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着一种颇为特殊的选官制度，那便是九品中正制啦。
在这一制度当中，国家会委派专门考察人才的官员奔赴各地去寻觅人才，并对其展开评级工作。依据此套标准，人才会被划分为九个不同等级。之后，会依照各自所处的等级情况，由国家直接给予相应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世家门阀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特别是进入南北朝阶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更是出现了，此制已然成了门阀巩固其利益的有力依托。
由此，不少人都觉得九品中正制宛如在“倒行逆施”，相较曹操曾推行的“唯才是举”实在是差了许多。更有甚者提出，这已然成为曹魏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仿佛它给曹魏的命运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呢。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历史上，九品中正制刚诞生之际，实乃极为先进的选官制度。只是在后续发展进程里，它渐渐变了样，沦为世家门阀加以利用的工具罢了。
察举制的崩溃，其实是另外一套制度开端的起始点。最初呢，我们想要了解那套制度的开端情况，就不得不从察举制走向崩溃这一情况说起，因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前者的崩溃为后者的开端埋下了伏笔呢。
在两汉时期，老刘家一直推行察举制。等到了东汉后期阶段，察举制存在的诸多漏洞，已然被那些世家大族了解得透彻无比，他们对其情况可谓是一清二楚。
就拿察举制里的举孝廉来说吧，它主要就是考量谁更加孝顺。要是一个人在孝顺这方面表现突出，那便能够直接入朝为官了。
然而，关键在于，要怎样去判定一个人是否真的极为孝顺呢？
后来，那些世家大族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漏洞。凭借自身的家世以及雄厚财富，他们刻意营造出子孙极为孝顺的虚假表象，借此让家族成员得以顺利踏入仕途。此后，东汉便涌现出诸多世家大族，这些家族代代都有人位居要职，像汝南袁氏这般“四世三公”的家族也随之出现了。
四世三公，无疑是袁氏一族长盛不衰的明证。可细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东汉后期社会阶层已然固化的一种鲜明体现呢？它既彰显了袁家的荣耀与长久兴旺，却也从侧面映照出那个时代社会阶层难以突破、逐渐僵化的状况。
察举制施行期间，进入东汉后期，郡国地方官员已然近乎全然掌控了举荐人才的大权。哪怕是皇帝，也唯有从这些官员所举荐的人才里，再做后续的挑选与任命之事。故而在东汉后期，便有了“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这般状况出现。
随后，待董卓进入京城，致使天下陷入大乱的局面后，一种新的状况便随之产生了。
起初，天下已然大乱，这种局势下，国家已无力再开展覆盖全国范围的察举制考核了。并且要知道，当时皇帝已然失去了手中的权力，即便汉献帝有心去举办察举制考核，可就算选拔出了人才，这些人才也没办法前往各地去出任拥有实际权力的官员。
其次，那些在地方上割据一方的大佬们同样有选拔人才的需求。然而要知道，他们并非皇帝，所以没办法去推行察举制。即便他们有心举办类似的考核活动，依照过往的经验来看，最终选拔上来的往往只是些出身世家大族却毫无真才实学的庸人罢了，并非真正能堪大用的人才。
在曹魏集团开启创业之路的初期阶段，有一个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曹操，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烦扰与思索。这个问题就那样摆在那里，成为曹操在创业前期不得不面对且为之费神的存在。
曹操想要夺取天下，就必然需要更多的人才来相助。然而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究竟该通过何种途径去寻觅到最为优秀的人才呢？而且，又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些人才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命呢？
曹操在创业伊始，直至官渡之战前这段时期，其寻觅人才的途径颇为单一。一方面是依靠各地世家大族主动举荐人才；另一方面则是由荀彧等人为其推荐，而后曹操会亲自展开面试考核。一旦曹操认定此人颇具才华，便会即刻授予相应官职。
很明显，这样的做法称不上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先不说曹操有没有可能看走眼，单就面试这一环节而言，就极为耗费精力。曹操怎么可能只专注于面试，而对其他事务都不管不顾呢？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曹操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始终找不到能够解决它的有效办法。
事实上，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赤壁之战过后。特别是赤壁之战告终后，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然形成，北方也完全稳定下来。在此情形下，曹操急切地需要一套制度体系，以便能够助力自己选拔出优秀的人才。
就这样，赤壁之战落幕了一年有余之后，时间来到公元210年，曹操颁布了《求贤令》。
此篇文章里，曹操首度明晰了“唯才是举”这一理念。曹操觉得，于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凡一个人具备才华，不论其出身门第怎样，也不论其道德水准是否崇高，皆应给予官职任用！
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这一理念无疑是极为先进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套“唯才是举”的理念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极为巨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曹操根本没办法去解决的。
其次，要是秉持唯才是举的原则，那就得有人去开展考察事宜。可如此的话，究竟该安排谁来承担这考察的工作呢？曹操本人肯定是做不来的，他顶多能负责中枢层面的考察工作罢了，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考察工作，那可就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实际上，直至曹操离世，这两个问题都始终未能被他真正予以解决。
在曹丕登基以后，有一位名叫陈群的官员向其呈递了上书，于其中提出了一套九品官人法。正是凭借着这套方法，才成功地将一直存在的那两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陈群的方案里，精心设计出一套打分标准，依此把人才细致划分成九个等级。而且针对不同等级，会授予与之相应的官职，让人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操作下来，原先存在的第一个问题便得以成功解决啦。
与此同时，曹魏的中央机构还需设立一类名为“中正”的官员，其职责便是专门对人才展开考察工作。在以往的汉朝时期，平定人才以及选拔人才的相关权力，皆是掌握在地方上的县令、太守这些人的手中的。
然而在推行九品中正制后，地方上的官员便丧失了此前拥有的那种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由朝廷中央所委派的中正直接接手了该项权力。如此一来，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成功地把人才选拔的权力重新收归到了中央。
故而，九品官人法在最初诞生之际，实际上属于一种极为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也渐渐出现了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被后来的那些世家大族所利用，沦为了他们手中的工具。
首先，这套制度要求国家设立“中正官”，以此来对人才展开考评工作。如此一来，究竟由谁出任中正官，这一点无疑就变成了整个考评环节当中极为关键的部分了。
此后的数百年间，诸多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纷纷轮流出任中正官这一职位。如此一来，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在考核之时便越发容易通过了，考核之路对他们而言似乎变得更为顺畅起来。
其次，曹丕刚开始推行这套制度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各地的世家大族开了个后门的。在进行打分评选的环节，不光要考量个人的才能与品行，还得看其家世背景呢。那些家世显赫的人，在这套体系当中是能够拿到更高权重分数的。
假设有两个人才，一人来自高门大族，另一人出身寒门。在这样的制度当中，高门大族的那位年轻人，所得分数必然会高于寒门子弟。世家大族的年轻人，即便不怎么努力，也能轻松进入高品阶；反观寒门子弟，无论怎样拼命努力，其靠自身努力挣得的评定分数，都赶不上高门大户凭借背景所获的加成分数呢。
曹丕彼时如此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能更顺畅地推行新政。要知道，倘若完全不预留一点儿变通之处，那些世家大族必然都不会乐意的，如此一来，新政也就失去了推行的价值与意义啦。
然而，曹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所留下的这一“后门”，在历经了若干年的时光流转之后，竟然会演变成世家大族用以把持朝政的关键所在。
就这样，时间推移到了南北朝时期，彼时逐渐呈现出一种状况，那便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在当时的社会阶层划分里，位居上品的阶层中全然不见寒门子弟的身影，而处于下品的群体里则压根没有士族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