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谦先生， 浙江江山人， 保密局北平少将督察长王蒲臣之侄，曾任戴笠秘书、军统上海一区助理书记。

1937 年考入军统局南京译电训练班， 后任军统局本部少尉译电员。 1939 年 1 月， 在戴笠指挥下， 作为赴河内行刺汪精卫的陈恭澍行动小组成员， 负责绝密通讯工作。 1940 年末，在外事人员训练班受训， 旋即任戴笠随从秘书， 1941 年 10 月派任军统上海一区助理书记。 没多久陈恭澍叛变附逆， 王被捕王绍谦。 1946 年王脱离军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王绍谦历任江山县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五届、 六届委员， 江山市台胞联谊会副会长。本文是王绍谦的亲历记，小编略加整理，提供给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1941年10月30日，军统上海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引渡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陈恭澍叛投汪伪，随即，上海军统一区彻底被摧毁。

当时，我在任戴笠的随从秘书兼新成立的机要室助理秘书，9 月初， 突然接到戴笠手谕： “派王绍谦三日内赴上海工作，飞机票由总务科通知特检处办理。 动身前夕到戴公馆听候召见，面示此行任务。 ”

奉命后， 我即进行移交等准备工作，9 月 8 日接到“10 日上午登机飞港” 的通知，我当即于 9 日下午从重庆杨家山携带简便行李，到曾家岩戴公馆等候召见。 我一直等到午夜 12 时多， 才被引进会客室，见戴笠已坐在主位上等我。他叫我到了上海后，先去验光，配副眼镜， 不然近视就会越来越深了。 戴笠与先父不仅是江山同乡，而且还是小学同学，他待我如侄子。接着戴笠说： “我怕陈恭澍（沪一区区长） 靠不住，因为他最近给我一份电报，提议要到沪西、 南市几个赌场，用威胁手段勒索几笔大钱，充作沪一区的活动经费。 我立即复电，不许他干出有损我团体威信的行为来，因此你这次到了上海，要特别观察他的行踪， 随时来电向我报告。 ”

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

接着， 戴笠向我布置这次赴沪的任务。他说，原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是继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去年秋季在上海被76 号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后，经过一段时间监禁后，由李士群下令释放，并被委任为第七旅副旅长。 这个伪七旅是李士群特工总部的武装部队。尚振声为了同组织恢复关系，前几天专门派人来重庆，找上局本部，要求我们派专人在上海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绍谦，我定下你就是局本部的代表。 因此，我已与尚振声的人约好，叫他通知尚振声，安排他和你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后，让他们写信到赫德路正明里你姑妈王蕉梅女士，通知约晤的日期、 时间、 地点。 你到上海后，就可以按时赴约。

戴笠接着强渊说， “为安全起见， 双方应各物色一名可靠的交通员， 届时带去见面，以后就由双方的交通员约好接头时地，互递情报，你和尚振声就不必再见面了。 为此，你到上海之后， 必须挑选一名灵活可靠的交通员，并报局里备案。 ”

戴笠又指示我， 到达香港后，可向军统香港站支领 600 元港币，其中 500 元给我添置行头用，另100 元由我选购一件礼品，带去上海，代戴笠赠送我姑母。我知道，早年我姑母姑父王蕉梅、 黄云和张冠夫在上海， 租住闸北宝山路同一座房子，戴笠年轻时，多次得到他们的招待与接济，戴笠倒是不忘旧恩。

戴笠说，“你这次赴沪的另一任务是，接任沪一区人事助理秘书职位。 原人事助理秘书桂涤非已调任，你们交接手续完成后，桂即去香港待命。 此事已由局本部电令沪一区知照办理。 还有， 你由香港北上上海的轮船票， 驻港总务郭斌会给你购买好的。

陈恭澍

9 月 10 日我从桂林飞到香港，在九龙弥尔顿大酒店住下，休息到翌日上午， 过海到港岛般海道 58 号老乡、长辈张冠夫先生（时任军统局驻香港中央会计） 家暂住。 等到两套西装做好， 船票也买到之后， 我于 9 月 18 日乘船启程，直赴上海。

