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经常会陷入到一种迷思当中，在叙述的文字背后，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思想，而不同文字背后的思想之间又有着什么关联。由于克尔凯郭尔不是一个系统写作者，所以想要从整体去理解并概括他的思想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不过也正是如此，克尔凯郭尔列出的“暗码”吸引了无数人去破解。美国的一位学者江思图在其著作《克尔凯郭尔——丹麦黄金时代的苏格拉底》中，就找到了一个破解之法。
如果从内容上，无法总体把握，那么就一定有别的方式。江思图就从克尔凯郭尔早期的著作中，拎出了一个点，并在诸多诸多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串成了一条线索，虽然每个作品的核心内容不同，但总体上具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也就是反讽或苏格拉底气质。
这个观点就隐藏在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的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中，可以说，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思想能走多远，但他应该坚定了一个信念，利用反讽的方式，做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
什么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雅典，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他的言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雅典同胞对他提出指控，最终他被判处死刑。《申辩》记录了对他的审判，《斐多》记录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以及他饮下毒酒身亡之事。
苏格拉底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雅典城中四处散步，与人交谈。他走向宣称自己知道某些知识的人，并且向他们请教。他宣称自己是无知的，乞求他的谈话伙伴就他们所宣称知道的任何事情给他些启发，他就这样与他们展开对话。
所谓“苏格拉底的反讽”通常在这些交谈开始时出现，苏格拉底让谈话对象向他解释某个事物，或者给出它的定义。比如在《游叙弗伦》中，苏格拉底遇见熟人游叙弗伦，问他去法庭做什么，游叙弗伦说，他要去指控自己的父亲。
在古希腊，尊重父亲是一个古老而不可侵犯的价值。苏格拉底直接看到明显的矛盾，人应当爱和尊重自己的父亲，游叙弗伦的行为却不是这样。但是苏格拉底没有指出这个矛盾，他假装说，一点过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理解的、而游叙弗伦却必定对其本质拥有某种特殊的知识。
苏格拉底惊呼：天！当然大多数人不知道，游叙弗伦，这样一件事情怎么会有公义。我想象，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控诉（行为），除了这个智识高超的人。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恭维，但游叙弗伦并没有听出话中的反讽。他自信满满地回答：“的确如此，苏格拉底。”随后游叙弗伦给出的每一个答案，苏格拉底都加以反驳，最后游叙弗伦假装有事仓皇而逃。苏格拉底大失所望，称他本以为自己能从游叙弗伦身上学到关于虔敬的东西。
苏格拉底宣称自己不知道任何事情，以此让游叙弗伦吹嘘自己拥有专业知识，并使自己可以任意向游叙弗伦提问，假装想要跟他学。游叙弗伦既然宣称自己是专家，他若拒绝回答苏格拉底，就会颜面扫地。苏格拉底认识到，如果奉承一个人有专业知识，就很容易让这人打开话匣子。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就是这样开启的。苏格拉底的反讽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因素。初步来看，他的反讽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他说自己不知道任何事情，但接下来的对话明显证明，他实际上对那些事物也略知一二；第二，他承认游叙弗伦知道事情，或是一名专家。
克尔凯郭尔被这种反讽吸引，因为他看到，在19世纪的丹麦社会,许多人也像游叙弗伦那样，宣称精通这事那事，实际上却一无所知。他观察到,苏格拉底对反讽的运用乃是把反讽作为诱饵，好引蛇出洞。一旦对方开始解释自以为已经理解的东西，就会遭到苏格拉底的反驳。克尔凯郭尔仔细地研究了苏格拉底的方法，考虑自己能以哪些方式运用它，好在他所处时代的大讨论中占据独有的优势。
反讽的境遇：回答的困境
为什么反讽会有用？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对话中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回答之困境”，苏格拉底在对话过程中，将游叙弗伦和其他对话者代入了回答之困境。而在这种困境之中，对话者才可能产生对自己所知的反思与质疑。
苏格拉底问游叙弗伦“虔敬”的定义是什么，游叙弗伦给出了一个定义。但是，在苏格拉底的盘诘下，他们一致统一这个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苏格拉底就继续追问有没有更好的定义，但游叙弗伦给出的后面的定义也接连被否决。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定义或结果。
通常，当一个人写下什么的时候，其目标是证明某个特定的主题，确立某个具体的论点。他会开门见山地摆明论题，在论文的主体部分提出论据。相形之下，苏格拉底的套路相当不寻常，因为它根本没有确立任何东西。不如说，其结果是纯粹否定的。人们从中学到的所有东西，不过是几个有关虔敬的已被视为不正确的定义，但是，人们仍然不知道虔敬是什么。在批判性地探究下，没有一个肯定的定义幸存下来。
