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铁血搏杀、锄奸上百,令日伪胆寒

霏霏说过去 2024-08-05 10:52:47

1937年8月,中日淞沪会战骤起,中日双方既有血与火的大战, 也有掩蔽战线的频频过招。 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蒋介石不得不运用包括特工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抵抗。军统、中通特务机构在反共的同时,也成了蒋介石与汪伪和日寇作战的暗剑。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下,戴笠的军统局和杜月笙的青帮联合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他们在上海等地与日伪进行了激烈的搏杀。

杜月笙唯一留下的一张少将戎装照

这个“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成立,不得不提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是上海举足轻重的大佬之一,他在上海的暗权力和影响,无人能及。早年蒋介石曾是青帮门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疯狂屠杀革命人士。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正是在杜月笙的残害下英勇就义。汪寿华的牺牲后,为了奖励杜月笙,蒋介石给杜月笙封了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名头。

戴笠与杜月笙也是老熟人,戴笠早年从江山县只身来到上海,是杜月笙资助并收留了他。戴笠称杜月笙叫“三哥”,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杜月笙向戴笠提议成立一支抗日武装,当时,戴笠也正想在苏浙沪地区建立一支带有间谍性质的武装力量,以满足军统抗战的需求,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戴笠立即将杜月笙的提议电告蒋介石。

戴笠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一支队营地讲话

1937 年 8 月底,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杜月笙、贝祖诒宋子文、张治中、俞作柏、吴铁城、俞鸿钧、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等人任委员,其中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蒋介石要别动队与上海军统一道,在戴笠的领导下在苏沪地区开展抗日活动。

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i构架

9 月 4 日,戴笠收到南京蒋介石发来的电报, 要求他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成立一支 1 万人的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 肃清汉奸和间谍活动,在敌前敌后从事骚扰、破坏、袭击。于是,戴笠在委员会下成立了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每个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面采取三三制,下辖大队、 中队、区队各级组织。戴笠为别动队定下的行动原则是:到最危险的地方行动;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 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搜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戴笠对别动队的要求是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各支队、大队、中队组织机构图

别动队五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何行健负责,成员主要是帮会分子; 第二支队由陆京士任支队队长,第三支队由朱学范任队长,成员多是工会分子; 第四支队由军统局骨干张邺任队长,成员为京沪一带的军统特工组成;第五支队由陶一珊任队长,成员为学生军。在当时情况下别动队仓促建军,而且部队人员庞杂,许多人又没有战斗经验。戴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开展战时训练,使这支队伍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别动队官兵训练

利用杜月笙的帮会, 帮会人物团结起来。同时,以黄埔系为骨干力量,分别安置为支队、大队、中队、区队干部,何行健为黄埔二期, 张邺是黄埔三期, 陶一珊是黄埔六期,中队长以上的职务都由黄埔同学担任。资历者达 600多 人。为强化基层作战力量,戴笠还在浦东驻防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部要了 600 名有作战经验的人过来担任班长、 副班长。

抗战官兵登记表

别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上海南市一带负责肃谍、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 其余的四个支队均按照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为日军炮火猛烈, 别动队难以深入敌后,但他们仍与正规军一起并肩血,虽伤亡惨重仍战斗不止。

别动队参加上海淞沪抗战

在淞沪抗战中,队员们感天动地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一支队的大队长李穰,字华秾,湖南华容人。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工兵科毕业。在日军坦克向四川路冲击时,周身捆满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支手枪,率领队员向敌人冲锋。后因我军炮火击退坦克,他才没有拼掉性命,身受重伤。但仍然不下火线,继续战斗。

淞沪抗战一、三支队部分官兵牺牲地、墓地示意图

第三支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接连三个昼夜不下火线,他的队伍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中队指导员也在战斗中牺牲。毛勋负伤后与幸存战士掩蔽在一座桥下柴堆里,惨遭敌机轰炸,毛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因伤势严重而残废。

