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侵略朝鲜和中国而发动的一场不义战争，也是一场改变东亚国际格局和中国命运的一场战争。自兹之后，日本一跃而成为东亚霸主，中国则沦为“东亚病夫”，受人宰割。日本之所以在120年前的甲午年悍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固然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膨胀使然，但同时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当时列强的默认和纵容密不可分。其中，美国便是当时最支持日本的国家。当下，东亚地区再次进入多事之秋，回顾当年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尤其值得相关国家警醒和反思。
虚假的中立
中日甲午战争系由朝鲜问题引发。1894年春，朝鲜国内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1日，东学党占领全州后，朝鲜国王决定向中国借兵代剿，并于6月3日，正式照会袁世凯，提出借兵请求。次日，清廷便批准李鸿章的派兵赴朝计划。
6月6日，清政府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将中国派兵赴朝一事照会日本政府。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借兵的消息后，日本政府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为日本蓄谋已久的出兵朝鲜提供借口。在中国通报派兵的次日，日本即按预订方案，也将出兵朝鲜的决定正式照会清政府。但在清朝军队与朝鲜农民起义军交战之前，朝鲜政府6月11日，便与发动起义的东学党人订立《全州和约》，平息了农民起义。
6月13日，朝鲜政府致函袁世凯，要求撤回清朝军队。清朝政府表示愿意从朝鲜撤兵，但要求日本也同时撤军。此时，日本政府不但拒绝撤军，还以朝鲜完成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方案作为撤兵条件，并不断制造事端，增兵朝鲜，将中日撤兵问题逐步引向其与中国开战、独占朝鲜的预定轨道。
对于因出兵朝鲜所引发的紧张局面，清政府并无意与日开战，而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当时朝鲜政府和清政府都曾求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英、俄等列强，希望他们出面调停，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不要挑起战争。6月下旬，朝鲜曾三次请求美国出面斡旋，敦促日本从朝鲜撤军，但美国国务卿葛礼山（W.Q.Gresham）都以保持“中立”为由加以拒绝，表示美国必须保持对朝鲜和其他国家“一个公平的中立态度，我们仅能以友谊的方式予日本以影响，我们绝不能够同其他国家联合干涉”。
美国驻朝公使西尔（M.B.Sill）和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更是站在日本一边。尽管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朝鲜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挑战中国在朝鲜的影响，极有可能危害中日和平关系，但他们同时却一再为日本侵略朝鲜辩护，声称日本方面派军入朝是为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人和使馆，“是相当合乎情理的”；日本在朝鲜的目的不是要发动战争，只是想对朝鲜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朝鲜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实现自主和主权独立”。
他们极力劝说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说什么日本的朝鲜政策获得了“许多比较有知识的朝鲜官吏们的欢迎，并且我想象在美国也不会遇到反对的”；强调日本政府受国内民意的压力，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能后退，必须达到目的，“如果日本目前在没有获得与出兵规模和支出相称的目标或好处时即从朝鲜撤兵，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反对情绪”。
尽管出于各种原因，美国政府曾于7月7日，致电美国驻日公使，对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兵表示遗憾，声称“合众国政府对日本、朝鲜两国怀有深厚友谊，故希望朝鲜国独立和尊重其主权”，但这只是为应付舆论和其他国家的斡旋建议而表示的一种姿态而已。
7月8日，当英国驻美大使受命拜见葛礼山，建议美国与英国一道联合干预，以避免中日爆发战争时，葛礼山就以美国奉行友好的中立政策和美国已向日本方面做过调停为由，拒绝英国的联合干预建议。次日，葛礼山还特意将7月7日，美国政府致驻日公使谭恩训令的一份复印件交给英国大使，并强调即使是友好的调停，美国也不会参加。
稍后（7月13日），葛礼山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清政府的斡旋请求，声称美国在7月7日，向日本发出规劝之后，“我们看不出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与其他列强联合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并违心地单方面听信日本方面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的说法，表示日本不会发动战争。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美国以保持中立和日本不会发动战争为由拒绝在中日间进行斡旋的同时，私下里却对日本提出的战争爆发后由美国代为保护在华日本人的请求慨然应允。早在6月底，日本为发动战争就询问美国政府，一旦日本公使撤离北京，美国是否愿意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及财产，葛礼山当即回复表示，如获中国认可，日本的这一请求将受到“总统的善意考虑”。美国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欣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战时保护人角色，这只能说明美国的中立政策是虚假的，其实它更乐于看到日本因朝鲜问题发动战争。
拉偏架的调停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日开战后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黄海海战和平壤战役战败之后，清政府于9月底便再次向俄、英、美等列强提出与日本议和请求。在议和问题上，美国扮演了一个处处为日本着想的拉偏架的调停者的角色。
对于清政府的议和请求，美国为操纵和谈，同时也为减轻日本的外交压力，坚决抵制和反对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
10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致函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希望美国与英国、德国、法国和俄国一道调停中日战争，并指出调停的条件是由各列强保证朝鲜的独立，日本将获得一笔战争赔款，葛礼山不但以违背美国的中立政策为由断然予以拒绝，还将这一情况秘密通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
11月8日，法国驻美大使巴德诺（Patenôtre）代表法国政府，建议美国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中日战争，葛礼山也坚决予以拒绝，声称“美国不能加入一项旨在迫使日本接受它事先不准备同意的条件的干预活动”，主张应由中日交战双方直接进行谈判，强调列强没有调停的必要，并指责清政府“只是在看到他们的提议遭到日本人拒绝后才向列强求助，以便列强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因此，根本不能同意清朝政府的请求。
不但如此，美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停止向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由美国充当中日之间的唯一调停人。为此，葛礼山于11月6日，专门致电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加以落实，强调“总统谢绝任何共同的干涉”，“中国致欧洲各大国同样请求，也许将多少阻碍总统的行动自由”。接到美国政府的指示后，田贝（Chaeles Denby）7日即亲往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在向美国提出特别请求的同时，又请其他四国为中国出面干涉，这种行为是互相矛盾，并且是令人感到困惑和不可接受的。
