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民将军在开国将领中的名气不算大，很多人不认识他，因为在战争年代并不在作战部队。按说已经地方化的他，因为自我感觉无法承担新职务，而自寻出路，到了军队工作，还在1952年被评为正军级，后授予少将。

从资历来说，他是妥妥的老资格，而且是地主家庭出身，曾经在上海的大学就读，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就入党了。

在南昌起义时，他是24师教导大队第三队指导员。部队起义南下后，参加一些作战，在途中被敌人打散，他就想着到上海找组织。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而且他曾经在这里求学，也熟悉情况。此后，转入地下工作，在工作中被俘，直到抗战爆发才被组织营救出来。

抗战时，到抗大学习、工作，8年来一直在后方。七大后，他跟着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带着几百人去承德。成都时冀热辽中央分局所在地，向北可以指导东北战场，向西南可以指导晋察冀战场，中央打算从延安迁到承德，便于指挥。

抵达承德后，形势发生变化，敌人不断往东北运输兵力，我各根据地也提前一步进军东北。敌人也向冀热辽增兵，战斗一触即发。这支部队就编入萧克、程子华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吴烈后来担任师长，编入8纵，而李逸民跟着李富春干地方工作。

1950年，调他到北京工作，他认为自己担负不起如此职责，就自寻出路，遇到罗瑞卿，他那里正好缺干部。抗战时期，罗瑞卿是抗大负责人，李逸民一直在抗大工作，俩人很熟悉。俩人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罗瑞卿是武汉分校的，论情况还要喊对方学长呢。

罗瑞卿欢迎他到公安部队工作，并安排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正军职。

1957年，公安军撤销后，他到总政工作，担任过主编工作，又被安排担任文化部长。干文化工作不容易，尤其到六十年代初，有人插上部队文化工作，他就想办法下台，以过去心脏有问题而要求离休，总政首长没有同意。一直拖到1964年底才算如愿。

离开领导岗位，也轻松不少，那时候已经六十出头了。紧接着，一场运动到来，他没有像在职的干部受到冲击，因为不在位置上了。

1970年，虽然已经不在职了，也被安排参加学习班，一直到1974年还在学习。这一年又一个运动，在会上他进行发言：说现在一个儒家，一个法家，武则天谈不上法家，是搞政变的小专家，当了皇帝后即使是法，也是儒；有人把慈禧说成法家，她是攥权夺政的女专家，现在把她抬出来，可能有人想当西太后吧。

这些话显然是有所值的，也有人听出弦外之音。

总政部副主任梁必业说：今后发言别开玩笑，讲话没有边不好。梁副主任的提醒也是好意的，毕竟不能因为几句话而最后受到责难，这是不可取的。

李逸民是一个直性子，有啥说啥，从不藏着掖着。在工作上，也是光明磊落的，而且作为一个当时的“局外人”。对当时的情况，也有自己的分析判断。

对应自己的孩子，管得很严格，不要参加那个派这个派，给他们联系印刷厂，让他们也多干事，子女们也听话，让他安心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