抵达上海后， 我暂时住宿在赫德路正明里姑母家。第二天，我去蒲石路荣康别业二楼军统沪一区本部办公室报到。 该房由人事助理秘书桂涤非暨其妻、 文书孙益之及女佣赵兰芳四人居住。桂太太是区部与交通站联系的专线交通员，是军统自己的人。 赵姨是老乡，也比较可靠，住在屋顶的佣人房。区长陈恭澍、主任秘书齐庆斌每天到这里来办公，并吃午饭。 陈恭澍见到我后说： “我将派人为你另租房子，在房子未租定之前，你可仍住在你姑姑家，每天到区部来办公，熟悉情况，租定住房，你再接手桂的工作。 ”

于是， 我按部就班到区部办公。 我同时联系上了译电员周金书、徐嘉禾， 在他们帮助下， 我又联系上了译电员与电台间联络的交通员凌丰， 凌丰是位身躯丰满的女性。江苏震泽人，1938 年起即由军统上海区电台女报务员周容吾介绍，担任区部和译电员之间的交通员；1939 年秋， 改派为译电员和电台之间的专线交通员。 跑交通，应该算是老军统了。按照戴笠的指示，由我选择兼代我与尚振声之间的交通员。 我和凌丰谈过一次，觉得她对工作挺负责的， 面容体态都拿得出，于是匆匆决定她做我与尚振声的专线交通员， 随即电呈渝局本部备案。

在我抵沪的第 12 天（1941 年 10 月 2 日）， 我接到尚振声从南京的来信， 约我于 6 日下午在上海天津路上海旅社的陈希贤先生房间见面。 6 日这天， 我带了凌丰， 按地址在旅社账房间查到了陈希贤房间，和尚振声见了面。尚在军统是高级干部，河南人 投笔从戎，我由于跟随戴笠， 与他是彼此认识的。 他从日寇南京屠城中潜伏下来，不简单。我向尚介绍了凌丰。 他把陈希贤介绍给我，这位先生 40 岁左右，很老练。 于是我与尚当即决定，今后就由凌丰与陈希贤接头，地点是陈的亲戚家，时间每月两次。尚振声对我说，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今后就不再来上海了， 凡事就靠陈先生和凌小姐联系， 可以装作像走亲戚那样，掩人耳目。今天，不妨去走一次。 说完，他便与我匆匆告别了。

我则随陈、 凌走去陈希贤亲戚家，原来在天潼路浙江路口一条弄堂里，有轨电车经过这里， 弄堂对面正好是凌丰姑父开的雨伞店和制伞工场，如此他们联系既方便又安全。

那天的情况我当日写成电报稿，交由译电员徐嘉禾译发渝局戴笠亲收。此后，我每天上午到区部与桂涤非共同处理日常工作。 陈恭澍、齐庆斌上午也来区部办公，下午若无特殊情况，则不来。 如此，经过半个多月熟悉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军统上海一区的结构人事和相互的联络方法。

沪一区区部以下有 5 个情报组、 8 个行动队， 其交通站拥有众多交通员。交通员均为女性， 电台联络员张作兴 专门负责与沪一区 10 个电台的联系工作。 这是一份要害工作。 会计负责人陈贤荣，化名李根发。这也是一份要害工作。他手下有两名会计员蒋志云（女）、 孙国昌， 中央会计郑肇武负责转发沦陷区各站组的经费，职责相当于出纳。 译电员周金书、 徐嘉禾。 译电和电台联系的交通员是凌丰、 陈小姐（名字记不起）。