这对克尔凯郭尔很有吸引力，他很高兴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一个这种意义上的否定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的目标不是确立一个肯定的学说，而是要指出别人所依靠的基础不稳定，从而帮助他们重新考虑那些坚持已久的观点。
克尔凯郭尔这样评价：虽然苏格拉底只做了一些否定的事情，但他却将别人带向了反思，重新考虑他们信念和生活的某些既定方面。通过质疑,苏格拉底将他的谈话对象引人哲学思考的过程，因为他们不能仅仅作被动的接受者，接受苏格拉底或别的什么人的教导。克尔凯郭尔由此受到启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模仿苏格拉底方法的这个方面。
反讽的本质：知与不知
公元前5世纪，雅典有一群云游四方的修辞学学者，他们收取酬金，给有钱人家的男孩上课。这些人被称为智术师，他们宣称有能力教导各种实用的技巧，比如公共演说、逻辑推理和辩论，同时也提供一般教育。在经常讨论政治议题的雅典民主制社会，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虽然智术师成功地吸引了学生并以此谋生，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他们。就像今天的某些律师那样，智术师在当时有点臭名昭著，因为他们擅长玩文字游戏,为无理甚至错误的立场打赢官司。
他们是魅力超凡的人物兼雄辦的演说家，可以用语言盅惑人心。据说他们对辩论的输赢更有兴趣，而非真理本身。由于人们经常看见苏格拉底在街上公然指教年轻人，许多雅典人就认为他与智术师同流合污，因此对他提出的控诉之一，就是他强词夺理，把弱的论证变强，这正是智术师之所以臭名远扬的一点。
但是，苏格拉底强烈抗议人们把他与智术师扯在一起，他说自己不像智术师，自己并不宣称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教任何事情。年轻人来听他的讨论，只是因为他们发现，看他以那种特殊的方式盘诘别人很有趣。既然苏格拉底声称不教任何事情，所以他也从来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学费，相反，智术师则靠教学生来收取学费，维持生计。
那么为什么要到处去“反讽”呢？苏格拉底讲了他的一个朋友去德尔斐神庙求神谕的故事。在古希腊社会，神庙是让人敬畏的宗教场所。人们相信阿波罗神通过那里的女祭司向人传话。无论何时，当人们要做一些重要决定时，不管是私事，还是与国家有关的大事，人们都习惯去神庙求问神，看自己的谋算是否会成功。苏格拉底的朋友问阿波罗神：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阿波罗神通过女祭司回答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
朋友回到雅典，向苏格拉底转述了神谕，苏格拉底困惑了，因为他想不到自己在什么事上有任何特别的知识。事实上，他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在不同方面比他更有智慧。于是他开始向不同的人发问，看他们知道些什么。
结果，他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像游叙弗伦那样，假装在某一领域是了不得的专家，可是最后在苏格拉底的发问之下，他们明显都是一无所知。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他之所以更智慧，指的是他至少知道自己无知，相反，别人都错误地宣称自己确实有知。
他想，这一定就是神谕所说的意思。苏格拉底的知识不是某种肯定的有关某个具体的思考或行为领域的知识，而是一种否定的知识。这是如此悖谬误：苏格拉底的知识是，他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
既然这种洞见来自神庙里的神明，苏格拉底就开始相信他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他的宗教责任是走遍雅典，检验别人对知识的宣称。苏格拉底用牛虻的形象来比拟自己的行为。牛虻不断地在一匹马四周嗡鸣，还停在马身上,这激怒了马。苏格拉底看到，他也在对雅典同胞做同样的事情。柏拉图记下了他的话：
“对我而言，似乎神明把我放到这个城邦，就是为了履行这样一只牛虻的职责；一整天我不停地在这里、在那里、在每一处降落，挑拔、劝说、责备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因此，苏格拉底把自己描绘成雅典的牛虻，发挥着一种尽管会激怒人却于人有益的作用，使别人免于跌入自满，使他们常常保持警惕，不要随意宣称自己有知识。他将自己的劳苦看作一种宗教呼召：他不断在街头巷尾盘问别人,与其说是因为他乐在其中，或者他个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如说他视自己在遵循神的旨意。
这样做是他的宗教责任。
这是克尔凯郭尔细细品味的一幅画面，他开始构想自己的任务,它应该与苏格拉底的任务一样。他相信通过自己的著作，他能够在实际上成为哥本哈根的牛虻，使他的同胞免于陷人自满。他相信，当时的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错了,需要有一只牛虻，去迫使他们批判地探究自己的观点，并且予以修正。他的目标不是用推论式的论证去说服那些有怀疑倾向的读者，使他们相信一套肯定的学说。同样地，他的目标也不是以自己的著作来博取声名，或与别人成为朋友。不如说，他的目标是以苏格拉底为榜样，以某种方式去激怒和刺激别人，使他们看到自己信念中的各种错谬。
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理解如何与如今的生活相关？无论是知识、怀疑，还是传统价值观，这些问题最终都落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知识的本质和地位，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一个最古老的妇孺皆知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那就是《旧约·创世记》中有关堕落的故事。