四支队奉令在苏州河北岸掩护正规军撤退, 在战斗中全部牺牲。 最后在正规军撤离时, 南市地区留下五支队和二、 三支队一部固守,以五支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别动队誓死不退, 坚守 3 天,掩护十万部队退入法租界,

参战人员证明书

戴笠亲自召见陶一珊并发给他特别费以资鼓励。 五支队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 一支队在浦东地区搞游击, 其余特务大队及青浦、 淞江训练班, 佘山教导团等共 1700 人退往安徽祁门县历口镇整训, 后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 ,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由于战局混乱,学员们在撤退途中损失很大,青浦班撤退到历口的人员仅四分之一,淞江班因遭日军轰炸,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队长、黄埔六期生廖曙东,在撤退途中被日军包围逼入一水塘,他开枪击毙十几名敌兵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其后国民政府因其殉国壮烈,追赠其为陆军上校。

淞沪抗战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军政委员会宣传标语

当时据人事科调查统计, 别动队阵亡官兵在 1500 人以上。 从淞沪战场撤退后, 负责收容别动队人员的前方办事处仅收容到 2000 多人, 其余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或者流散了。

1938 年 4 月底,戴笠奉蒋介石电令: “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 沪杭沿线之国军, 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 ” ,于是戴笠以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基础,收编流散浦东及京沪、 沪杭沿线之国军残部,将其编成五个支队、 一个直属大队、 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以及教导一、 二团, 总人数 1 万余人。前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提议这支部队的名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苏浙游击总队”,戴笠认为不妥。认为叫“忠义救国军”比较合适。

5 月,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经蒋介石同意,正式改编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戴笠任总指挥,俞作柏为副总指挥,设指挥部于汉口,以安徽屯溪为前进据点, 逐步向京沪、苏浙附近沦陷地区挺进。

蒋介石之所以批准这支部队叫“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曾经是青帮成员,知晓帮会的内情,原别动队中有大量帮会人员,“忠义” 观念,易于团结帮会抗日; 二是蒋介石也想以此名与共产党的苏浙游击队相区别。 作为国民党军统控制的武装部队,前期任务单一,以抗日为主;但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由最初单一抗日的性质有所改变,它一方面与日汪作战,另一方面与新四军等中共的部队摩擦不断。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口号

忠义救国军建立之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军统的统一领导下,与军统一道,骚扰日伪,打击汉奸,搜集情报。投敌卖国是为人所憎恨的行为, 抗战期间重庆方面对依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合作的汉奸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暗杀行动对伪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震慑了投敌卖国分子。 军统在上海曾策划了多起对叛徒的刺杀行动, 目标包括汪精卫、丁默邨、李士群、 张啸林等重要汉奸头目。

1939年4月,汪精卫在躲过军统特工陈恭澍、余乐醒的刺杀后,从河内秘密回到上海,不断地与日寇策划筹备,加速了组织伪政权的步伐。日本特务机关也加紧在沦陷区建立特工组织,1939年3月,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及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网罗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建立了直属日本大本营指挥的特务机关(后划归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梅"),9月,汪伪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后,该特工组织又划归汪伪政府,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即76号特工总部。

第二支队支队长陆京士

汪伪特工总部成立后,不断分化、策反、侦破沦陷区的军统特工组织,一些军统特工人员或受汪伪"和平救国"宣传所迷惑,或因被捕后意志不坚定等种种原因,投靠汪伪特工总部。蒋介石为防止更多的国民党人投靠汪伪,电令戴笠开展锄奸行动。在锄奸行动中屡立战功的王天木、陈明楚、陈恭澍等。锄奸刺杀行动,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筱庵,1940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

第五支队支队长陶一珊

于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首先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日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将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