此外， 情报编审王世英，其交通员陈金香（女）。用烟纸店作掩护的接头处刘全德（化名柯德全），其交通员周明福。潜伏在租界巡捕房的内线是两位颇有名气的探长： 刘俊卿和刘绍奎， 尤其后者，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刑事课长。专线联络员是朱啸谷。各自分工都很明确，基本上横向单线联系，只有桂涤非的太太有些特殊。她专与交通站联系，每天把区部队各组、队的指令送到交通站去， 交由交通员分送到各组、队，同时把各组、 队返回交通站的情报文件带回区部。 各组、 队还另有自己的交通员同交通站联系， 但各组、 队相互间不得横向联系， 他们是互不相识的。 译电交通员凌丰、情报编审交通员陈金香， 专与区部联系。 译电另一交通员陈小姐， 专与其兄陈少白的电台联系。

只有会计负责人李根发和区长陈恭澍，对本区几处主要部门的地址完全知情， 接头处均由陈区长亲自掌握。 中央会计的地址， 只有李根发―人知道。我之所以写这些机构与人事及其联系， 无非说明这家军统外勤机构在技术上是周密的， 纪律上是严谨的。 但是，为何经不住敌伪轻轻一击，像座老朽了的大厦，轰然倒塌。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关系到组织成员的素质了。

194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8 时， 我和往常一样从姑母家步行到蒲石路区部去办公，当我刚踏进二楼房间时，桂涤非突然惶控地对我说： “不好了， 出事了！ 绍谦兄！ 我在早上 6 点钟接到朱啸谷的通知说李根发昨夜急病住院了（暗语， 被捕）！ 我们该怎么办？ ” 我说： “大家要冷静， 等区长和齐秘书来了后再作商议。 李根发虽然知道区部地址，但我认为在一两天内，不至于会供出来的。 ”

紧接着， 我们发紧急通知各组队的负责人， “李根发住院了” ， 要他们将会计李根发到过的地方立刻转移， 但需要与交通站保持联系。 我们同时指示交通站， 要留下―人值班， 其他交通员隐蔽待命。 嗣后， 我们还是留在区部等待陈、 齐二位来到。

等到中午，不仅仅没有来，反而接到张作兴被捕的电话。两个关联区部安危的人员被抓了， 一种恐怖的感觉盘据了沪一区，厄运将没顶了！ 大家分析陈、 齐不来的原因， 认为李根发被捕， 怕区部不安全，所以不敢来了，但可以从公共电话亭来个电话。 莫非他们也有变故？ 于是，我们议决， 如果到晚上还没有陈、 齐的消息， 则大家分头转移： 我仍住姑母家， 孙益之到其亲友家暂住， 桂涤非夫妇必须另找别处居住。

深秋的上海， 6 点多就万家灯火了。 我们味同嚼蜡地吃了赵姨做的一顿晚饭， 正准备各奔东西时， 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听筒， 传来了久盼的陈恭澍的声音。“苏先生（陈化名苏坦）， 我是绍谦。 ”“随即，我告诉陈恭澍说： “今天有几个人被捕， 你知道吗？我们等了你一天，都急死了。 ”陈恭澍 叫桂涤非 9 点钟到金门大戏院门口和他见面，说有事商量，最后并说小心点。 ”

我们都感到奇怪， 这时桂涤非像是自语， 又像是对我们说出他的疑惑： “奇怪， 若是布置工作， 苏先生为什么不到区部来， 反而约我到公共场所去？ 而且，我已经结束这里工作， 照理应该叫你绍谦去嘛。 他叫我小心点，什么意思？ 我真害怕呀，会不会出事情？ ”

“各怀鬼胎” ， 用这话概括此时此地的气氛， 恰如其分。 此时我心中想： 陈恭澍电话同我谈在先， 而且我来沪一区报到是顶替桂涤非人事助理秘书职务的， 为什么不约我去商谈， 反而约桂到外面去单独见面？ 我想陈一定是认为这次戴笠直接派我再度来上海， 可能对他有督察的特别任务。