在那个版本的故事中，最早的人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居住在一个美妙的园子里，园子里有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的需要无不得到满足。他们与自然和周围的世界和谐相处。但是他们缺少一样东西：知识。他们生活在无知无识的极乐中。上帝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享用园中一切喜欢的，但是不能吃树上的果子。
众所周知，故事中的亚当和夏娃却被蛇引诱，违反禁令，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得到了知识。瞬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裸露的，彼此感到羞耻。他们不再与世界和谐，不能再自在地待在园子里，他们被赶出园子。上帝在发现他们的罪孽后，把他们逐出园子，发配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伊甸园的东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知识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从头至尾，上帝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告诉亚当和夏姓，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知道，知识最终带给人的将是羞耻、害怕和疏离。人一旦走出这一步，就水远不能回头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类并非必须拥有知识，没有知识，人类会更幸福。
《创世记》的故事不断在每个个体成长、成熟的过程中重新上演。当我们是孩童时，我们与家庭、文化和社会亲密无间。长大后，我们到达一个分水岭，自然而然地质疑起我们年幼时所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我们发现，其实父母和上司也会犯错，我们的文化亦有其问题。这种知识使我们与周围的世界疏离。
苏格拉底这样的人，脱离他所在文化中所公认的真理，要去寻求知识。但这种追求使他与世界疏远。知识是一件危险的东西，传统价值和制度的捍卫者们害怕知识。有关此议题的另一种观点来自启蒙运动。启蒙思想认为，人类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生渴望知识。知识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从事理性思考,能够批判地审视我们的信念。
苏格拉底说，“未经【理性】检审的生活不值得活”(Life without【rational】examination is not worth living)。知识使人类有能力重新塑造自己的环境，使之更适宜于人类生活，也使历史上那些巨大的技术和社会进步成为可能。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类已经凭着获取知识的能力改善了境况。例如，人类在科学的不同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实质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包括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之类的疾病，包括牙科和麻醉学的进步，此外还可以继续举出许多例子。
拥护启蒙观点的人宣称，否定这些进步是全然荒谬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在支持一句著名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按照这个观点，任何想要贬抑知识的人，都是被落后的迷信弄瞎了眼睛。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赞同启蒙运动的观点。甚至我们阅读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也是为了获取以前不知道的新知识。我们认为知识有价值，并且相信拥有知识很重要。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得到不断扩张的海量信息，证明不但人们对此有强烈的需求，而且文化也把散播信息放在优先位置。似乎已经不容置疑：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学习并得到新知识。
这些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事，然而，我们的现代世界使这个图景变得大大地可疑。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创造了摩天大楼和疫苗，并且为此而自豪的现代文明，也发明了集中营和生化武器。世界上的大部分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层漏洞，都是人类技术的副产品。事实证明，知识和技术在帮助我们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在
高效地破坏环境。
人类一旦开始走上理性、科学和技术的道路,就没有回头路。这是一条单行道，是难收的覆水。思及于此，我们慢慢可以看到《创世记》堕落故事背后的要旨了：伊甸园东边的世界，是一个危险和让人不安的世界。类似地，苏格拉底故事也不仅仅是遥远过去的传说，那就是我们21世纪这个危险世界的故事。
反讽的启迪：人与神
雅典人针对苏格拉底的一项指控是，他敬拜雅典不承认的外邦神明。这项指控牵涉到苏格拉底所谓的“命神”。柏拉图对话中提到的苏格拉底的命神，是一种个人化的灵或内在的声音，常常给苏格拉底提建议。
从现代的角度，是有一些难以理解。有人试图将它解释为良心的声音，有的人则将它视为某种类似于天使的存在。在受审中，苏格拉底这样解释他的命神：
我常常有一种神圣的或是超自然的体验……从很早的童年就开始了——一种声音临到我；它每次来到时，总是劝服我不要去做我正打算去做的事情，而从来不鼓励我。
