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历史现象，就是毛主席非常喜欢“闭关”研究理论问题。

1932年秋天开始，毛主席足足“闭关”了2年时间，认真读书，研究理论，如他自己所说：“我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两年功夫，毛主席没有白费，他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

1938年5月，毛主席又用了八天九夜时间，把自己关在延安一间窑洞里废寝忘食地创作，写了五万余字的旷世名著《论持久战》。

1957年2月，毛主席继续“闭关”两天两夜，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相反，我们看到毛主席最大的对手蒋介石，他从来没那么认真对待过理论问题，更不用说持久“闭关”研究理论问题了。

因为老蒋并没有初始性的理论，老蒋取得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并非靠理论，他只需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好了。老蒋上位，主要是靠的军事，他先是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培养自己的队伍；再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拥有自己的队伍；最后，通过中原大战，取得了公认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因此，在老蒋看来，强权就是真理，他的地位就是通过军事取得的，有了军事实力就有一切，他根本用不着研究理论问题。

“道为本，术为末。有道无术尚可求，有术无道难远行。”理论其实就是“道”，它是事物变化的指导本源，如果“道”错了，那么再强的“术”，无论用任何军事手段，也没有用。

“道”通常能引导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而“术”就只能着眼于当下。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研究理论这种“道”，孙中山先生有这个能力，提出“三民主义”，后续中国有数十年都在孙中山的理论范畴内发展。只不过“道”并非一成不变的，后面的国内国际形势更为复杂，老蒋没有那么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具备理论开发的能力，这个时候，眼光更为长远的毛主席承担这个重责。

在资本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的时候，毛主席推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新理论。“三民主义”在某个时间阶段来说，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多时候也是正确的；但中国不同已经现行发展百年的资本主义老牌强国，我们有很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于是，毛主席写出了《实践论》，强调必须结合中国国情看问题，不能教条化，这些基本理论为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在抗日战争普遍较为迷茫缺乏理论指导的时候，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宏观上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后面抗日的形势完全如同毛主席所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完成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状况，人民内部出现一些矛盾，急需理论指导。毛主席又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文章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处理矛盾都有指导意义。

毛主席曾经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为什么毛主席在“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就是因为毛主席的眼光比大多数人看得远，所以，他有这个能力“闭关”研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