两年前， 1939 年 2 月， 我曾由香港调上海， 至1940年 12 月离上海调重庆， 任务是不言而喻的。 陈恭澍对我已有所忌惮，所以约桂去单独商量沪一区面临非常形势， 两个重要人物落入敌魔后的善后工作。但是我想得太善良了，以君子之心度禽兽之腹！当时， 我就出于这样思虑对桂涤非说： “桂兄，苏先生约你到公共场所见面，是为了避开别人的注意，为了摆脱‘尾巴’ ，所以区部都不来， 可能你们俩碰头后， 他会引你到另一处去谈。

当然， 在今天两名同时被捕的恶劣境遇下，在公共场所，安全问题是值得顾虑，但为了今后工作，你必须遵命前去，因为他是领导， 你工作调动，他必须为你写鉴定。 这样吧，我看你不妨到赫德路电车公司旁边搭乘 9 路公共汽车， 坐到金门戏院过头一站下车，再回头步行，沿金门戏院对面人行道像坐在汽车上一样，细察附近及苏先生四周，有否可疑迹象和可疑行人。 你认为正常后， 方可去和苏先生见面。 时间你掌握在 9点钟以后， 但不要超过一刻钟，以免苏先生久等招人注意。 ”

桂涤非很钦佩我的地下生活经验，待到 8 时，向太太千万叮嘱后，忐忑不安去赴约了。 这边， 我用这里谁也听不懂的江山话， 向老乡赵姨交代，必须保管好那两袋文件！ “如果夜间听到楼下有什么动静，你千万不要出来，等到天亮，你再偷偷去看看下面办公室，有没有外人来过。不过无论情况好否， 你都得来正明里告个平安否。 来时小心路上有否被盯梢。 ”

第二天刚破晓，赵姨就来我姑母家，气急败坏地说： “王先生！不好了！ 昨天后半夜， 桂先生带了四五个人，都是持枪的， 杀气腾腾，踢开我的房门， 一眼看准那两个布袋， 不容我扑上去保卫就抢走了 。他们把孙先生也带走了。 现在， 这幢房子只剩桂太太和我两个女人，

显然，陈恭澍叛变了！ 桂涤非也跟着叛卖了！随即，我离开住处，跳上黄包车， 来到我的译电员周金书家， 告诉他沪一区已被汪伪破坏， 区部再也不能去了。 我同时把坏消息告诉和金书住在一起的交通员陈小姐， 叫她立即转告她哥哥陈少白， 人与电台立即转移。

陈恭澍、 齐庆斌、 桂涤非等一干关键人物叛变， 沪一区立即处于瘫痪状态， 我幸运尚能自由活动， 必须把安置善后工作肩挑起来。

首先， 我和金书到福建路大江南饭店， 开了４楼１６号房间， 有个安身之所。第二， 我指派凌丰接替桂太太， 负责与交通站联系， 发通知指示各组、 队： 将迁移后的新址上报； 各组、 队继续照常活动。第三， 我独自与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先生通电话，告诉他沪一区被汪伪“７６号” 破坏事态， 请他转移住址， 以策安全。 我还向姜先生商借沪二区电台， 代我沪一区收发报， 并借沪二区译电员华念雄的译电室兼用， 让我的译电员周金书、 徐嘉禾译电之用， 姜先生都答应了。第四， 启用会计员孙国昌， 替代李根发。第五， 提升毕高奎， 负责外勤领导工作。还有一项善后工作， 就是安慰接济蒙难同志的家属。 生活补贴的钱， 由孙国昌登门送给， 如李根发的家属。

我在做安置善后工作的同时， 我找到霞飞路汶林路口（现淮海路宛平路口）一套公寓， 以—万元的租下这套房间， 等办好手续， 准备和周金书搬进去住， 并用作办公处所。

继续抚恤蒙难同志家属。 陈恭澍、齐庆斌、 张作兴的家址我均不知悉， 只有凌丰知道陈恭澍家电话。 我计划先和陈太太取得联系， 再由陈太太和齐、 张二家属联系， 发放生活津贴。 于是１１月 ４日，我让凌丰用公共电话和陈太太通话， 向她表示慰问， 告诉她不日将要送钱给她和齐、 张两家，并约好随时和她通话。 我听了凌丰转告通话情况后，认为陈恭澍虽被“７６号” 逮捕， 但他家还未受到监视， 陈太太应是平安无事的， 决定由凌丰和她见一次面， 并把这三户人家的生活津贴费交给她。