苏格拉底宣称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声音，阻止他陷人麻烦，因为那个声音告诉他别去做考虑不周的、可能导致负面结果的事情。但是像苏格拉底自己一样，命神从不给什么肯定的建议，告诉苏格拉底应当做什么。
苏格拉底相信，这位命神是在帮助他实现神圣的使命。当评审团定他有罪，判他死刑时，他宣称他并不在意,因为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的命神从来没有反对他的所说和所做他把这理解为所发生的一切都顺乎神旨。因此他断定，他没什么好怕的。
对于命神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有着不同的解读。一方面，以一种现代解放的观念来说，苏格拉底也许是借助“命神”来反抗古希腊传统的神以及那些传统的观念。正所谓用神来打败神，即在无法完全表达自我的观点的时候，假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命神，并由命神来推动自我观点的表达，借助一个新的“神”的口，来反对旧的“神”的规定。
而这种“命神”带来的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也恰好建立在苏格拉底反讽背后的动力上，即通过反思来质疑现存的一切，这个反思的主角并不是什么，而是人自身，是每一个人。真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必须要通过每一个人的质疑的，同时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真理的权利，这就是“命神”的一种意义。
在另一个方面，对存在着某一种属于自我的“神”的笃定，也可以在尘世的生活中，给人带来超越的可能。如果人从神的手中夺回认定真理的权利，那么在短暂的生命里，人有可能会陷入到无穷的真理校验中，同时限于这个工作量，而让人产生虚无的感受，从而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所以克尔凯郭尔认同“命神”的理念。在基督教传统里，人们习惯于谈论这样一些概念，比如天意，比如上帝正在按他心目中某个具体的目的指挥宇宙。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作为作者的我对我著作的观点》(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le as an Author)一书中反思了自己的生平与著作，他解释说，他相信自己的人生是被一种看不见的神圣“统治”驱使。
上帝对他的一生有一个蓝图，而克尔凯郭尔在不知不觉中实现那蓝图。尽管他并不总是能理解上帝对自己的计划，但他感到上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的写作，就像苏格拉底的命神指引苏格拉底那样。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克尔凯郭尔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神圣使命。他相信上帝会引导他行在正确的方向，正如苏格拉底相信他的命神会保守他免受损害。
自我的“命神”可能带来自由，但自由也可能会陷入虚无，只有通过对“命神”的信仰，才能将人从虚无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也就是反讽能带来的一种启示。
反讽的使命：真理的助产术
为什么反讽对苏格拉底和克尔凯郭尔来说这么重要？
苏格拉底曾说，他母亲是产婆，他从母亲那里学会“助产术”他宣称，当他向人发问时，他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自己达到某个真理。他相信，真理己经内在地藏在他们自己里面，只是他们还对此浑然不觉。苏格拉底所从事的这种循循善诱的发问,可以使这真理破茧而出。
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苏格拉底在《美诺》中向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童奴发问，他只是发问，他自己并未提出任何肯定的东西，但他却引导那个男孩明白了几何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万分：那个男孩显然一直就通晓几何学，虽然他从未在这方面接受过任何教育。这符合苏格拉底一直以来的宣称：他不教授任何东西。他只是宣称自己是为观念接生的助产士，但他本人并不生产观念。他只是帮助别人生产观念，然后对其作出评估。观念隐藏在个体里面,虽然个体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在场。(这将苏格拉底引向了天赋观念的学说，即，我们一出生就拥有某些观念，我们在对世界有任何体验之前已经认识了事物。因此,发问者的任务只是帮助我们去回忆之前知道却已经被遗忘了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在著作中也会有意使用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他不想明确声明自己所认为的基督信仰是什么，相反，他希望帮助别人发掘出他们自己的基督教观念。克尔凯郭尔想要避免留下好为人师的印象，仿佛别人只需跟随他的教导。他相信基督信仰只有在信靠者自己体验到它的意义上才有意义，因此，纯粹立足于他人教导权威之上的替代性，是不充分甚至误导人的。
与此相对，克尔凯郭尔坚称，基督信仰只关乎每一个个体的内在关系，因此目标应是帮助别人亲自在他们里面发现这关系。就像苏格拉底那样，克尔凯郭尔相信他能推动这件事情，但最终，人必须靠自己去完成发现真理或自己里面那种内在关系的任务。
相较于黑格尔通过正反的辩证法得到合的那种综合哲学方法，克尔凯郭尔宁愿选择如苏格拉底一般，不输出什么真理，而是通过不断的否定，将人引入一种“回答的困境”，并在困境的尴尬当中，反思自我，并找到那个对他自己而言的真理。
这是克尔凯郭尔坚持一生的方法，也是人们试图读懂他时所必须掌握的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