而在向日本提出调停建议时，美国政府则和颜悦色，推心置腹，强调美国出面调停纯然出于“美国大总统对日本国抱有极深厚之友谊”，避免日本国安全和幸福因欧洲国家的干涉而受到威胁，指出目前欧洲各国欲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结果将对日本不利；自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方面在海陆同时连战连捷，并进入中国本土，逼近北京，日本国之武威已光耀宇内，跃居世界强国之一，美国此时出面调停，对日本的名誉毫无损害。美国政府还向日本保证它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友谊的调停过程中，将绝不允许英国插手。
在获得唯一居间传言人的角色之后，美国便积极与日本配合，单方面说服清政府按照日本的要求和条件，于1895年1月底派遣张荫桓和邵友濂前往广岛，与日本举行和谈，以抵制欧洲国家的联合外交干涉。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日本在2月1日与清朝和谈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后，便借口张荫桓和邵友濂不具备全权代表资格剥夺张、邵外交和谈之特权，令他们限日离开日本，取消和谈，等待在彻底歼灭清朝的北洋舰队之后取得更为有利的和谈条件。对此，美国又完全站在日本一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众口一词地将责任归咎清政府。
充当中日和谈联络人的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在2月4日，日方向他通报情况时，公然声称“日本之措施正当，无可非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则指责清政府缺乏和谈诚意，幻想通过外国列强的干涉挽救自己，说：“如果中国现在知道世界并不站在它的一边，随它自己开战，那么它将会立即议和。”
美国国务卿在日本驻美公使栗野向他通报这一结果时，也对日本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通报他已通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建议清政府改变和谈态度。清政府聘请的和谈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Foster）同样也是为日本服务和效劳，不但没有揭露日本拒绝和谈的真实原因，反而将责任完全归咎清政府所颁委任状缺乏全权性质这个连日本自己都觉得“并不完全安心”的理由上。
在临离开日本之前，他居然对清朝使节的所谓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宣称：“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
美国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这种拉偏架的调停，不但没有为清政府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反而抹黑中国，在许多方面帮了日本政府的忙，缓解了日本来自欧洲国家联合调解的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背景，赢得了时间和舆论支持。
帮助日本逼签《马关条约》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侵路要求，最终是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实现的。在这一罪恶过程中，美国政府作为中日两国之间唯一的传言人，又起了很不光彩的帮凶作用。
1895年2月17日，日本政府在日军占领刘公岛并俘获北洋舰队全部之余舰后，认为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当天经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清政府转达和谈条件，除了赔偿军费和承认朝鲜自主外，还要求中国同意割让领土。
美国政府作为中日两国之间唯一的传言人，对日本的这一侵略要求完全支持，单方面极力说服清政府尽快无条件接受。
对于清政府和新任命的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提供帮助，说服日本方面不要将割让领土作为和谈条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代表美国政府，明确加以拒绝，坚定地表示“美国政府绝不会卷入战争，也不会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调停”，警告清政府想要日本停战，必须首先接受日本方面17日提出的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和割让土地的条件。
同时，他还指责清政府和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向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的想法不切实际，声称：“在日本的观点公开之前，就国际法来说，任何的干涉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以自我保护为理由”，强烈敦促李鸿章和清朝政府彻底放弃求助其他欧洲国家干涉的念头，真诚面对日本。并且，田贝也亲自劝说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与他采取一致行动，打消李鸿章寻求其他国家干涉的念头，指出只有消除欧洲国家向中国提供帮助的幻象，才能促成和平早日到来。
3月19日，中日马关条约谈判开始后，清政府继续希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降低侵略要求。3月22日，总理衙门除召见俄、法、德、英四国驻华公使外，也召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征询意见，希望能获得美国的支持，促使日本放弃一些苛刻条件。但田贝不但没有为中国说话，反而指责清政府没有和谈诚意，指出中国如真想和平，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支持的同时，美国还在国际上帮助日本，抵制俄、法、德、英等欧洲国家的联合干涉，美国国务卿不但向日本公使明确保证“美国决不与上述各国结盟，或接受清国之请求”，而且还私下向日本通报各国的动向，提醒日本警惕欧洲国家有意干涉中日两国间的纠纷。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中国国内举国反对；国际上，俄、法、德三国亦以日本割让中国辽东半岛，损害自身利益，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在此形势之下，清朝政府希望推迟交换和约，挽回部分利权。对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又受日本政府之托，频频施压，催促清政府尽快批准交换和约。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也因日本政府的请求，亲自约见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劝说清政府尽快批准《马关条约》，指出：“如清国因有足以挽回今日处境之良策，而特意拖延和平条约之批准，日本则将从事更大规模之战争。此时，欧洲各国终将乘机纠缠于两国之间，努力满足其各自欲望。其结果，清国终将不止于失掉辽东，犹恐失去较此更为广大之领土。”
此外，清政府聘请的美国顾问科士达也为日本说项，4月22日，专门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清政府不要过于计较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说《马关条约》是清政府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较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结果要好得多，“区区日本，此约何足深较”。
4月30日，他还亲至总理衙门，与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庆亲王等会谈，劝说“约宜批准”，声称：“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5月3日，清政府最后任命伍廷芳和联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5月9日，正式完成与日本的互换和约工作。