１１月 ５日上午， 我携这三家生活津贴费， 会同凌丰前去分发， 我思慎重，凌丰与陈太太会面前， 突然由我电话邀约陈太太到大新公司三楼与凌丰会面，交款。 我与凌丰到达大新公司， 我让凌丰带了钞票上３楼， 我则在ｌ楼铺面看商品， 等候。 凌丰上了３楼已一个多钟点，不见下楼来。 奇怪， 难道陈太太带她到家里去了？人多我眼花错过了？我心感不安， 立刻打电话到陈家询问， 只听到陈太太在电话里很着急地说： “你不要再等了！ 赶快走！ 知道吗！ ” 呀， 凌丰也出事了？我急忙赶到孙国昌家里， 叫他赶快通知交通站， 暂避风头， 由他与交通员萧杰英保持联系。 由于凌丰不知道我的住处， 所以我仍住在大江南饭店。

很快我接到由戴笠署名的局本部来电， 对我在沪一区主要领导人被捕的危急关头， 毅然负起安置善后工作之责，稳定了局面， 保全了沪一区的实力， 传令嘉奖。 同时， 批准了我与毕高奎分工负责的建议。 电报要求我注意安全， 暂停活动， 等待新指派的陈浩到沪后， 办完交接手续， 即离沪赴港待命。

既然局本部表示， 我可“暂停活动” ，就加速租房进程。 １１月 １０日， 我把盖有铺保的保证书交给房地产公司， 办好顶租房屋的过户手续， 拿到钥匙后， 准备１１日上午与周金书去买家具， 再委托店家当天把家具送到， 就可以进住新屋了。 正当我充满喜悦走出４１６房间时，徐嘉禾从３楼上来， 呵欠连连， 说和下面人家搓了一夜麻将， 困煞了， 我叫他睡到我床上去。 接着孙国昌来了，至今他才说，李根发常去他家，半个月至今仍好好的， 估计李没有供出他家地址， 但可能再过去一段时间， 李认为一定搬走了， 因而再供出这个地方， 但我们并没有搬走， 悔之莫及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 说连日来， 你分送钱给各组、 队和个人， 叫他们应变搬家，而你自己反倒不搬， 何故？他说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房屋。 我说你可以从报纸招租广告栏里挑选嘛， 就随手拿起报纸，看到招租房广告栏登有浦东大楼某地产公司两处招租启事， 地段和房间都比较理想， 我就叫孙国昌到地产公司去接洽、看房。 孙走后， 我和金书出饭店， 先到郑肇武那里领了２０００元现款， 作买家具之用。

再说孙国昌到了浦东大楼某房地产公司，就出事了！ 尚在上月 ２８日被“７６号”抓去的张作兴叛投后， 出卖了我１０个电台， 又来浦东大楼候捕沪一区成员。 当孙国昌乘电梯上楼， 走到该房地产公司门口时， 张作兴突然蹿出来， 一把将孙抱住， 另外两个特务将孙左右挟住， “孙先生， 我们下去谈谈” ，就把孙国昌拖进电梯， 下楼， 拽进汽车。

原来， “７６号” 考虑到沪一区大量人员被捕后， 剩下人员一定会转移住处， 于是买通浦东房地产公司，做虚假招租广告，进行诱捕。果然孙国昌掉进这个罗网。 “７６号” 的刑具是十分恐怖的， 孙受刑不过，招供了我在大江南饭店的住房。不过我与周金书刚出去看家具。可憾的是， 我们从静安寺路（现南京路）走山西路口的中国国货公司， 一直没有选中， 过马路就是大江南饭店了，我向金书建议，回去休息下，下午再到北京路去看看，听说那里的家具比较实惠。 金书同意了。

