这样，我成了郭家沟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到学校教书不久，遵义化工二厂又来招工，我们知青点的两名男同学都去化工厂当了工人，五队知青点就我一个人了。
说句实话，当时要不是荣荣妹妹给我作伴，天天陪伴着我，我一个人真不敢在知青点居住，每天晚上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我就吓的用被子蒙住头，大气都不敢喘。
荣荣妹妹二十一岁那年，也就是1976年的夏天，她和我们五队的一个小伙子订婚了。订婚的时候，她对那个小伙子说：“我姐（指的是我）不结婚，我就不能结婚，我结婚了，就没人给我姐作伴了。”就是荣荣妹妹这句话，感动的我眼泪都出来了。
1977年夏天，我爸恢复了工作，趁着暑假，我回上海看望了父母，看望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妈说让我争取进城工作，当民办教师还是农民，不如进城当工人有前途。其实我也很想进城工作，我的几位同学一个月能开三十多块钱的工资，我一个月的民办教师补贴才三块钱。可当时在郭家沟插队落户的知青都招工了，我要是想离开郭家沟，得先找到一位能教书的民办教师顶替我的位置啊。
从上海回来，我把我的心思说给荣荣妹妹听，荣荣妹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大队书记家的儿子倒是初中生，可人家到公社农机站当了拖拉机驾驶员，还有一个女青年是初中生，可她已经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订婚了，很快就要结婚嫁到外村去了。想来想去，荣荣妹妹突然对我说：“姐，要不你教教我，我跟你学教书，我会教书了，你就进城当工人。”
从那天起，我就教荣荣妹妹怎样给学生讲课，还让她到学校听我讲课。因为之前蓉蓉妹妹一直在学习初中课程，让她当小学民办教师，真的是绰绰有余。
过了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如强劲的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吹遍了各个角落。因为几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学习，对参加高考我充满了期待。为了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我和荣荣妹妹一起去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同意让荣荣替我代课，让我全力备战高考。
1978年春天，我接到上海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离开郭家沟大队的时候，荣荣妹妹哭得很伤心，她说真舍不得和我分开。那天荣荣妹妹一直送我到公社汽车站，看我坐上汽车走远了，她才抹着眼泪回了郭家沟。
一年后，荣荣妹妹结婚了，我从上海给她寄来了两床被单和一床毯子，当时我在读书，也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来。
后来因为工作忙，我也就和荣荣妹妹断了联系。
退休后的第二年，我和我先生一起回到了郭家沟，看望了乡亲们，看望了郭大叔和老婶子，也看望了老支书。老婶子看到我，拉着我的手，呜呜痛哭。那时我才知道，我回上海读书后，荣荣妹妹成了郭家沟小学的民办教师，八年后来转成了公办教师，当时已是乡中心小学的副校长，再有一年就该退休了。
得知我回到了郭家沟，荣荣妹妹骑上自行车就从二十里路远的学校赶回了郭家沟，看到我，她扔下自行车，就和我拥抱在一起，哽咽着说：“姐，可想死我了，后来我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一直也没收到回信……”
经荣荣妹妹这一提醒，我才猛然想起来，我回到上海后第三年，我家就搬到黄浦区居住了，原来的住房因为扩建马路给拆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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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叔和老婶子去世后，我还和荣荣妹妹保持着密切联系，也邀请她到上海游玩过两次。荣荣妹妹比我的亲妹妹还亲，我下乡插队期间，她给了我很多关爱和帮助，这辈子，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唯独房东家大叔家的荣荣妹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在这个世上，除了父母，荣荣妹妹是我最亲的人。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徐惠颖老师讲述整理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