军统骨干、杀手陈恭澍

军统与忠义救国军联合诛杀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在当时轰动全国。

1939 年 2 月中旬,锄奸行动组长刘戈青,从南京的日伪内线处得知,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即将回上海过年。陈箓是重庆政府的心腹大患,被蒋介石批准为重要的刺杀对象之一。陈箓上海的家在愚园路 668 弄 25 号,紧靠镇宁路口,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陈篆非常重视安全问题, 常年在家门口布置警卫。

2月 18号, 陈篆从南京打电话到家中告诉要提前返家。 刘戈青得到陈篆己经到家的确切消息后, 立即通知徐国琦、 平福昌等人于19号上午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商议行刺计划。 下午6点8人如约行动, 相聚在陈篆家附近的酒吧观察情况,等待机会,

七时许, 伺机扑向陈篆家大门,刘海山一把夺过警卫的枪,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平福昌、 朱山猿用布将警卫的口堵上,拖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 刘戈青则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进入厨房。 留下两入看守厨房众入, 其余则跟随刘戈青从厨房冲进客厅。

此时的陈篆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 徐国琦拔枪照陈篆脸上就打。 刘戈青又补了几枪, 陈的胸部、 头部、 颈部、腿部多处中弹, 未及救治即已毙命。 随后众人火速撤退, 分头离开。 此案做的干净利落, 未留下任何线索。 直到5个月 后, 平福昌、 谭宝义两人再次潜入上海,准备谋刺汪精卫时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 于11月 8日供出刺杀陈篆的情况。此案影响重大, 陈篆的死无疑了给日本侵略者和敌伪汉奸政府沉重的一击。

正当伪政府人员因为陈篆的死惶恐不安之时, 隔日又发生了一起伪政府人员被刺案。 被刺者名李国杰, 为李国璋之孙, 与北洋系关系很深, 曾被派出国考察实业, 回国后任参议院议员。 后与梁鸿志、 温宗尧参加伪组织, 担任伪行政院高级参谋。 李在上海的住所在新闸路1130号, 2月 21号下午4点左右, 李国杰身着黑色皮衣乘车出门, 突然遭到埋伏在此的两名青年跃出阻拦并拔枪对其射击。李头部、 腰部、 腿部各种一枪, 当即倒地。 这两名青年趁路人惊慌之时离开。

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司令部

2月 27日, 沪西越界筑路区华伦路上, 突然发现三颗人头,当时众说纷纭。后经调查证实,属两女一男。 别动队26日夜攻入该处时, 乘胜将其处决,27日凌晨高悬于百利南路华伦路附近的申新纱厂残垣断壁上。在三颗头旁边,贴有布告, 指称该三人为汉奸, 被杀之人是极司非而路1551号约翰菜馆的主人王福祥, 住在沪西越界筑路区, 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密探。 若干年前原为曹家渡方面六区公安

进入三月以来日本以侨民安全受到威胁为名, 频频向租界工部局施压, 借以蚕食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制权, 给抗日锄奸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驻沪地下机关包括军统, 被迫把据点逐渐向法租界转移, 给抗日锄奸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 军统仍以两租乔为依托, 继续坚持抗日锄奸活动。

忠义救国军成员解放后写的材料

陈醒民律师与日伪南市地方法院的法官藏彭年合办有一个事务所。 3月 7日晚9点多钟, 陈醒民被人以办案为由, 将其从白克路568弄, 贵傅里7号事务所,诱拐至新闸路鸿福里附近, 开枪击伤其腿部, 凶手当场逃逸。陈醒民经医院救治, 性命无忧。 而陈与茳彭年合办的事务所就在白克路贵傅里7号。

4月 11早上9点左右, 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公共租界劳合路139弄(即居易里北弄)遇刺, 当场毙命。 巡捕房华捕730号, 当时前往追捕, 也被击伤。 行刺者在事后逃逸, 不知所踪。 席时泰原为沪上的著名医生, 曾在日本医大留学, 在沪行医多年。 八一三战事前, 曾一度前往外埠, 返回上海以后, 生涯一落千丈, 所以曾在中西电台广播教授日语。 后来伪组织相继成立,