我们进“大江南” 时发现电梯门是拉开的， 但电梯并没有下来， 当时也没作多想， 就走楼梯上去。４１６号是在４楼右边通道最末的一个房间， 房门对面正好是一桌一椅的服务台， 常有侍应生在值班， 今天有位颇陌生的侍应生端坐在位， 不过却多了一只椅子， 空着。 我一脚踏进房门， 就看到房间里有四五个大汉站着， 手都插在裤袋里， 肯定握住手抢， 我退不出来了， 本能急呼一声“不对” ！ 我脚跟后的周金书想逃， 却见“侍应生” 跳过来，把他连带我一并推进了房间。

一个躺着的日军军曹像机关木偶那样蹦了起来，“来了的好， 统统的带走！ ” 被逼坐在沙发里的徐嘉禾用江山话对我说： “是孙国昌这家伙带来的Ｉ’ ’

这时， 一个穿西装的人拉我过去问： “王先生， 我知道你晓得你老乡姜绍谟的住址， 只要你把这个地方讲出来， 明天就还你自由。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 我回问他贵姓， 他说“林焕之” 。 我冷笑一声： “林焕之，久仰大名， 你追随万里浪到上海， 卖身７６号， 哼！ ”

林焕之丝毫不计较我的蔑视， 又说： “你对我说， 我可以当场放掉你。 你不说， 就把你交给那位曹长，直送日本宪兵队， 那可是有进无出的地方！ ”

我突然想到我衬衣口袋里有几份组、 队迁新址的报告， 要是被“７６号”搜去， 将有更多同志遭难， 怎么办？于是，我灵机一动，说：“林先生， 我肚子痛！ 你派人随我进厕所吧。 ”“你自己去吧， 你们的马桶间没有窗户， 没有出路， 你逃不掉。 ”我一进厕所， 赶紧将衬衣袋中文件全部掏出， 匆匆撕了几下， 抛进抽水马桶，上面覆了张草纸， 人坐在马桶上， 拉开水闸， 将这些文件全部冲走。因为“・二・七” 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 这里租界还是“孤岛” ， 我、 周、徐被抓后， 用警车押到巡捕房办引渡手续， 然后分别被塞进小轿车， 疾驰沪西极司非尔路７６号汪伪特工总部， 而不是日本宪兵队。

我是被单独刑讯的。 审问人是科长吴润身， 记录庄锦文。 他们要我招供姜绍谟的住处， 我说不知道。 审问了好长时间， 我还是三个字“不知道” 。 他们说，陈恭澍、 桂涤非都说你知道， 况且姜是你江山老乡。 于是我就说， “我来上海唯一目的是联系沪一区， 绝不能与其他人发生关系。 这是军统纪律。 你们也是军统过来的人， 谅必知悉。 ” 他们审不出要得到的东西， 于是对我用刑了。 还好． 从我鼻孔里灌自来水， 灌了三大茶壶， 血都冲出来了， 还是“不知道” 。 我王绍谦位低人微， 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绝不会叛卖， 所以就和周金书一起被扔进了大牢。 从此， 我就开始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涯。

三大壶冷水把我灌得昏昏沉沉， 送进大牢后倒头就睡。 后半夜又被提出逼审了一次， 他们依旧一无所得， 再把我扔进大牢。 第二天中午， 我终于醒过来了，看到二十几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了有骨头的４０多个政治犯人， 经过小心翼翼探索交谈， 知得他们中有三战区派驻上海的军事专员平祖仁将军， 有军统沪一区的行动一队副队长张曦（刘源深， 早在５月 就被捕）、 行动队五队长汪洋、 队员蔡文龙， 情报第四组交通员周剑英。

