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首创纪传体通史的体例，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的波澜壮阔。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伯夷列传》位居第一篇，司马迁将伯夷、叔齐这两位看似与帝王将相功业无关的人物置于列传开篇，这一独特的安排蕴含着深刻的用意。
通过深入剖析《伯夷列传》的内容，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伯夷、叔齐的生平事迹，更能洞察司马迁背后所表达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
一、《伯夷列传》内容详解
（一）孤竹国的权力让渡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孤竹国君在临终之际，做出了废长立幼的决定，打算将国君之位传给第三子叔齐。然而，长子伯夷认为这样的安排违背了父亲的遗命和传统礼法，于是选择了出走，以表示对这种违背行为的抗拒。叔齐同样有着自己坚守的原则，他觉得自己如果继承君位，便是僭越兄长之位，同样不符合伦理道德，所以也毅然弃国而去。最终，孤竹国的国人只好拥立了中子为君。
这一事件发生在约前11世纪，当时正值商代晚期，继承制度正处于从“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过渡的阶段。伯夷恪守宗法伦理，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叔齐则维护孝悌秩序，践行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理念。他们二人在权力面前，没有丝毫的贪恋，而是将道德准则置于首位，展现出了极高的道德自律性。
（二）叩马谏伐纣
周武王在文王去世后，载着文王的木主进行东征，准备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得知后，赶到周武王的军队前，拦住马头进行劝谏。他们质问周武王：“父亲去世还没有安葬，就急于发动战争，这能叫做孝吗？作为臣子却要弑杀君主，这能叫做仁吗？”姜太公看到这一幕，评价他们是“义人”，并让人将他们搀扶开。
这一事件发生于前1046年，伯夷、叔齐的质问，直击周人政治合法性的软肋。在当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语境下，周武王的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伦理困境，而这也是《尚书·泰誓》刻意回避的问题。姜太公的评价暗示了武力集团对道义力量的复杂态度，既认可他们的道义，又不得不继续推进战争。伯夷、叔齐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王道”理想的执着追求，在儒家“王道”与法家“霸道”的首次正面交锋中，他们坚定地站在了“王道”的一边。
（三）首阳山殉道
商朝灭亡之后，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于是隐居到首阳山，靠采薇为生。他们作了一首《采薇歌》来表明自己的心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终，他们饿死在首阳山。
从地理考据来看，首阳山位于今山西永济，考古发现那里存在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这暗示了一种文明与荒野的辩证空间。在生存状态方面，现代植物学证实薇菜含有毒生物碱，这意味着他们为了道德纯洁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年龄上推算，按时间线他们应超百岁，这引发了对历史真实性质疑，也可能是司马迁进行的文学加工。而他们“遂饿死于首阳山”的平静叙述，背后实则是对暴力革命的无声抗议。
《采薇歌》采用四言体，模仿《诗经》雅颂，赋予个体哀歌以史诗气质。其主题包含了对暴力循环的批判、对文明失落的哀叹以及个体命运荒诞性的感慨。
二、《伯夷列传》背后表达的内容
（一）价值评判体系的颠覆
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往往以成败论英雄，以天命论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并且更侧重于群体史观。然而，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评判体系。他摒弃了单纯的成败论，没有着重书写武王的功业，而是详述夷齐的悲剧，以道德高度来论英雄。他用人道主义取代天命论，发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的诘问，质疑命运对善人的不公。他还打破群体史观，关注个体生命史，通过颜回早夭与盗跖寿终的对比，展现出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常。
这种价值评判体系的颠覆，反映出司马迁对人性、道德和历史的深刻思考。他不再将历史简单地归结为帝王将相的功业史，而是看到了那些坚守道德底线、追求精神价值的个体所具有的伟大意义。他强调个体的道德选择和精神追求，为历史书写注入了人文关怀。
（二）历史解释模式的转型
从神意史观到人性史观的转变在《伯夷列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以往的历史往往被神意所笼罩，而司马迁则淡化了“天命玄鸟”等神话元素，将目光聚焦于人性的抉择。伯夷、叔齐在面对权力、道义和生存等问题时，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都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人性和道德判断，而非神意的指引。与《殷本纪》中较多体现神意史观形成鲜明对照，突出了司马迁对人性的重视。