忠义救国军士兵证明书

伪警察局长卢英登台以后, 席与其来往甚密, 并担任伪警察局秘书主任一职。 11日上午9点多钟, 席时泰吃过早餐后外出, 他住在劳合路127弄(即居易里南弄)12号内, 但该弄门平时并不开, 居民平日都从后门出入, 经139弄(即居易里北弄)拐入劳合路。 当臼, 席由后门外出, 不想没走几步, 突然冲出两人, 一着长衫,一着短服, 各自拔出手枪, 向其射击。 当时共开六枪, 席时泰中弹倒卧在该弄6号门旁。 行刺之人见目的已经达到, 从弄内某商店的后门, 逃向虞洽卿路。席时泰被送至巡捕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军事委员会给忠义救国军的函件

伪上海市政府第一科总务股主任科员王宪民, 52岁, 安徽人。 家住麦特赫卜. 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1939年军统在卜海沦陷区的抗日锄奸活动司脱路190弄71号。 于4月 17日晚被暗杀于法租界华格臬路鸿运坊内。身旁留有一张署名中国青年锄奸团的纸条, 上写道“伪市政府第一科科员王宪明, 为虎作伥奉命执行”

4月 19日, 沪西越界筑路区域内, 又发生一起锄奸案件。 伪维新政府财务部税务处处长杨其观被砍伤。杨其观又名竞安, 广东人, 居住在愚园路1010号三层洋屋内。 19日凌晨, 杨及家人均己入睡, 突然间听到后门外有声响, 仆人起身去巡视, 并没发现什么情况。 到4时30分左右, 天还没亮, 忽然问有一壮汉, 由隔壁的阳台跃入公寓的三成楼前楼, 那里是杨其观的卧室, 随后即刻拨出利刃向杨捅去,杨奋力抵抗,但头、胸部仍被戳伤, 痛极倒地。 该壮汉遂将行刺的利刃丢在地上,从容逸去。杨的家人发觉后,即将杨送至虹口福民医院救治, 因伤势不太重, 保住了性命。

忠义救国军登记表

5月 6日清晨7点半左右, 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副主任曹炳生, 由其公寓山西爱成斯路双龙坊寓所乘坐自备的黄包车前去捕房办公。 当走到162号的大福面馆门前时, 突然冲出4名男子, 均着长服, 将车夫扯住。 其中两人拔枪向曹射击,连开十余枪, 曹炳生当场被击中4枪, 重伤倒地。凶手见目的已经达到, 即分散逃逸。 曹炳生随后被送到广慈医院, 但因子弹击中要害, 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当时赶到现场的越捕, 曾与凶手交火, 流弹伤及路人张氏、 徐氏两人。5月 12日, 下午5点钟左右, 有一男子正途经法租界青年会门口时, 突然冲出一壮汉, 手持利刃向其刺去。 该男子不及防范, 当场被击中, 肺部被刺两刀,心脏被刺一刀, 立即重伤倒地。 行刺者见目的已达到,态度从容,从身边取出早己经准备好的传单向路人散发。 随后附近的岗捕赶到将行刺者逮捕。 被刺者名为潘承炯, 苏州人, 住在法租界姚主教路14号,在爱多亚里34号的大北电报局工作,当时正在积极活动谋求伪维新政府交通部收发主任一职, 不想被刺身亡。

忠义救国军胸章

有一访客到家中, 声称有案件委托。 瞿钺的家人让他下午再来。 到中午1 1点左右, 瞿钺从法院返回家中,访客在度来访。瞿钺带他到楼下的会客室商谈。 正当两人谈话之时, 该访客突然拔出手枪向瞿钺射击。 瞿钺急忙逃串, 慌乱中臀部被击中, 便顺手拿起椅子格挡, 两人打成一团。 瞿钺趁乱逃向门外。 其家人听到枪声连忙从后门外出报警, 巡捕随后赶到, 将该男子捕获。 瞿钺被送至医院救治,因伤势较轻, 保住了性命。

