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中，毛主席是伟人，肯定在思维上和普通人不一样，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扛住，一定是那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状态。

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做到临危不惧、遇事不惊，但伟人也是人，偶尔总会有冲动的时候，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西安事变后，很多人佩服毛主席的妥善处置，在众人不理解的情况下，毛主席还是释放了老蒋，因为只有老蒋有能力让当时的国民党抗日，事后也证明了毛主席战略的正确。

但其实，毛主席最开始是不打算放了老蒋的，也没有想要尊奉老蒋为抗日最高领导人。

毛主席听到老蒋被抓的消息后，他非常高兴，说道：“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立即回复张学良，电报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在最开始的中央决策会议上，毛主席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还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种做法，无疑是要处决老蒋，然后在西安成立和南京对抗的中心，虽然也抗日，但是要以西安为主。

由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内的权威性，他的意见得到了党内高层的认可。朱老总主张，杀了老蒋再讲其他。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

其实，毛主席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老蒋发起412反革命政变，迫害过很多共产党员，还在五次围剿以及长征途中，对我党开展不遗余力的军事打击，造成了很多同志牺牲。就连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的死以及儿女的走散，都和蒋介石有很大关系，毛主席可以说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现在“元凶被逮”，毛主席想着公审老蒋，看似冲动，其实也正常。

还好，毛主席身边有周总理，周总理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去抗日。他还亲自跑去西安斡旋，向毛主席陈述“保蒋安全”的重要性，建议“联蒋抗日”。

毛主席确实是伟人，善于听进正确的意见，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甚至政党的私仇都不算什么，毛主席同意了周总理的意见。

皖南事变，新四军所部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皆壮烈牺牲。

这一次，我党所有人非常愤怒，都觉得国民党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连西安事变冷静的周总理，也非常愤慨，提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毛主席怒不可遏，说道：“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

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毛主席也发了一份电报给共产国际，说道：“他们（国民党）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

就这样，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赞同报复作战，全面反攻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了！

此刻，冷静的是刘少奇，他认为此刻不适宜和国民党全面开战，一是国家目前处于抗日战争中，两党相争，得益最大的是日本人；二是我党的实力还没有到有足够资本可以全面反攻的地步。

毛主席在冲动过后，也迅速冷静下来，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以上两个方面的事例，让我们知道，毛主席身边幸好还有周总理和刘少奇。

没有周总理，西安事变之后就是内战，统一抗日联合战线难以达成；没有刘少奇，皖南事变之后，国共恐怕就要分道扬镳，一起抗日也无从谈起；这都是损耗国家内部力量，让日本人得益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