同时，司马迁通过夷齐的遭遇揭示了历史进程的不可预测性，从决定论转向偶然论。伯夷、叔齐本是孤竹国的公子，本可在权力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但他们却因坚守道德而放弃权力，最终饿死首阳山。他们的命运轨迹充满了偶然因素，这让人们看到历史并非是按照既定的轨迹发展，而是充满了变数。
此外，《伯夷列传》开创了“文化心灵史”书写范式，从传统的政治史书写转向精神史书写。司马迁通过对伯夷、叔齐精神世界的挖掘，展现了他们在道德追求、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内心挣扎与坚守，让读者看到了历史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
（三）哲学思辨的多维体现
1. 天道观的解构：司马迁用伯夷、叔齐的遭遇来质疑“福善祸淫”的传统天道观。伯夷、叔齐是公认的善人，然而他们却饿死首阳山，并没有得到善报；而像盗跖这样的恶人却能长寿终寝。这种现实与传统天道观的冲突，让司马迁对“福善祸淫”论产生了怀疑，为后世王充的《论衡》等对天道观的进一步批判开创了先河。
2. 自由意志命题：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司马迁捍卫个体选择的尊严。伯夷、叔齐在面对权力、战争、生存等重大问题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让他们陷入困境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司马迁通过对他们事迹的记载，强调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并非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具有自由意志，能够做出自主选择的主体。
3. 名实之辩的深化：“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司马迁对名实关系的探讨超越了儒家“正名”说。他看到了人们对名利的不同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背后的深层动机。伯夷、叔齐为了坚守道德之名，放弃了权力和财富；而那些贪夫则为了财富不择手段。司马迁通过这种对比，深入剖析了名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4. 存在主义先声：《伯夷列传》中展现出的直面生存荒诞性的勇气，比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早了2000年。伯夷、叔齐面对商亡周兴的历史变革，他们的道德准则与现实世界产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们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但他们并没有妥协，而是以死亡来抗争，这种对生存荒诞性的直面和抗争，体现了一种早期的存在主义思想。
（四）创作心理的映射
1. 李陵事件的精神投射：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直言遭宫刑，这一人生重创对他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伯夷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投射。伯夷、叔齐道德坚守却遭受苦难，这与司马迁自己因坚守正义而遭受宫刑有着相似之处，体现了替代性补偿心理。《采薇歌》的创作与司马迁写作《史记》一样，都是在困境中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实现了升华作用。而伯夷、叔齐青史留名，也与司马迁追求立言不朽，希望通过《史记》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流传后世，形成了超越性认同。
2. 身体书写的政治隐喻：从身体书写角度来看，伯夷、叔齐饥饿的身体，象征着他们对精神纯洁性的极端追求，与商纣“酒池肉林”所代表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自己遭受宫刑后，残缺的身体成为了一种文化生产力，他将身体的创伤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在《伯夷列传》中通过对伯夷、叔齐的书写，表达自己对政治、道德和历史的看法。伯夷无后暗喻了一种另类文化传承，即思想替代血缘，强调了精神和思想传承的重要性。
3. 士人精神的原型建构：《伯夷列传》确立了“从道不从君”的士林传统，伯夷、叔齐在面对周武王的军事行动时，敢于直言劝谏，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不为君主的权威所动摇。他们用死亡完成了对历史的终极记录，预告了后世“董狐直笔”精神的出现，成为了历史见证人的典范。同时，他们也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永恒载体，作为文化符号体，激励着后世士人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
《伯夷列传》虽篇幅不长，但内涵极为丰富。司马迁通过对伯夷、叔齐事迹的记载和解读，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突破和创新。他构建了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和历史解释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辨，同时也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心理和士人精神的追求。这篇列传不仅是对伯夷、叔齐个人的传记，更是司马迁对历史、人性、道德等诸多问题的一次深度探索，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和英雄的功业，更是无数个体在道德与现实、理想与困境之间挣扎与抉择的记录，充满了人文的温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