对于科士达在充当清朝谈判法律顾问期间和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帮助，日本方面则是万分感激。1895年6月，科士达回国途经日本东京时，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专门通过美国驻日公使邀科士达见面，对他所做工作表示感谢。而对于中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日本天皇则在中日互换和约的第4天，也即5月12日，就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美国国务卿，希望对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予以嘉奖。这一建议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之后，日本又于11月1日，将这封感谢信通过日本驻美公使送达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他表示“最崇高的问候和敬意”。由此可见，日本方面是多么感激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帮助。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亲日政策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其目的的。自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为削弱英国、俄国等列强在东亚的影响力，便抛弃欧洲伙伴，单独奉行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实现美国的东亚政策，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再者，美国在甲午战争中偏袒日本，也是希望通过日本之手彻底废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进一步打开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大门。然而，历史证明美国希望利用日本来实现其东亚政策并不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为日本火中取栗，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尽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是外交上最支持日本的国家，但日本为实现自己的侵略欲望，在当时就已不愿受美国的束缚。对于美国出于为日本考虑而提出的调停建议，日本政府并不完全领情，为避免在和谈中受美国的牵制，明确表示日本并不需要“仲裁者”，申明日本迄今在战争中连战连捷，结束战争并不需要谋求友邦的协助，战争将直至清朝政府直接向日本求和为止。这无疑是不容美国在中日议和问题上置喙，只将美国当作日本的传话筒。而在中日和约谈判过程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勒索更多的赔款和割让中国领土，对美国关心的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并不那么用心和在意，以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就对日本的“自私”表示极大的不满，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抱怨日本只追求自身利益，在帮助欧美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投资方面态度消极，背弃承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利用日本来实现其东亚政策的战略意图不但没有实现，更是一一以吞食苦果告终。
先说朝鲜问题。美国始终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作美国向东亚扩张的阻力和障碍，但在美国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解除中朝宗藩关系之后，朝鲜并没有获得美国期待的独立和自主，很快就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10年即被日本所吞并。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诚如美国著名外交史家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只注意到宗藩关系不会鼓励朝鲜的对外贸易和内政改革，而对于解除中朝宗藩关系可能出现更坏的情况，美国政府似乎始终没有想到。
其次，美国利用日本以削弱英国、俄国等列强在东亚的影响力的企图，也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证明日本是一个崇尚利益和实力、不重情义的国家，它根本无意成为美国制衡英、俄等欧洲国家的工具。为了进一步扩大日本的在华势力和影响，日本在甲午战争过后几年就与曾试图联合干预中日战争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捐弃前嫌，先后与英国和法国签订日英协约和日法协约，结成日英和日法同盟关系。1905年日俄战争后不久，两国战死疆场的士兵尸骨未寒，日本又竟然与俄国握手言和，于1907年和1910年先后两次与俄国签订协约，将在日俄战争中支持自己的美国晾在一边，恩将仇报，与俄国联手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东三省，将国际关系中的忘恩负义、唯利是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一面，表演得淋漓尽致。
至于美国试图利用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这更是与虎谋皮，反被虎咬。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并非为帮助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大门，而是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称霸世界。这与美国为谋求商业利益而推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格格不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美国在东亚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亲日政策不但没有得到日本的善意回报，反而被日本看作他称霸亚洲的最大障碍。终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日本通过偷袭珍珠港，给美国的亲日政策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教训课。
历史殷鉴不远。在历史进入21世纪头十年之后，美国政府为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推出“亚太战略再平衡”政策，大力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纵容日本安倍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发展军力，纵容日本否认二战成果和国际格局、在东亚频频挑起事端。这是否有利于世界和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是否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是否会是既往历史的一个重演，最后又是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很值得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人民三思而行的。其实，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21世纪的美国东亚政策都还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与中国人民一道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既有利于促进世界和东亚的和平、繁荣和发展，也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美国的东亚政策何去何从，这同样也需美国的政治家们和美国人民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