戴笠和梅乐斯检阅忠义救国军

6月 23日, 法租界又发生枪杀案。 被杀者名王长根, 宁波人, 又名王少亭,44岁, 在海关工作。 家住辣斐德路辣斐坊6号, 为日方搜集情报。 6月 23日晚上7点钟左右, 王长根在法租界马其南路辣斐德路汽车站乘坐21路公共汽车。

他身后一名身穿派力司长衫的青年趁王上车时, 抽出手枪对其射击。 王长根连中三枪, 重伤倒地。周围巡警闻枪声赶到, 将王送至广慈医院救治,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而该青年也被巡捕抓获。

忠义救国军成员解放后写的材料

随后上海伪政府警察局局长卢英也被袭击。 6月 29日上午, 卢英与中心区警察署长朱氏乘车外出办公。 当车辆行驶至松井大道濑川路洛阳里附近时, 突然从道路两旁的草丛中钻出7、 8名壮汉, 手持手枪向汽车猛击。司机惊吓之下连忙踩紧油门, 仓惶逃离。 卢英及朱氏并未被击中, 但早已吓得魂不守舍。 伪警局连忙派人前去调查, 在松井大道通往朱家宅附近的20米左右, 正在修路。 这些壮士们就是乔装成苦力才躲避过曰军的防哨线的。 虽然此次袭击并未达到预定目的,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军统上海区的的实力, 事前信息的获得, 路线的布置, 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哪怕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

1939年7月 , 由于上海区陈明楚的叛变,区长王天木投降汪伪,上海站受到严重打击, 所属14处办公地点均被搜查, 代理区长赵理君也在敌方追捕当中,无法履行职务, 该区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陈恭澍于8月 接任上海区区长后,对其进行了改组和重建, 将原有上海区改为沪一区, 新增沪二区。 一区区长陈恭澍; 二区区长姜绍谟, 陈祖康任书记。 改变以前大组织机构, 化整为零, 成立许多小规模直属局本部领导的地下组织, 各成独立系统, 不发生横向关系, 避免一网打尽。 至此锄奸活动才又开始活跃起来。

8月 26日早上8点左右, 时报报馆副经理王季鲁在其法租界寓所附近被狙击, 身受重伤。 王季鲁住在法租界拉斐德路颖邮。 26日早上王离开家步行至拉斐德路亚尔培路搭乘22路公共汽车赴报馆办公(王当时除了在时报担任职务外,同时还处理着中华日报的事务)。 当他走到甘司东路东边的拉斐织染店门前时,突然有一壮汉从门旁跃至王季鲁身后, 拔出手枪向其头部射击,子弹从王左耳旁射入后从鼻问穿出。 该壮汉见王季鲁中弹倒地后,迅速离去。当附近的巡捕赶到时,早已不见人影。王季鲁被送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救治, 因伤势不在要害,性命无虞。

忠义救国军官兵生活场景

9月 4日上午8点40分公共租界内又发生一起政治暗杀案。 被杀者是位于新大沽路45l号的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 吴志骞是南通人,38岁, 在该校担任校长已经多年。并没有亲眷在沪,所以吃住都在学校,此时,吴时汪伪“和平救国运动”的参与者。

4日早晨8点40左右, 有一身穿西装的男士来见。 两人见面后, 该西装男子立即拔出手枪向吴射击。 当时总共开了6、7枪, 其中4发子弹命中吴志骞, 吴浑身血流如注, 重伤倒地。 该男子见目的已经达到, 即刻向外逃去。 该男子在校门口有一同伙人, 负责掩护。 看到西装男子出来后, 两人迅速逃离, 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 学校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向捕房打电话报警。 等巡捕赶到将吴送至上海疗养院救治。 吴右臂中2枪, 胸腹各l枪, 其中有颗子弹并未穿出, 终因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吴志骞