过了几天， 响声很大， 一个受过刑的人被推了进来， 我一眼瞧去， 大吃一惊， 不是南京区区长尚振声吗！ 我站起来扶他，“尚将军！ ” 尚振声定下神， 突然睁大眼睛怒视我， “我在南京二度被捕， 关到上海‘７６号’ ， 没想到和你这个叛卖者同狱， 有辱我清名！ ”

我明白尚将军错怪我了， 就说： “尚将军， 你误会了！我自１１日下午被捕至今， 不仅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也绝不会出卖任何一个人。 ”坐下来后， 我们细细交谈。

我说， 上月２８日陈区长出事后， 区里重要干部不是失踪， 就是被捕， 恐怕我是最后进来的。 尚振声说， 我和你们沪一区没有横向关系， 只同你和凌丰那位小姐交往过一次， 也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真正身份。 这次我是在１１月 ７日南京被捕的，因此你告密的嫌疑， 现在我排除掉了， 对不起！

“不然是凌丰？” 我不解地自问， 联想她给陈太太送现款失踪， 陈太太电话中惊慌的语态， 我不能不确定是她叛投了。 后来从陈恭澍那里证实， 她不但吞没家属救济金， 而且出卖了军统南京区区长尚振声。尚将军对自己被出卖再也不追究了＇叹了口气说： “既然解来上海‘７６号’ ，恐怕来日无多了。 要我做汉奸， 不可能的，宁为玉碎！”

１９４２年１月 份， 尚振声和平祖仁两将军被汪伪“７６号” 处决于沪西。 死者长已矣！ 后来——不知在狱中还是出狱后我听说， 有位叫英茵的小姐， 是位为抗日救亡活跃于“孤岛” 和大后方的电影明星， 在平将军殉难后第十天， 生鸦片加安眠药， 和烈酒吞服， 追随将军而去， 红颜知己也！

我在大牢里呆久了， 反倒获悉沪一区覆舟情况。——１０月 ２７日午夜至２８ 日夜间的２４小时内， 沪一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先后被“７６号” 逮捕的有会计陈贤荣（即李根发）， 主任秘书齐庆斌， 电台联络员麻皮张作兴， 区长陈恭澍； 再由陈诱捕人事助理秘书桂涤非、 文书孙益之。沪一区中江山人被“７６号” 逮捕的先后有八人： 陈贤荣、 女佣赵兰芳、徐嘉禾、 王绍谦、 周金书、 郑肇武、 王世英、 华念雄。

在“７６号” 关押半年之后， 我们这８个江山人不知何故要被移押了。 那是１９４２年５月 １６ 日夜里， 空气中湿度很浓，闷热得叫人张开嘴透气。 狱方突然戒严，全副武装的宪兵布满监狱内外走廊， 每间牢房都加了锁。 狱警打开大牢， 把我们江山八人加了手铐脚镣， 一连串地押出牢房。这无疑是执极刑的场面呀！

其他牢房的狱友都聚在铁栅窗前， 默默目送。 我心陡地一沉， 别了， 三十一春秋的人生！ 谁叫我吃这碗阴阳参半的饭！ 魂魄一散， 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要载我们去何地枪毙，我们被押上铁罐车， 解往杭州民生路４６号，继续坐牢。 敌人此举， 无非是想断绝我们狱外亲友的接济与探望， 加剧我们在精神上、 物质上的困境， 迫使我们屈服归顺。 但他们的图谋没有得逞， 于是又在同年９月 ， 把我们八个江山难友押解南京太平路太平巷３２号， 汪伪南京感化院， 由日本鬼子和“高级” 汉奸对我们进行奴化教育。在这家洗脑子的感化院里， 我们重逢上海“７６号” 的狱友。

我遇到了沪一区行动队、 情报组的蔡文龙、 汪洋、 吉炽卿、 蔡庆刚、毕高奎、 何潮柱、 牛侠全、 李彝传等几十个被捕人员。 他们也是一关关地挺过来了。大家凑在一起， 追查、 检讨沪一区本次（还有第一次）出事的起因和经过，回忆如下