9月7日又发生了一起锄奸案件, 死者是伪社会局第三科科长许也夫。7日凌晨1点30分, 被暗杀于劳工医院, 暗杀者是假扮该院病人的军统刺客。 许也夫除了在伪政府社会局服务外, 与伪上海市党部方面的关系也很密切。

许于8月 21日由外地来上海后, 即住进劳工医院养病。 据称是许也夫在来沪的轮船上染上了痢疾。 经过该医院宋医生诊治后, 在该院头等病房养病。 在被暗杀前4、5天已经痊愈。 当时医生批准其出院, 但许也夫以没有找到房子为借口, 不愿意离开。 但每天早出晚归, 常常到半夜12点左右才回到医院。 许也夫和该院的医生是老乡, 所以医院也不过问。 到9月 4日下午, 有一病号求诊。 下午又要求住院养病, 他自称刘镛。 身穿西装, 背部患有皮肤病, 他自己还说有神经衰弱。 当时由该院的护士陪同选择病房, 选在了许也夫的隔壁, 也是宋医生主治的。 刘镛住院后也是每天外出, 到9点左右才返回医院。

6日那天,许也夫又外出至午夜才返回医院,当时全院人员都己经休息。 到凌晨1点30分左右, 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 又听到有人惨叫。大家寻着声音走到了14号病房, 当时房门已经大开,没有开灯。众人开灯后看到许也夫已经倒卧在血泊中,大家分头查看各病房,发现隔壁12号的刘墉已不知去向,急忙报告巡捕房。又将许乃夫送至宝隆医院救治。行动人员行刺得手后, 由于医院前后门已经关闭,就从后门旁的树上用布条爬下,渡过小河逃逸,可见事前是做好了准备的。 许也夫被击中2枪, 均在头部。

两枪都是从下颚射入均未穿出。 许被送至宝隆医院后, 因伤势过重于下午4点50分死亡。 9月 8日,原军统上海区外勤王永魁、刘永因甘为汪伪政权爪牙,被第三行动队王茂等在公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枪杀。 漕河泾特别警察司令韩钧9月 14日在法租界巨赖达路圣母院路口庐山公寓附近被枪击, 肩、 胸各中一弹, 重伤。

韩钧是上海市漕河泾特别警察司令,其司令部设在漕河泾内, 但韩钧为了 接洽方便, 在巨赖达路圣母院路附近的庐山公寓租有一个长期房, 韩有时会夜宿在那里。14日中午11点多, 韩钧和他的翻译官金田山等一行人由公寓外出,当步行至自备的汽车旁边时,突然遭到提前埋伏在该出的四名男子伏击。 由于事发突然, 众人来不及做出反应, 韩钧当场身中两枪,倒卧在汽车中。当巡捕赶到时,四名刺客已经在混乱中逃逸。 韩钧被其车夫送入福民医院救治,虽身负重伤但性命无忧。韩钧自从担任漕河泾特别警备司令后,给上海区的抗日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才引来杀身之祸。

9月 24日中午, 上海伪沪市商会总干事李如璋在公共租界福州路701号天蟾广播电台门前被枪击, 重伤不治。24日到福州路的天蟾电台进行募捐宣传。中午12点,中西药房的老板周邦俊前往致词(李是周的徒弟)。甚当致词完毕后,李如璋送师傅下楼,刚行至大门口时,突然闯入几个携枪青年,拔出手枪向李射击,李如璋当场中弹, 重伤倒地。 一时之间尖叫声不绝于耳,秩序大乱,几名携枪青年趁乱离开。李随后被送至山东路的仁济医院救治,但是因为命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刘纪青、刘伯年、严蕴玉三人因参加汪精卫的“和平救国运动” 于lO月 12被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在威海路中社食堂刺杀, 当场毙命。

10月 14日晚10点, 伪上海市公用局局长李鼎士, 在公共租界平望街平望里美娟书寓宴客寻欢, 到场的宾客有华中汽车公司理事董明, 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王长春, 日本人池田幸次、 喜多旺夫(昭次)等。 @李鼎士为了向宾客献媚, 特别召来了当红花姐小乔红和另外两名女子陪客。 正当宾客兴高采烈之时, 突然闯入4名不速之客, 口中喊道: “吾等为游击队员” , 向众人连开数枪, 击伤两名日人和车夫孙昌余。 董明听到枪声后, 由楼梯窗口跳出跌伤, 当时李鼎士的两名保镖胡长海、 张健中没敢出面抵抗, 躲在了楼下的后厢房中, 该行动者见目的已经达到, 随后逃逸。 小乔红从房间逃出后也躲到了后厢房, 保镖误以为是凶手, 开枪将其击毙。 捕房以杀人重罪将两名保镖拘捕。

程海涛是法捕房政治部华裔督察长, 1938、 1939两年间法租界捕房主办逮捕抗日活动分子最积极、 最卖力的就是他。 多次率领日本宪兵搜索军统上海的抗日工作组织。1939年7月 14日, 军统上海区14处办公地点被查处也是此入带领的,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给上海敌后抗日活动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军统上海区经上级批准后, 决定对其进行制裁。 根据侦查得知, 程海涛有时会乘坐自备的面包车从贝勒路、 康悌路口一带经过, 故派出两班人轮流在该处路口的转角处守候。

10月 18曰早上7点多, 程海涛由贝勒路恒昌里寓所外出, 前往巡捕房办公,当走到康悌路口时,守候的行动人员当即一人掩护,另一入拔枪向程射击, 连开3枪, 程海涛当场毙命, 行动人员随后撤离。 当程海涛被人打死在马路上的消息传出以后,法捕房巡捕, 尤其是专管搜捕政治犯的那群人,个个惊慌失措, 互相告诫, 唯恐惹来杀身之祸。 ∞

10月 28日, 法租界有又发生两起刺杀案件。 死者一名是伪上海市政治顾问李金檩, 另一名为积极参加“和平运动” 的复旦大学教授汪复炎。李金檩被刺的地点在马浪路西门路口济生堂药店门口。李金檩的公寓在西门路西湖坊内, 平时走济生堂药店的侧门迸出。28日中午, 李金檩外出归来,走到济生堂药店附近, 突然冲出一名预先埋伏在此的青年,拔枪向其射击, 连发两枪。 李头部中弹倒地, 该青年随后逃逸。 巡捕赶到将李送往广慈医院救治,但李伤在要害, 下午2点左右气绝身亡。而汪复炎被杀的地点在拉都路359号门口。汪住在福履理路福显坊, 28号中午由学校返回公寓,被凶手用利刃击毙, 刺客成功逃逸。 在一日之内, 就在法捕房附近连发两起命案,可见租界内的抗日锄奸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

10月 30日, 公共租界, 爱文义路大通路口, 两男子遭枪击。 分别是宁波慈裕人金启昌和他的同事冯公展, 两人均在浙江省盐务机关任职。 金启昌当场毙命,冯公展重伤。

1 1月 9日晚, 沪上又发生一起血案。 出事地点在四马路大新街口的万利酒楼。 死者有2名, 为沪上“新贵” 。 一名叫杨进海, 任职于日本宪兵部。 事发时日本宪兵部正在组建自卫队, 杨因有功于日方, 被任命为“自卫队” 副队长, 成为沪上“新贵” , 出入以汽车代步, 新居位于新加坡路新华村22号。