１９４１年春， 行动一队副队长刘源深（张曦）发现自己队的分队长冯贤暗地与“７６号” 特务有勾搭， 领取他们的津贴。他和区长陈恭澍商策后， 决定日内将冯骗引到郊外， 予以制裁。 未料被冯察觉，遂潜逃沪西， 投靠“７６号” 。

汪伪特工总部行动处长万里浪（原军统沪一区行动队长， 叛逆）向冯提出破获沪区机构线索为条件， 方能正式接收。 冯领捕了张曦， 又向万提供李根发行踪、 相貌特征。

于是，“７６号” 众多盯梢特务每日分别在两租界各大银行守候李根发。 法租界霞飞路口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的姜绍城， 是１９３８年戴笠通过宋子文安插的， 而沪一区每个月 的经费， 都是由中央会计郑肇武开出支票， 再由李发到姜手上支取现款的。 “７６号” 特务发现这一规律后， 就盯住李， 跟踪跟到李居住的弄堂口， 后来日夜监视李的住处， 进而分段跟踪李的出外地址， 查清了他所到的几处地点后， 决定实行抓捕。

由于“７６号” 处所是沪西租界之外， 所以他们进“孤岛” 抓人，须由日本宪兵队取得租界总巡捕房同意后， 方能由日本宪兵带了汪伪特务， 并会同捕房探长一同去逮捕； 抓到后， 还要由日特先办理引渡手续， 才能把被捕对象押回入狱。 这是一个繁复的过程， 早为军统潜伏在两租界巡捕房里的眼线刘绍奎、 刘俊卿、 薛耕莘等探长所探知， 他们就直接打电话给事主，“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玩。 ” 一听到这句暗语， 厄运将临， 他就立即处理枪支和文件， 连夜出门避难。

李根发也幸运地接到警告， 躲过一灾， 而监视特务发觉李没在家， 把行动队挡住了。 如此李“出去玩玩” 了好几夜， 神经松弛了下来，认为巡捕房我方情报不准， 庸人自扰，不愿再出走吃苦了。

１０月 ２７ 日， “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玩” 的电话又来了， 但李根发懒得走动， 结果被“７６号” 一举抓获。李根发一被捕， 潜伏在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刑事课长岗位上的刘绍奎于２８ 日凌晨打电话告诉了沪一区区长陈恭澍。

陈立刻离家，冒夜一路步行到区主任秘书齐庆斌家， 拟与齐商量应急措施，此时天刚蒙蒙亮， 看到齐家窗户都亮着电灯， 心中大疑， 但手已本能地去按了下门铃。 铃响， 熟悉的老仆人开了一线门缝， 哭丧着脸示意陈区长速速离开。陈转身下楼梯急奔， 但不知怎的跌倒在地， 守候在齐家四周的“７６号” 特务蹿出来， 逮住了陈恭澍。

两年前曾奉命在河内指挥行刺叛逃汪精卫的陈恭澍， 如今投降汪伪特工总部， 叛卖了军统沪一区。１９４３年８月， 在汪伪政治保卫局（即李士群死后的特工总部， 局长万里浪）任处长的陈恭澍和齐庆斌联名保释王绍谦和王世英（原沪一区情报编审）。“７６号” 把我们押到杭州释放。 所谓释放， 我们仍在他们手中， 还要为他们服务。 他们指派王世英任伪政治保卫局浙江区杭州站情报科长。 指定我住在日军占领的东街路１００号教会学校蕙兰中学（解放后浙江省杭二中）， 即伪政治保卫局浙江区区部， 等候分配工作。 当然不许我们离开杭卅ｌ。但他们终究是敌伪， 我们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 而且是军统的发源地， 我和王世英想方设法摆脱敌人的严密监视， 于当年１２月 下旬逃离杭州， 回到老家江山， 向驻在戴笠家乡峡口的军统东南办事处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