8日下午杨进海到万利酒楼定下宴席, 于9曰晚宴请宾客。 9日晚杨所邀宾客10余人陆续赴宴, 正在大家欢饮之时, 突然有枪声传出。只见主人杨进海倒卧于血泊之中。因场面混乱, 不能确定行凶者是后来闯入抑或是赴宴人员。 除了杨迸海以外,其所邀请的贵宾, 杨的顶头上司, “自卫队” 正队长罗志斌也中弹毙命。 罗志斌住在极司非而路安乐邮4号, 曾旅居日本, 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充当翻译。 因善于献媚, 由翻译升任“自卫队” 队长。 11月 13日, 绍范九也因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 被军统上海区直属组毕高奎, 枪杀于法租界自来火街西兴旅社。

与此同时,戴笠派陈恭澍来沪重建军统上海区后,军统人员先后抵沪, 与苏浙行动委员会成员一道,将上海两租界内的锄奸活动继续开展起来。 12月 8日早晨, 在两租界交界处, 福熙路上又发生一起抗日锄奸案, 被刺杀者名叫葛树森, 北京人, 曾任伪上海市政府警察局沪西分队长。 战前葛曾任浦东警察分队长, 上海沦陷后, 庐英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警察局局长, 葛因与庐英有袍泽关系被任命为沪西伪警分队长。 ②葛树森住在福熙路四明邮4号,距离他被袭击的地点只有几十米。 8日上午葛树森从公寓外出, 步行至福熙路哈同路口公共汽车站等候汽车, 突然路旁冲出一青年, 拔枪向葛射击, 但因葛出身警队, 身手敏捷, 仅仅受了轻伤, 行刺之人并未达到目的。 后巡警赶到与该青年发生枪战, 造成数名路人伤亡。

12月 8日, 军统局上海区第三大队大队长蒋安华派人制裁了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队的队长赵刚义, 刺杀地点在人来人往的闹市中心, 公共租界大新公司门前。 在众目睽睽的闹市之中, 取人性命, 不能不说当时双方交锋的激烈和无所顾忌。

12月 21日晚6点左右,静安寺路,戈登路口发生一枪击汽车案。 当时有一黑色汽车自静安寺路1140弄内开出,有预先埋伏于此处的4名男子拔枪向汽车射击。 当时公共租界巡捕房副捕头倍克斯恰巧骑车经过,连忙闪身躲避。 待倍反应过来,双方人马都已经不见踪迹。当日晚上9点左右在爱多亚路上发现骑车7辆,其中l辆为当日被袭击车辆, 由6辆车前后护送,由爱多亚路经福熙路进入愚园路向汪精卫方向驶去。 黑色轿车上所坐之人是伪“76号”大汉奸丁默村,中统上海区郑苹如等人奉命对其采取行动。军统上海区和汪伪“76号” 的较量己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2月 22日,汉奸吴木兰因反对抗战,主张投降,倒向敌伪参加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 被枪杀于法租界马浪路431号华北公寓内。吴木兰是江西南昌人,22日上午,有一客人进入华北公寓,当时吴木兰正在处理私务,该青年进入房间后即拔枪向吴射击,弹中要害,吴当场气绝身亡,待捕房赶到时,行动人员已安全撤离。 ∞

1939年的圣诞夜, 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明楚; 叛变的原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及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指挥官何行健在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被枪击, 陈明楚当场毙命, 何行健被送至医院后也因重伤不治身死。5日凌晨4点钟左右, 陈明楚、 何行健、 刘冲三人, 从惠尔登舞厅后门走出, 被预先埋伏在此处的马河图、 岳清江、 丁宝龄拔枪射击。 共开6枪, 刘冲身中2枪, 陈、何两人各中一枪, 但命中要害, 随后身亡。

圣诞当天康脑脱路299号存心德药房也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为参加“和平运动” 的顾克勤, 由军统上海站第一大队执行。12月 26日, 军统上海区第二大队第二分队陈默等人在静安区仙乐舞厅, 制裁了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

据记载:沦陷区军统及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格杀日寇、汪伪汉奸的行动,150多起,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种轰轰烈烈,但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也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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